内容摘要：关于元曲家孔文卿的籍贯及其《东窗事犯》杂剧之“西湖旧本”说，今仍存在分歧。本文通过对《录鬼簿》的体例及作者钟嗣成生平的交游情况进行辨析，认为孔氏非浙江溧阳人，《录鬼簿》所载当无误。剧作《东窗事犯》是据民间传说改编而成，后随着北杂剧中心南移而流传到杭州，时人及后世又据以改编成杂剧或”戏文、传奇，它是“西湖旧本”，而非据“西湖旧本”改编而成。

关键词：孔文卿 籍贯 西湖旧本 辨析

关于元曲家孔文卿的文献记载主要有两条：一是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载：“孔文卿，平阳人。”[1]（p78）此条下注有《秦太师东窗事犯》一剧。二是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云：“先生准拟圣门孙，析住平阳一叶分，好学不耻高人问。以子称、得谥文。论纲常，有道弘仁。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明善恶，劝化浊民。”[1]（p21）关于孔文卿的籍贯，一般认为是山西平阳人，然孙楷第先生在《元曲家考略》中指出，《录鬼簿》所载孔文卿与溧阳孔文卿是同一人，溧阳孔氏是元代时自温州平阳迁入，认为钟嗣成《录鬼簿》所载孔文卿为平阳人有误。[2]（p21）有部分学者也赞同这种说法，如洛地先生曾说：“元代用元曲编撰或编演《秦太师东窗事犯》杂剧的，至少有三人：杭州著名艺人杨驹儿、杭州曲家金仁杰，还有一个就是孔文卿，平阳人（据孙楷第先生考证，系浙江平阳）。”[3]另外，学界对“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一语有两种理解：一是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是依据“西湖旧本”改编而来的，持此论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东窗事犯》即“西湖旧本”，如叶德均先生在论述金仁杰的《东窗事犯》与孔作时便提到：“金仁杰是杭州人，他的《东窗事犯》是西湖本。孔作既在其前，是金本以前的旧本……” [4]（p601）本文拟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及辨析，辨明元曲家孔文卿的籍贯，并对其剧作《东窗事犯》的流传作初步的探讨。

一.元曲家孔文卿非浙江溧阳人

我们可假定元曲家孔文卿是浙江溧阳人，那么《录鬼簿》卷下必定会有孔文卿生平的相关记载。理由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可先从与孔文卿有直接联系的人物杨驹儿入手。天一阁本《录鬼簿》关于孔文卿剧作《东窗事犯》的记载是“二本，杨驹儿按”。一般认为，“按”即今天所谓演出之意，就是说，《东窗事犯》是杨驹儿之演出本。杨驹儿是实有其人的，夏庭芝《青楼集》中“杨买奴”条记载她是“杨驹儿之女也”，[5]（p486）可证明杨驹儿是乐籍中人。张可久有散曲《骂玉郎过感恩采茶歌·杨驹儿墓园》，中有“题情犹是酸斋赠”句。酸斋即贯云石，可知杨驹儿与张可久、贯云石均有交往。贯云石是延祐元年（1314年）辞官南下，泰定元年（1324年）卒于杭州客寓，他与杨驹儿的交往当是在这十年间。张可久虽是庆元人，但正如严敦易先生所言，他的散曲涉及的地域多局限于杭州，且张可久被置于《录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之列，而此列中诸人，亦均以身居杭州等地为限。[6]（p492）因此，杨驹儿与张、贯二人的交往很可能就在杭州。再来看钟嗣成的生平概况，关于其生年，学术界尚存争议，或认为钟氏生于1275年，或认为生于1280年或稍后，本文采用较为折中的观点，即约生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①。以此推算，在杨驹儿尚活跃的这十年间，钟氏正值壮年。虽然现今没有文献材料记载钟氏与杨驹儿有过直接的交往，然钟氏生平也喜爱结交艺人②，那么他与杨驹儿有交往也是有可能的。另外，钟嗣成当时所处的杭州，正是北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钟氏很可能观看过杨驹儿演出的《东窗事犯》杂剧，故在剧目下注明此剧乃“杨驹儿按”。《东窗事犯》杂剧的作者是孔文卿，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若此孔文卿是浙江溧阳人，则钟氏对他的了解绝不会仅限于籍贯。因为我们从《录鬼簿》卷下可知，钟氏与众多南方籍或长期寓居南方的曲家有交往，所以他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渠道了解孔文卿，甚至可从杨驹儿处获得相关信息。又从《录鬼簿》卷下的南方曲家记录情况来看，即使与钟氏没有交往的曲家，即“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钟氏也会有简短的介绍。如“高可通”条：“有小曲、行于世者极多。”“李邦杰”条：“有隐语、乐府，人多传之。”等，这与“孔文卿”条只记载籍贯的做法是大相径庭的。由此我们基本可断定孔氏并非南方籍的曲家。

第二，《录鬼簿》卷下把曲家分“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和“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四类。所谓“相知者”，即与钟嗣成有过交往的人。我们今天无从得知溧阳孔文卿是否与钟氏有过交往，但是，如果两人确实交往过的话，那么钟氏必定会把孔文卿置于“相知者”列。但正如上述，钟氏是必定知道有孔文卿这样一位曲家存在的，所以即使钟、孔二人没有交往，钟氏至少会将其录入“闻名而不相知者”列。我们甚至还可以划分得更具体一点，钟氏的《录鬼簿》成于至顺元年（1330年），再次修改于至正五年（1345年）后③。据《元曲家考略》，溧阳孔文卿生于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卒于至正元年（1341年）[2]（p21）。即在钟氏《录鬼簿》完成之时，孔文卿尚在人世，则钟氏应把他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或“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再次修订时，孔氏已卒，则钟氏也应把他列入“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或“已死才人不相知者”。然今天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录鬼簿》卷下并无半点关于孔文卿的记载，这也正好说明了元曲家孔文卿非浙江溧阳人。

二.元杂剧《东窗事犯》即“西湖旧本”

如上所述，学界或认为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是根据“西湖旧本”改编而来的，或认为《东窗事犯》即“西湖旧本”。本文在此赞成第二种说法，理由如下：

我们可先假设《东窗事犯》由“西湖旧本”改编而来。据上文，孔文卿是北方人，他若要改编“西湖旧本”，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西湖旧本”流传到北方，孔文卿据以改编。我们知道，北杂剧和南戏产生交流一般在元统一全国后，但当时出现了北杂剧创作中心南移的趋势，大批北杂剧作家、作品涌入南方。假如这部“西湖旧本”是杂剧，那么在这种大趋势下反而要往北方流播，这种可能性显然是不大的。我们又知道，南戏此时已在南方兴起并流行，假如这部“西湖旧本“是南戏，那么它流传到北方的机会有多大？我们可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元一统后，“中原之音”便成为当时的通语，《中原音韵》云：“惟我圣朝兴自北方，五十余年，言语之间，必以中原之音为正。”[7]（p273）又谓：“混一日久，四海同音。上自绪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一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7]（p267）因此，以“中原之音”为基础的杂剧能为南方观众所接受。南戏则不然，它以南方方言演唱，与“中原之音”有很大的差别，即使它流传到北方，也难为北方观众接受。这样说来，若“西湖旧本”是南戏的话，要在北方产生影响也是举步维艰。第二种可能性是孔文卿南下，看到“西湖旧本”并据以改编。据《录鬼簿》及其他相关文献，孔文卿并无南下的记载。但我们也不妨假定这是文献失载所致，孔文卿实有南下的经历。他在南方创作的《东窗事犯》剧流行于杭州却是不争的事实，按理说这部剧应该是在杭州刊行的。但现存《东窗事犯》仅有元刊本，并被冠以“大都新刊关目的本”的字样，这说明了该剧在大都流行过。从现有的文献看，元统一全国后，杂剧创作和演出逐渐南移，大批作家和演员纷纷来南。传统上关、马、郑、白元曲四大家都与杭州发生过联系，或游历、或为官、或定居。著名演员如珠帘秀、连枝秀等南下杭州演出，大都因这些著名作家和演员的南下而逐渐走向衰落。再者，从元刊杂剧的刊刻情况来看，不明刻地的有十九种，其余十一种中，标有“大都”字样的有四种：关汉卿的《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郑廷玉的《大都新编楚昭王疏者下船》、张国宾的《大都新编公孙汗衫记》、孔文卿的《大都新刊东窗事犯》。标有“古杭”字样的有七种：关汉卿的《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尚仲贤的《古杭新刊的本尉迟恭三夺槊》，石君宝的《古杭新刊的本诸宫调风月紫云亭》、王伯成的《古杭新刊的本李太白贬夜郎》、杨梓的《古杭新刊关目霍光鬼谏》，郑光祖的《古杭新刊关目辅成王周公摄政》和无名氏的《古杭新刊小张屠焚儿救母》。其中杭州刊行的剧作约是大都的两倍，这说明了杭州的戏曲演出比较繁盛。若再留意刊于杭州的剧作的作者，会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于北方的，如关汉卿、尚仲贤、石君宝、王伯成和郑光祖。这说明北方作家的作品已流行到杭州，或者说这些作品本身就是创作于杭州的。反观南方作家，他们的作品并没有出现“大都新编”或“大都新刊”的情况。如杨梓，其作品都是刊行于杭州。郑光祖是自北南来者，一生创作了十八种剧作，存八种，今仅知道《周公摄政》一剧是刊行于杭州，其余剧作均没有表明刊刻地。而其他南方籍作家的作品因没有标明刊刻地，所以也无从考究。因此，笔者认为，在大都杂剧创作和演出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以及当时作品刊刻流传的情况来看，孔文卿南下看到“西湖旧本”并据以改编为《东窗事犯》杂剧，并随后流传到北方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捻《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一语应理解为孔文卿首先编撰《东窗事犯》，剧作流传到杭州，成为“西湖旧本”。

三.元杂剧《东窗事犯》在后世的流播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基本可断定，元杂剧《东窗事犯》就是“西湖旧本”，为了使这个结论更加令人信服，笔者试把元杂剧《东窗事犯》的形成及其在后世传播的过程简略勾勒如下：

元杂剧《东窗事犯》演秦桧谋害岳飞并遭冥报，其本事早在南宋便广泛流传。《元一统志》引宋人曾撙《信笔录》说④，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秦桧受冥报故事的最早出处。叙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八年时，广西宪台属官代理巡按经过铁围山，晚上迷了路，一人引他走进一座深谷，见一官吏在拷问一犯人，旁边有人告知被拷问者就是秦桧。属官上前向秦桧作揖行礼，秦桧对属官说：“西窗事发，君归为言作大功德。”属官找到路径回到客舍，不久他任满经过金陵，到秦桧家向其妻王氏说起此事，秦妻大吃一惊，说：“西窗即太师破柑处，议杀岳飞者也。”不久，王氏也死去。可见，宋末秦桧谋害岳飞事被称为“西窗事发”。这个故事流传到元代，被改称为“东窗事犯”，最早可见于《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警戒门的“欺君误国”条：

秦桧矫诏，逮岳武穆父子下棘寺狱，遣万俟卨锻炼，未服。一日，桧于东厢窗下画灰密谋，桧妻王氏曰：“擒虎易，放虎难”。武穆遂死狱中，张宪、岳云弃市。金人酌酒相贺曰：“莫予毒也”。后桧挈家游西湖，忽得暴疾。见一人瞑目厉声曰：“汝误国害民，我已诉于天，当受铁杖于太祖皇帝殿下。”桧自此怏怏以死。未几，子熺亦亡。方士伏章见熺荷铁枷，因问太师何在。泣曰：“在丰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见桧与万俟俱荷铁枷囚铁笼中，备受诸苦。桧属方士曰：“烦传语夫人，东窗事犯矣！”[8]

这个故事流传到《江湖杂记》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增加了灵隐寺行者乱语讥讽秦桧的细节，又把目睹秦桧遭冥报的人具体化为秦桧的隶卒何立。是书记载：

桧既杀武穆，向灵隐寺祈祷。有一行者乱言讥桧。桧问其居止。僧赋诗，有“相公问我归何处，家在东南第一山”之句。桧令隶何立物色。立至一宫殿，见僧坐决事。立问侍者，答曰：“地藏王决秦桧杀岳飞事。”须臾，数卒引桧至，身荷铁枷，囚首垢面，见立，呼告曰：“传语夫人，东窗事发矣！”[9]

这则故事虽然文字比较简略，但事情的原委、发生地点、时间、人物、核心事件等都交待得十分完整清楚，孔文卿正是以此作为原型编成《东窗事犯》的。

《东窗事犯》流传到杭州后，在当地民众中大受欢迎，个中缘由当是岳飞本是杭州人的信仰对象。杭州人对岳飞的祭祀在南宋时就已经开始，如周密的《武林旧事》、吴自牧的《梦粱录》等均有祭岳的记载。⑤到了元代，元人又续修岳飞的庙和墓，⑥祭祀岳飞的活动依旧不绝。就《东窗事犯》一剧本身的情况来看，它有着很强的祭祀性。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从剧中多鬼魂和祭奠的描写，此剧又可能是在岳飞庙祭奠岳飞时所演之剧。”[10]（p116）因此，当《东窗事犯》流传到杭州时，它与杭州百姓的岳飞信仰一拍即合，因此广为流传，成为了“西湖旧本”，后世戏曲也多以此作为蓝本进行改编。

《东窗事犯》既然是“西湖旧本”，那么据它改编的剧作又有哪些呢？笔者以为，据文献记载，《东窗事犯》在元代的改编本有二：一是金仁杰的同名杂剧《东窗事犯》，二是南戏《秦太师东窗事犯》。先看金作，从创作时间上看，孔文卿的时代应该要稍早于金仁杰，其剧作也应当早于金氏。再者，天一阁本《录鬼簿》在金作剧目下注曰：“次本”，孟本注曰：“旦本”。康保成先生《元杂剧中的“次本”》一文认为，元杂剧中的“次本”即是改编本，是作家或艺人有意地对“的本”（即足本）进行改编。又指出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是杨驹儿的表演本，而金仁杰的同名作品，是另一艺人喜春来的表演本，或即是为喜春来而改编的。[11]这种解释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故对于金作来说，孔作是“旧本”，金作是据孔作改编而来。

再看元南戏《秦太师东窗事犯》，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下著录有《秦桧东窗事犯》，《永乐大典目录》卷三十七“戏文十五”题为《秦太师东窗事犯》，两者当为同一剧，今不存。《九宫正始》题“东窗事犯”，注云“元传奇”，引佚曲五支。学界已经指出明代无名氏的《岳飞破虏东窗记》（下简称《东窗记》）传奇是元南戏《东窗事犯》改编本，而稍后的《精忠记》传奇又据《岳飞破虏东窗记》改编，但对于元南戏《东窗事犯》与孔文卿的《东窗事犯》杂剧的关系，却鲜有关注。笔者以为，元南戏《东窗事犯》正是根据《东窗事犯》杂剧改编而来的。南戏虽仅存五曲，然仍可从中寻找出与元杂剧的关系，而其中的蛛丝马迹就在南戏【尹令】一曲中，该曲《九宫正始》【仙吕入双调·过曲】征引，与之对应的是《东窗记》与《精忠记》中的【尹令】，曲词均与南戏略有出入，试比较三者如下：

元南戏

【尹令】你做了亏心事，教咱替你，正是本心不知理。空着我有言难支对，想着此事难瞒昧。你向日在东窗，密语商量我怎知？[12]（p972）

《东窗记》

【尹令】你做了亏心事，教咱替你，正是本心不知理。空着我有言难支对，想着此事难瞒昧。你向日在东窗下商量我怎知？[13]（p186）

《精忠记》

【尹令】做歹事交咱替你，正是本心不知道理。空教我有言难支对，想着此事难瞒昧，向日在东窗下人怎知？[14]（p63—p64）

可见《东窗记》先据元南戏改编，《精忠记》再作进一步的改动。元南戏【尹令】的曲意当为疯和尚揭露秦桧和妻子王氏在东窗下密谋陷害岳飞。另外两支【尹令】分别出自《东窗记》第三十一出和《精忠记》第二十八出《诛心》，均演地藏王化作疯和尚，在西湖灵隐寺揭露秦桧陷害岳飞的阴谋。故可推断，南戏《东窗事犯》也有这个情节。而这个情节恰好就是元杂剧《东窗事犯》第二折所敷演的内容。

曲词方面，元南戏【尹令】似因袭了元杂剧的【双调·石榴花】，元杂剧的曲词如下：

太师一一问真实，你听我说因依。当时不听大贤妻，他曾苦苦地劝你，你岂不自知？东窗下不解西来意，我葫芦提你无支持。子为您奸猾狡佞将心昧，你但举意，我早先知。[15]（p541）

明传奇《东窗记》第三十一出和《精忠记》第二十八出，两剧均有五支曲子因袭和改编自元杂剧《东窗事犯》：【园林好】取自【醉春风】、【尹令】取自【石榴花】、【豆叶黄】取自【斗鹌鹑】、【月上海棠】取自【十二月】和【尧民歌】、【五韵美】改编自【尧民歌】、【江儿水】改编自【快活三】。《东窗记》第三十一出共十四支曲，《精忠记》第二十八出共十三支曲，但改编自元杂剧的曲子就占了近半数。虽然我们不能确知二剧距离南戏《东窗事犯》的原貌有多远，但如上述，南戏《东窗事犯》此处与二剧有重合的剧情，二剧绝对不会只因袭南戏【尹令】这一支曲子，上面列举的五支曲子，除【尹令】外，其余四支曲子也很有可能是从南戏《东窗事犯》中改编过来的，而且根据明传奇【尹令】改编元南戏【尹令】的情况来看，这四支曲子应该还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元南戏的原貌。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南戏《东窗事犯》应该与明传奇《东窗记》和《精忠记》一样，共有五支或更多的曲子是改编自元杂剧《东窗事犯》。综上所述，元杂剧《东窗事犯》成为“西湖旧本”，并在后世流播的过程可概括如下：自南宋到元代，秦桧岳飞的故事一直流传并不断演化，元代孔文卿据以改编为《东窗事犯》杂剧。剧作流传到杭州后大受当地人欢迎，故杭州本土曲家金仁杰和无名氏分别据以改编成同名杂剧和元南戏《东窗事犯》。到了明代，周礼把南戏《东窗事犯》重编为传奇《东窗记》，无名氏又进一步改编《东窗记》为《精忠记》。

四.结论

本文对元曲家孔文卿的籍贯进行了辨析，认为孔氏若为浙江溧阳人，根据钟嗣成《录鬼簿》的体例及其生平交往，他必定会把孔氏录入《录鬼簿》的下卷，且有相关的文字记载，然事实并非如此，这说明元曲家孔文卿非浙江溧阳人，《录鬼簿》“孔文卿“条所载当无误。孔氏的《东窗事犯》杂剧是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秦桧、岳飞的故事改编而成，随着北杂剧创作中心的南移，剧作流传到杭州，时人和后世均有据此改编的作品。因此，元杂剧《东窗事犯》是“西湖旧本”而非据“西湖旧本”改编而来。

注 释

①见王钢《校订录鬼簿三种》附录《钟嗣成年谱》（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夏庭芝《青楼集》“王玉梅”条载：“……身材短小，而声韵清圆，故钟继先有‘声似磐圆，身如磐槌之诮云。”可知钟嗣成平素与艺人过往甚密。

③是年曲家乔吉去世，乔吉是今传本《录鬼簿》所记载生平活动最晚者，故钟氏应在是年后对《录鬼簿》再作一次修改。

④曾氏原书已佚，《元一统志》“铁围山”条引录，见《永乐大典》卷2340。

⑤周密《武林旧事》卷五，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五《古今忠烈孝义贤士墓》，均载祭岳飞事。

⑥详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之三“岳鄂王”条。

参考文献

[1]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孙楷第.元曲家考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洛地.元曲杂剧兴于南方说[J].艺术百家，1998年，第3期.

[4]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5]夏庭芝.青楼集[A].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C].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6]严敦易.元曲斟疑[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7]周德清.中原音韵[A].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C].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8]（元）无名氏.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二[A].（清）张钧衡辑.《适园丛书》民国刻本[C].

[9]褚人获.坚瓠集：“首集”卷4[A].笔记小说大观[C].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

[10]罗斯宁.元杂剧与元代民俗文 [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1]康保成.元杂剧中的“次本”[J].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12]（明）徐子室.九宫正始.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

[13]（明）周礼.岳飞破虏东窗记[A].王季思主编.全元戏曲[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14]（明）无名氏.精忠记[A].明清传奇校勘小组整理.明清传奇丛刊[C].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5]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基金：玉林师范学院校级重点项目“元杂剧的明代改编本研究”，项目编号：G20140014.

（作者介绍：孔杰斌，玉林师范学院讲师，古代文学专业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