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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财经新闻如何助力供给侧改革

2016-11-18刘瑾鸿

新闻爱好者 2016年10期
关键词:财经经济企业

刘瑾鸿

早在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在2016年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供给侧改革”出现了5次!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中热度最高的语汇。

简单来说,当今我国所提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标是在需求一方,其实质是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供给的质量来满足和适应日益多元化的需求,从而让供给和需求匹配和谐,最终实现社会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性。当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了调结构、拉内需、提品质的新常态模式中,为了适应中国经济的转型,作为经济信息的主要供给者——财经媒体也应该具有供给侧改革的思维和意识,在报道主题和方向、报道角度上作出调整,为经济平稳度过“三期叠加”而助力。

一、关注小微企业和从0到1的企业

在当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中国经济要以更新、更强的创新能力作为驱动器,而不再是生产要素的简单投入。循着创业和创新的线索,财经媒体可能要更多地报道小微企业的动向。

相比较而言,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进行创新,目前处在市场中心的大企业不太可能成为创新的主力军。创新往往来自于边缘,来自于目前还处在角落中的众多小微公司。这种方向值得财经媒体思考和重视。大中型企业市场占有率高,上缴税收多,职工人数多,再加上企业领导人具有广泛的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些都成为媒体报道的主要主题。还有一点,这些企业可以在广告投入上支持媒体。小微企业由于自身处在初创阶段,市场地位不稳固,面对的风险更大。这些都成为财经媒体报道的难点。

什么是创新?美国硅谷的领军人物、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在他的著作《从0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中认为,创新不是从1到N,而是从0到1。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企业从10分做到60分,或者从60分做到90分,可能是非常优秀的企业,却不能算是创新的企业。以往财经媒体在针对技术报道的惯例中认为,这是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和科技界小圈子范围内的现象,媒体主流内容往往对此不予理睬。这种状况造成了大众媒体对技术前沿发展变化的迟钝,对技术所带来的风险和福利也没有向公众清楚地解释和传达。随着科学普及的不断深入和受众科技素养不断地提高,大众媒体应该彻底改变对科技报道的观念和态度,将科技领域作为密切关注的对象,从而助力创新,同时也加快整个社会对新技术的适应和调整。

小微企业和从0到1的企业,从其未来看都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媒体从业人员不仅需要在报道方式和技巧上多加注意,同时还需要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独具慧眼,能发现那些真正超越0到1的最后赢家并为之鼓与呼。

二、发挥舆论监督功能,要让“破坏”发生

2016年全国两会上,白岩松谈道,“想要绿色发展就要为媒体的舆论监督多开绿灯”。“媒体人要当喜鹊,但也要做啄木鸟,通过叼出树干上一个又一个的害虫,给自己找到食,更重要是维护整个森林的健康。遇到很多环境事件,偷排、超标排放等,舆论和新闻媒体要当政府和老百姓的眼睛。”在当前的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又具有了新的意义。可以说财经媒体对落后产能企业的曝光和批评与扶持创新是并行不悖的,目的都在于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

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改变社会面貌的经济创新是长期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在新的产业崛起的同时,也必将摧毁旧的产业。面对这样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如果我们不让“破坏”发生,创新也就没有了生长的空间。伴随着创业、创新大潮在中国社会不断蔓延展开,退出机制的建立也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2016年以来,国务院多次表态督促各方着力做好积极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僵尸企业”主要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处理“僵尸企业”的工作可以被认为是退出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这种退出机制包括清除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等相关行业的落后以及过剩产能等。很显然,退出机制会面对更多的利益纠结和多方力量的博弈。财经媒体聚焦这个领域,是要发挥解释、劝服、疏导的作用,既要传达与“退出机制”相关政策的精神和意义,又要积极疏通利益相关各方的意见态度,引导社会舆论,真正发挥减压阀作用。

除此之外,财经媒体在市场中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也可以被看作是退出机制的一部分。证监会曾经表态,要利用大众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维护市场的稳定和秩序。媒体揭露了真相或部分真相,可以帮助监管者和投资者看到上市公司隐瞒的违法违规行为,这有利于信息透明,从而能起到维护资本市场公平性、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

财经媒体作为资本市场专业性新闻监督力量,在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的财经媒体把舆论监督作为勒索企业、骗取广告收入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公器私用”。像这样的媒体是市场中的害群之马,务必除之,让其“退出”才能还市场以洁净。

三、并购重组新闻是财经媒体王冠上的明珠

布赖恩·伯勒曾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工作过多年,他在1993年写作的纪实性报道《门口的野蛮人》中,记述了RJR纳贝斯克公司收购案的前因后果,这部财经报告文学入选过《福布斯》20本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书籍。《门口的野蛮人》最近在中国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被财经界频频提及,其原因正是目前还没有谢幕的“宝万之争”。

有人说,并购新闻是财经新闻王冠上的一颗明珠,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并购活动由于其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设定了新的参考框架,会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企业的市场估值。对于财经记者来说,企业并购重组的新闻报道就如同一座高山,山顶的景色固然美丽诱人,但上山的道路却也不易。并购重组活动中所包含的专业技术含量是最高的,就拿宝万之争来说,这个事件成为很多国人认识并购重组这种经济活动的入门启蒙课程。整个过程中媒体相关的文章中所包含的金融术语有恶意收购、资金杠杆、毒丸计划、白衣骑士、定向增发、董事会改选、大股东、保险浮存金、A股和H股、黄金降落伞、绿票讹诈、加权股价、股息分红、停牌、举牌、资产负债、资产证券化等。随着宝万事件的每一步进展,不断有新的入局者,有新的可能性,有新的动向,就有新的金融专业名词。可以说,所有这些名词累积起来就是一本活生生的财经教科书,如果没有深厚的功底,如果不是在财经圈子中浸淫多年,如果没有对资料的深入解读和分析,一般水平的记者面对这样的主题,即使写出报道面世,也很可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

并购新闻是财经新闻中最富戏剧性、最云谲波诡的章节。并购重组是巨大的利益博弈场,在这个场域中,既有美丽和光荣,也有丑陋和罪恶,这里最公开的操作背后可能就是最隐密的勾当,很多“财技高超”的不良之徒打着并购重组的旗号进行着套现和掏空企业的行为,因此要想了解交易中的真相,一睹庐山真面目,财经记者还真得练就一身真功夫。目前,在我国财经媒体中,具备这样能力的财经记者还为数不多。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向新闻界提出挑战和发出召唤,引人瞩目的“宝万之争”只不过是一场大戏中的序曲。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是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大年,无论是从并购重组事件的绝对数量、绝对金额还是单个并购所涉及的交易金额都有井喷式的增长。而在未来,可以想见随着供给侧改革规划的逐渐落地,随着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随着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大规模回归,企业的并购活动会持续成为财经新闻的热点和焦点。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的财经记者也能写出脍炙人口的财经报道。

四、加强投资者教育,塑造证券市场新形象

2014年以来,中国证券市场被全面激活。牛市中火热的行情烘热了投资者的心,紧接而来的断崖式下跌又如一盆冰水浇得市场参与者不知所措。中概股纷纷从海外的市场私有化退市回归国内。新三板迅速扩张,截至2016年4月份,其挂牌家数达到6583家,甚至超过了深沪两市所有上市公司的数量。新三板市场被寄予厚望:希望这里能成长出下一代如阿里和腾讯一样的公司。已经实施的沪港通和已经在计划之中的深港通将国内证券市场与海外资本市场联通起来,投资者可以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去平衡风险和获取回报。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强大而有效率的证券市场。这一方面指证券市场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其已经成为经济趋势的晴雨表;另一方面还在于富有活力的证券市场是经济体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是驱动创新创业的发动机。证券市场通过风险承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注入资金给敢于开拓、不断尝试的企业来获取未来可观的投资回报,从而刺激了企业创新能力,激活了市场的创业热情。“公司为一个或少数几个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服务,可以深入未知领域去冒险,招募各种人才,并能在很长时间内承受亏损。企业只要能找到通过分散投资共同承受风险的股东,公司就有希望取得重大的创新成就。股东可以长期持有股份,或者将其出售给愿意持有的人,并在未来实现收益”。[1]

对于财经媒体来说,为了证券市场长期而稳定地发展,同时也为了引导社会资产进入证券市场来进行长期配置和投资,这就需要在全社会营造一个健康、公正、充满智慧和活力的证券市场新形象。

首先,财经媒体要树立投资者的新形象。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一些有关股市题材的影视作品,较有知名度的有潘虹主演的电影《股疯》、20集电视剧《坐庄》等。这些影视剧的主创人员对证券投资并不熟悉,使得作品本身对证券投资活动的描述不是很准确,其中的很多细节跟实际的状况相差甚远。这些影视剧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中的投资者都是一些好逸恶劳、白日做梦的投机分子,股票投资更是同复仇等恩怨情感联系起来,其中充满了阴谋、狡诈和算计。这些早期影视剧虽然不是真实的新闻报道,但也反映了在媒体的视野中对待投资者的形象塑造有失偏颇。

我国在证券市场建立之初,本着将前进中的矛盾最小化的策略,在不辩解、不争论的指导思想下,回避了意识形态方面很多矛盾和干扰,对于投资者和投资活动始终没有舆论上的解释和澄清。今天,投资者的群体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在舆论上保持沉默的话,就不利于投资者群体的发展,也不利于他们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媒体要肯定证券投资是通过购买股权的方式来分享企业和整个国家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这既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企业和个人。它体现着投资人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参与意识,是参与者的盈利动机与国家经济发展要求的统一。投资者是智力劳动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对于社会所做的贡献,并不逊色于其他劳动者或工作者。证券投资带来的收益绝非不劳而获,而是要靠理性投资、敏锐的眼光和认真的分析研究之后去追求阳光下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天上掉馅饼,也绝不是不义之财。财经媒体要树立投资也光荣的社会舆论。

其次,树立上市公司新形象。在美国的证券市场中,各行业龙头的上市公司才是市场的中流砥柱,这些公司中有像迪士尼、可口可乐、埃克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宝洁这样的百年老店仍然在为股东创造价值,还有像Google、Facebook、苹果这样的成长性公司给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这些企业以及它们CEO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媒体的关注,占据所有财经媒体的头版头条,有的甚至成为国民经济景气指数的“风向标”。随着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整体质量的不断提高,财经媒体报道的焦点也应该跟国际接轨,挖掘市场中真正的绩优蓝筹股。例如像茅台、格力电器、天士力这样的公司,它们都是在中国整个国民经济腾飞的背景下,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高速增长的,并且能够给投资者带来真正回报的优质企业。这样的上市公司才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核心价值。加大对具有成长性上市公司的报道,应该成为媒体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再次,加强投资者教育,建设科学理性投资文化。中国证券市场曾经盛行“庄家崇拜”和“政府崇拜”,“戴花要戴大红花,炒股要听党的话”“庄家不露头,神仙也发愁”等类似的股谚都反映了投资者的这种思想。不少投资者把四处探听政策信息、追踪庄家行踪当成盈利的制胜法宝,上市公司的任何财务指标、经营状况都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普及科学、理性的投资文化,教育投资者是我国资本市场真正走上成熟、健康之路的根本保证。投资者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证券投资基础知识、证券监管政策法规、风险教育和风险提示、投资者权益等,教育的重点是责任教育,即让投资者了解证券监管机构、企业主管部门、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及投资者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媒体可以在投资者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建设分享文化财经媒体大有可为

2016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再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分享经济”这个概念。李总理谈道:“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从2015年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发展分享经济”,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促进分享经济发展”,这些都反映出了中央对待“分享经济”的立场和态度。

腾讯CEO马化腾在全国两会上提到分享经济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他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过剩成为全球新问题。经济过剩带来了经济剩余资源,在企业层面体现为闲置库存和闲置产能,在个人层面则表现为闲置资金、物品和认知盈余。分享经济,恰恰是一种通过大规模盘活经济剩余而激发经济效益的经济形态。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而言,分享经济对于帮助去产能,优化配置社会资源,提高社会协同合作效率,从而降低大众创业门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创业创新活动中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按照《共享经济:重构未来商业新模式》一书的作者——美国女企业家罗宾·蔡斯所提出的分享经济的模式是产能过剩共享平台人人参与。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商业企业依赖互联网技术所搭建的各种分享平台,如滴滴出行、小猪短租、Uber、Airbnb等,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人们的参与也是分享经济能否持续下去的关键要素。将自己空置的房间租给旅行者,利用自己私家车的空余座位在上下班的路途中搭载几个乘客,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帮助邻居遛狗、看护baby和老人,甚至在自家的晚饭餐桌上多添一双筷子,分享给小区里下班归来无暇做饭的职员,等等。分享经济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如何让人人将自己的闲置资源和闲置时间贡献出来乐于与人分享,仅仅有租金或者劳务收入的回报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全社会建立乐于分享的文化和价值观,在这方面,财经媒体应该说大有作为。

第一,大众媒体应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与人分享的基因——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传统儒家的思想内容中就有集体分享的精神,儒家提倡人们相互之间以和为贵、和谐相处、互相帮助;在佛教中也讲究相互为善,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有了这样的文化,中国的消费者在未来面对共享经济的时候,就有了很好的心理接受基础。

第二,大众媒体应该把对分享文化的建设同绿色环保的宣传结合起来。现实社会中已经有很多实实在在的数据都可以用来说明分享经济对于公益环保所起到的作用。例如出租车司机在使用滴滴软件后,空驶率减少了10%,那么就出租车群体而言,由此而减少的汽车尾气排放和雾霾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大众媒体要多多关注这些数据和事实,教育公众懂得跟人分享就是减少对地球能源的消耗,就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就是保护人类的家园。

第三,大众媒体要为全社会树立“使用并非拥有”新消费观念。一般的私家车,跑在路上的时间只有5%,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停车场。一辆轿车能装4个人,70%的时间车里只有一个人。如果分享的平台已经能够做到为消费者提供随叫随到的服务,个人拥有一部汽车的价值还有多少?购买并占有汽车不见得是一个划算的方式。随着分享经济的深入,我们不必拥有资产却可以实现方便的使用,而使用才开始产生费用,不用便无需为闲置资源买单。目前,“使用”比之“拥有”并不具有身份象征,因此普及“使用并非拥有”的观念不仅需要媒体为消费者算经济成本账,同时也要引导消费心理,让消费者把“使用”作为消费时尚,最终成为新的身份象征物。

第四,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媒体记者会过分夸大人们从分享中所得到的收入和金钱,例如突出“专车司机收入过万”“买卖二手物品让某某发了财”等。尽管这些内容确实属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些类型的文化分享活动,例如在知乎上尽自己所能回答问题,还有上传学习资料给其他同学等,其背后的动机却是非物质性的,是人们的参与感、成就感和幸福感等精神回报。而大众媒体往往对这种活动视而不见,重视不够。

陈力丹先生在其著作《舆论学》中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确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还应是一个形成现代经济精神的过程。这种精神来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践,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营造一种良好的舆论氛围。”[2]同理,分享经济作为人类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不仅需要商业企业的经营和运作,财经媒体与之相关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引导也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埃德蒙·费尔普斯.大繁荣[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5.

[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232.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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