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华玲

容闳（1828-1912），字纯甫，广东香山人。七岁时，由容母送入西塾，望将来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十三岁时，随美国传教士普拉温赴美留学。成丰四年（1854年），容闳以优秀成绩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归国后，容闳在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的提携下成为驻美副使，组织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活动。在中国近代洋务史、教育史等领域，容闳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作用。

此前学界有关容闳之研究，主要关注在其对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贡献方面，然专门针对容闳与曾国藩之关系的研究却鲜有见得，这也就给本文留有了一定的学术探讨空间。笔者将从容闳自传《西学东渐记》入手，重新认识曾国藩对容闳的“知遇”，进而容闳的“教育计划”得以实现，最终造就了“近代中国留学之父”。

曾国藩对容闳的知遇之恩

容闳心存报国志，在耶鲁时，就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让中国人也享受到西方的文明教育。但他自小出国，并没有获取传统中国的任何科举功名，因此，在面对内忧外患的飘摇局势时，尽管他有着“教育救国”的远大理想，但在其回国后的若干年间，却一直是处于报国无门的尴尬境地。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经人推荐，入曾国藩之幕，他才有了建购机器“母厂”、成立兵工学校、实现官派留学等大展宏图的机会与条件。可以说，曾国藩对于容闳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容闳第一次见曾国藩，面对其“锐利之眼光”和仔细之估量，容闳自觉“虽不至忸怩，然亦颇觉坐立不安”，此番安庆会谈持续三十分钟，更多的是带有了主幕二人在初识之际的熟悉与客套。对于容氏所怀之“教育救国”计划，却是没有涉及。

大约在容闳入曾国藩大营的两个多星期后，他受到了第二次接见。文正公以“若以为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著手”为问询之，容氏因从友人处听得了一些风声，于是，在“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的前提下，决定顺应曾国藩心意，改变了自己“以教育计划为答”的初衷。

容闳将自己“魂梦难忘”的教育救国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也是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设予非于数夕前与友谈论，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者，予此时必以教育计划为答，而命之为最有益最重要之事矣。今既明知总督有建立机器厂之意，且以予今日所处之地为，与总督初无旧交，不过承友人介绍而来；此与予个人营业时，情势略有不同，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况予对于予之朋友，尤当以恪守忠信为惟一之天职。予胸中既有成竹，故对于此重大问题，不至举止失措。以予先期预备答辞，能恰合总督之意见，欲实行时即可实行也。于是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容闳著，张叔方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5-76页）

当面对曾国藩询问时，此时已是幕僚身份的容闳，并未将“教育计划”一股脑儿全盘托出，反而以“情势略有不同”，选择避免“贸然提议”教育计划所带来的可能性“冒昧”，加之容闳也考虑到自己与同是幕僚身份的朋友们之间的“忠信”等问题。

由于容闳个人社会地位与身份的变化，影响其言谈举止的因素也变得复杂，但这不能被简单地认为容闳变得“阿谀逢迎”。因为出身平民而又无科举功名保身的容闳，在经历了早年生活的跌宕起伏后，已然领悟到自己必须要珍惜好、把握住此时的机遇。

在第二次面见曾国藩一个星期后，容闳正式得到了建立机器厂的“全权”委任命状，并“另有一官札授予以五品军功”“先往外国探询专门机器工程师，调查何种机器于中国最为适用。将来此种机器应往何国采购……”诸事宜。此机器厂，即后世所称“江南制造局”。

容闳虽自小就在美国接受西方教育，但从他对曾国藩的崇拜，主动向社会主流阶层的靠拢，以及迫切寻求清政府官方的认可等行为特征，我们却又不难看出他内心深处传统而保守的本位情结，以及对于身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与追逐。

从“小试其锋”到“教育计划”的最终实现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在就任两江总督前，于所辖境内巡行一周，以视察民情风俗。当见其亲创之江南制造局时，曾国藩表现出“非常兴趣”。于是，容闳“导其历观由美购回各物，并试验自行运动之机，明示以应用之方法”。见曾国藩“大乐”，容闳“乘此机会”，提出在江南制造局旁边另设一兵工学校，“招中国学生肄业其中，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江南制造局附属兵工学校的建议，因得到曾国藩的“赞许”“不久遂得实行”。

如果说，之前在被曾国藩问及当前中国“最有益最重要”之事时，容闳因顾及多方因素，权衡之下无法提及自己“日夕怀思”的教育计划，是时机与条件不够成熟下的无奈隐忍。那么，此时当曾国藩视察完江南机器制造局后，在得到必要的肯定与赞许之态度后，容闳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向曾国藩提出并请示自己的“教育计划”了。在容氏自传《西学东渐记》中，此举被其自称为“小试其锋”：

予自得请于曾文正，于江南制造局内附设兵工学校。向所怀教育计划，可谓小试其锋。既略著成效，前者视为奢愿难偿，遂跃跃欲试。

随后，容闳在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将“教育计划”详细说帖，阐述为《条陈四则》（以下简称《条陈》），欲转寄北京。尽管此条陈共为四项，但实际上，第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第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第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等三条，只是“假以为陪衬”。《条陈》真正“眼光所注而望其必成者，自在第二条”，即：

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送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著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须以汉文教习同住，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海关税项下，提拔数成以充之。

由上，从具体的官派学额、批次，到择选学生的各项标准，以及赴美留学后，学生们的膳宿、入学、监管、开销等情节，容闳都已经做了充分的设想与具体论述。此时，容闳多年的官派留学计划，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可惜，好事多磨。当容闳与丁日昌将《条陈四则》敬呈洋务大臣文祥后，文祥先是因丁忧，居丧三年，“不得与闻政事”。随后，居丧不过三个月的文祥“相继为古人矣”。文祥的去世，迫使容闳的“教育计划”不得不搁浅。

正当容闳“希望几绝”，感慨自己“目的怀之十年……才见萌蘖，遽遇严霜”之际，突发的“天津教案”，反倒是让他“匪夷所思”地“因祸得福”。

1870年春的天津，人们因“仇教”发生了惨杀法国男女僧侣之暴动。清政府当时派出曾国藩、丁日昌等四人，前往调停。容闳被电招，作为翻译。交涉了结后，容闳向曾国藩重提了搁置三年的“教育计划”，止“一夕”，便得到曾国藩同意。于是，“四人联衔入奏，请政府采择君所条陈而实行之”，容氏“喜而不寐”，不由得感慨“十余年梦想所期者，得告成功焉”。

1870年冬，当曾国藩处理完天津教案，回抵南京后，便招容闳前来商讨其“教育计划”具体细节。当时商定的主要有四事：

日派送出洋学生之额数；

日设立预备学校；

日筹定此项留学经费；

日酌定出洋留学年限。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令容闳组织办事机关，以处理此种种留学具体应办事宜。

酌设监督2人、汉文教习2人、

翻译1人；

陈兰彬任监督，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并为学生预备寄宿舍等事，经费出纳，由陈兰彬、容闳二人共主之。

1872年夏末，第一批中国幼童，共计三十人，横渡太平洋，赴美留学。尽管“创大业者”曾国藩在当年3月逝于南京，未得亲眼所见其亲创之壮举。但容闳对曾国藩于近代中国官派留学计划的实现、第一批学生的出洋深造，所发挥的重要历史作用与贡献，是毫不吝啬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赞誉——“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

容闳为实现其教育救国梦想的个人奋斗史，事实上也正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不断探索救亡图存、自强求富梦想的缩影。而曾国藩与容闳，两个成长于完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环境下的历史人物，在“西学东渐”大时代的浪潮中相遇并合作，由此成就了近代中国两次新型事业——第一家新式大型兵工厂的建成、第一批官派少年留学生的出国。促成这一切的关键，正是在于他们都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危亡意识，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责任与担当，都有一颗真挚而饱含热忱的爱国之心！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