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考察王小波的生平经历，可以发现1968-1970年王小波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插队的独特的经历在其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借助在德宏插队时种种不堪回首的经历，王小波的杂文中、将彻底批判和反思文革置于一个重要位置，并深入到事件的“背后”，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探寻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同时从在云南插队时期的个人体验出发，尖锐地揭露生活在“无智、无趣、无性”的世界里的可怖，又以充满诗意的方式勾勒出充满自由的理想的人生状态。

关键词：王小波 云南 插队经历 杂文 影响

一

作为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王小波因小说“时代三部曲”受到读者热烈追捧，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于小说的叙事学分析，对主人公形象的探讨及思想意义等方面而呈“众声喧哗”之势。实际上，王小波的杂文创作也相当可观，他写过大约36万字的各类杂文随笔，生前零星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读书》、《东方》、《南方周末》等杂志，后由北岳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思维的乐趣》，另一个集子是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我的精神家园》。王小波的杂文选材较为驳杂，既有文艺范畴内个人的创作心得，对小说艺术的体悟和对当代作家作品的一些评论；又有从自由知识分子立场出发对社会问题的坦诚态度，如影视技术的发展，同性恋问题，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的保障；同时积极介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种文化论争，如关于社会道德伦理、国学与新儒学、民族主义等问题；最后，还包括一些在美国和欧洲留学、生活的杂感。王小波的杂文往往融叙事与议论于一炉，风趣幽默，亦庄亦谐，挥洒自如，有论者评价为“既让人捧腹，又令人掩卷沉思，把杂文随笔提高到了艺术品的境界。”[1]

喜欢王小波杂文的读者可能对以下的句式最为熟悉不过：我在云南的时候，在我插队的时期，我当知青的时候……考察王小波的生平经历，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时期即指的是1968-1970年王小波在地处边疆的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插队的时期。这段独特的经历在王小波的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德宏插队生涯中的种种经历，激发了王小波最早的文学创作冲动，在阅读和写作中重新构筑自身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王小波在德宏陇川插队的这段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独特而丰富的素材。在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中，他一再复述穿插大量的有关德宏插队时期的故事、经历，来反思历史的错位和时代的荒谬，成为其文学文本中一个重要的叙事构成。

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灾难，而发生于文革中延续了十余年之久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彻底改变了以王小波为代表的千千万万插队知青的命运。少年时代的王小波像当时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上流淌着理想主义的热血，然而崇高火热的理想和触目惊心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小波们想象中的革命、理想、战天斗地等天真的信条被残酷的生活击得粉碎。虽然云南德宏地处边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举国狂热的背景下，各种极左思潮仍然泛滥成灾，思想控制无处不在。大量匪夷所思、荒谬绝伦的事件纷至沓来，强烈的冲击着王小波敏感的神经，以致于十多年后王小波仍然无法释怀，在杂文中一再回顾插队时痛苦而悲惨的遭遇，对文革中倒行逆施、泯灭人性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批判。在《极端体验》一文中王小波回忆道：“在村里开会，支书总要吆喝地富到前排，讲几句话，就叫他们起来撅着。那些地富有不少比我岁数还小。原来农村的规矩是地富的子女还叫地富，就那么小一个村子，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撅在大伙面前，头在下腚在上，把脸都丢光，这也是种极端体验罢。”[2]在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个人的尊严和自由遭到无情的践踏，王小波借助插队过程中司空见惯的一个微小细节，展示了特定政治年代在荒唐的“血统论” 影响下对普通人随意的肉体折磨从而导致的精神伤害。而《肚子里的战争》则结合王小波在云南生病住院的经历描述发生在医院中的充满冷漠和荒诞的动手术的故事。在文革中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纷纷被打为“牛鬼蛇神”受到排斥，而不学无术的所谓“医生”竟然响应“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领袖号召，堂而皇之地站在手术台上做开膛手术。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想象这样的情景，而在文革中，再怪异荒唐的事件往往有着最严肃崇高的理由，而参与者却不以为异，充分显示了文革的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一面。王小波对文革历史的回顾，既没有直接控诉四人帮种种罪恶的“宏大叙事”，也不像文革结束后文坛上流行的伤痕文学的一味哭伤喊痛，而是结合个人在云南插队过程中最真实的人性体验，揭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苦难和荒谬。在王小波的笔下，权力的淫威、暴虐，个人在权力之网中的弱小无力，孤苦无依的非人境况，一切都异常的残酷和真实，作品的主题也往往显得深刻而沉重。虽然“文革”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借助在德宏插队时种种不堪回首的经历，王小波的杂文中仍然将彻底批判和反思文革置于一个重要位置，体现了一种决绝的质疑精神。

三

王小波之所以被称为一位真正的思想者，原因在于他并不仅仅反映了某些历史真实，而是往往深入到事件的“背后”，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去探寻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尤其是对其负面和劣性给予深刻的解剖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小波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国民灵魂的拷问者”[3]是恰如其分的。自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对民族心理、性格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充分暴露的国民劣根性挖掘的异常深入，而到了九十年代文坛，王小波自觉地继承了鲁迅的杂文传统，结合在云南德宏插队过程中得天独厚的的人生阅历和体验，对这个问题再次进行了扩展和深化。如在《“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中王小波写到：“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经长途运输运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对此我没有什么怨言，只有一股油然而生的行货感。”[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家国意识和集体观念，个人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个人的“存在感”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这种观念在文革中这种“重集体轻个体”的观念更被发挥到了极致。为了国家的宏观目标就可以牺牲个人的人生自由和人格尊严，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人们并不觉得在逻辑上有什么不妥。王小波借助文革中在国家意志的“安排”下，从北京万里迢迢远赴云南插队的从个人的遭遇出发，深入反思了以革命或集体的名义压制和摧残个体的专制行径，正是因为“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个人意志服从于集体利益，一切向整齐划一靠拢，所以造成了在文革中“被牺牲了的一代人”——知青的沉重命运。而在杂文《救世情结与白日梦》中，王小波为了批判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夜郎自大、抱守残缺、沉醉于浪漫的空想而不能自拔的阿Q式心态，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个人在云南的经历：“七零年，我在云南插队，离边境只有一步之遥，对面就是缅甸，只消步行半天，就可以过去参加缅共游击队，解放缅甸的受苦人；但我又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对头。理由是：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救。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这样一来，我的理智就战胜了我的感情，没干这件傻事。”[5]在王小波看来，九十年代流行的“中华文明将拯救世界”的论调和文革中要“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如出一辙，它会带给我们一时的麻醉与亢奋，却终究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而已。在中国人深层次的心理意识中，一方面总是等待“救世主”，希望圣人、明君、侠客等人能把我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同时又乐于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高高在上给别人带来福祉，结果却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迷梦。在这里，王小波在云南插队的经历，就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国民意识中的无知与虚妄。正如论者所言：“王小波以其清晰透彻的思考彻底动摇了千百年以来传统认知下根深蒂固的浅见和陋习，指出了人类自下而上所遭受的真实境遇。”[6]

四

在王小波去世后，学术界很多研究者都把王小波视为中国纯粹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继承了自蔡元培、胡适以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传统。何谓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的存在本身乃是目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任何政府、社会组织或别人的手段，所以每个人都具有人的尊严，而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就必须建立民主和法制的制度。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作为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念，在王小波的多篇杂文中都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和阐释，以“丰富敏感的经验理性，洞若观火的感知判断，质朴率真的文字，都传达出一个纯正的、本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者的立场”。[7]和一般只会卖弄高深理论、引述一些生涩的概念术语的学者不同，王小波往往“回到过去”，从在云南插队时期的个人体验出发，从正反两个方面入手，尖锐地揭露生活在“无智、无趣、无性”的世界里的可怖，同时又以充满诗意的方式勾勒出充满自由的理想的人生状态。如在《思维的乐趣》中王小波说道：“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请示，晚汇报……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8]而在《人性的逆转》中王小波更沉痛地写到：“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9]插队时王小波和其他21位北京知青被分配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弄巴农场，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劳动和生活均由军代表管理组织分配，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的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一方面是日复一日的生产劳作带来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消解，另一方面却是感悟到时间的流逝，人生苦短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可能这也就是在这样的人生悖论中，王小波开始形成逆于常规的思维，主动选择了对主流生活状态的逃离，并且在以后习惯于在沉默中冷静地审视社会，并最终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同样是以云南插队生涯作为背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王小波所有杂文中知名度最高，也最能体现王小波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精神追求。文章同样以“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养过牛”起笔，用戏谑的笔法叙述了一只神奇公猪的英雄经历，它敢于蔑视人类为猪狗牛羊设置的“主题”，利用自身的某些优势专和人们调皮捣蛋，很有些“特立独行”的派头，而且积极追求精神生活和爱情生活，成为动作矫健、自由潇洒、甚至反抗人类强权世界的另类“英雄”形象，和文革中对生活中的种种规则和限制安之若素，在荒诞的权利模式的束缚下浑然不觉、不思反抗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通过这样“寓言化”的书写，王小波借助历史层面完成了对自由主义精神的复活和再造。

王小波被一些论者誉为“文坛外高手”， 引起了越来越多评论界的关注，但对其插队经历与文学创作关系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发展。我们认为，在云南三年的插队生涯，无论是对王小波的生活还是创作都产生了难于估量的影响。正是在插队过程中现实呈现的荒谬和连绵不绝的苦难，比任何廉价的政治宣传和狂热的鼓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王小波日后在杂文中一再追溯德宏插队生涯、彻底反思文革历史的现实源泉。梳理王小波的德宏插队经历与其文学创作的关系，为探讨王小波的文艺心理和深入分析其作品都提供了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视角。

注 释

[1]李银河：《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前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2]王小波：《极端体验》，《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46页

[3]王岩森：《王小波：传统文化的批判者和国民灵魂的拷问者》，《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4]王小波：《“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56页

[5]王小波：《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78页

[6]薛文：《向“大师”逼近》，《吕梁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7]张伯存：《王小波和自由主义及文化论争》，《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8]王小波：《思维的乐趣》，《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24页

[9]王小波：《人性的逆转》，《王小波全集.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98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德宏插队经历对王小波文学创作影响的研究”（项目编号：2014C152Y）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介绍：杨开浪，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