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轶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要素增强特征及其区域比较

朱 轶

(华侨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福建 泉州 362021)

基于增强型技术进步模型，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区域层面工业技术进步特征进行实证比较。结果表明：30多年来，除西部地区外，大部分区域工业技术进步均为资本与劳动同时增强，各区域劳动增强属性普遍强于资本增强属性，呈现相对劳动增强型特征，大体符合新古典理论关于稳态增长下技术进步主要为劳动增强型的论述。尽管对稳态增长的判断尚未有足够证据，但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特定区域工业的技术特征可视为中国特色经济背景下众多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部分区域工业资本效率相对偏低，故针对性地调整工业技术进步方向和速度、控制过度资本深化、加强技术改造应成为主要的对策方向。

区域；工业；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比较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伴随的经济高速增长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其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以及技术进步方向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杨(Young，2003)为代表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而非技个术进步贡献[1]，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增长”，尽管该观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多方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难题，而其解决的关键则在于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效率改进。西方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还没有达到最大产出点之前，应进行“适宜的技术选择”，最大限度地运用劳动偏向型技术[2]，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工业化的人口大国而言，如何针对性地调整技术进步方向从而提升技术效率，成为长期发展的关键。

已有不少学者针对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特征及其引致效应进行了研究，袁鹏和叶鑫(2015)基于中国1985—2012年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劳动要素存在正向的要素增强型技术变化，而资本要素存在负向的要素增强型技术变化[3]；刘志恒和王林辉(2015)则研究表明相对增进型技术进步在中国产业要素收入分配中发挥了主导作用[4]；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黄先海和徐圣(2009)得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技术进步总体上偏向于资本的结论[5-6]；钟世川和刘岳平(2014)利用行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1987年后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进步有明显的资本偏向性[7]；苗文龙和万杰(2005)的研究则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投资扩张而投资效率却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其原因主要在于偏向资本密集的技术选择，无法充分利用二元经济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剩余劳动力转移[8]。总体可见，技术进步作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动力，其中即包含效率提高的因素，也存在就业吸纳弱化的矛盾，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大国而言，要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兼顾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引导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必要对工业技术进步特征进行针对性的考察。

由于区位条件、要素禀赋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各地区遵循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与技术路径，工业化水平呈现由沿海至内地的梯度差异。同时，地区之间存在大量地产业转移、技术扩散与模仿，使得不同区域间的工业化模式相互影响，邻近区域往往会由于技术模仿和产业转移机制的作用形成相近的工业化模式与技术特征，从而在局部空间形成若干个工业化特征相近的“俱乐部”区域，这使得本文对“中观”*20世纪60年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以来，人们逐渐发现经济学的视角除了宏观、微观之外，还应该有中观经济学位于其中，相较于“宏观”的国家视角和“微观”的企业视角，“中观”主要体现在区域层面。在区域层面问题中，行政区划(如省、市、区)是最基本的区域概念，然而在行政区划之上，存在由相邻或不相邻的若干区域组成区域集合体(如泛珠三角、长株潭等)，这种集合体显然超出基本行政区域范畴，故本文使用“中观区域”反映这类区域，即在“国家层面以下，行政区域以上”的区域范畴，如经济区划(如环渤海经济区)、自然区域(青藏地区、华南地区)等。区域技术进步特征的考察成为可能，通过中观区域的横向比较，将有助于揭示大国工业化背景下工业技术进步的空间分布与规律。

从要素增强的角度来看，技术进步方向可分为资本增强型与劳动增强型，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使特定要素的产出效率提升，意味着一定数量的要素投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或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出只需更少的要素投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大国而言，为了让有限的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论上应选择相当于强化生产中有效资本作用的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技术效率的提升达到节约资本投入的目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主流技术进步理论是基于有效市场假定的[9]，然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要素市场存在扭曲[10]，这会极大地干扰企业技术选择对要素稀缺性的敏感度；加之受到特定的经济、政治或制度因素影响，中国区域层面的工业技术特征可能远超一般理论预期。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之外的任何其他技术进步对于经济体都是一个外生冲击[11]；阿西莫格鲁(Acemoglu，2002)认为稳态增长路径中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劳动增强型，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只存在于平衡到非平衡的转轨路径中[12]；宇泽(Uzawa，1961)稳态定理也指出除非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经济在稳态增长状态下，技术进步只能是劳动增强型而非资本增强型[13]，学者们所描述的稳态增长是新古典理论对长期增长的一般要求[14]，即各个经济变量如产出、投资、消费等变量都以固定的速度增长，而资本与劳动的相对收入份额保持不变，虽然短期增长率会有波动，但长期基本保持稳定。而将上述理论置于中国工业化背景下进行考察时，不可避免面临以下问题：根据阿西莫格鲁[12]和宇泽[13]的观点，中国经济要在长期实现稳态增长，则技术进步应主要为劳动增强型；然而，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的禀赋结构下，只有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才能更有效地节约生产中的资本投入；由于中国工业化是在转型经济过程中发生的，这使得稳态经济增长的存在性成为疑问，在诸多背景下，针对中国工业技术增强属性的任何检验结果均有可能，且局部地区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尽管有不少文献针对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偏向进行了考察[15-16]，但基于相对增强型技术进步的研究并不多见，且相关文献大多针对整体经济或行业层面[5，17-18]，针对区域层面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因此，本文使用一个简化的增强型技术进步模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区域工业的技术进步增强特征进行测度，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考察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空间差异，试图解答以下问题：(1)中国不同区域的工业技术增强型特征如何，以及存在何种差异；(2)在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禀赋结构下，中国区域工业是否会呈现有利于节约资本的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3)在转型经济背景下，中国区域层面是否会呈现稳态增长理论所描述的以劳动增强为主的工业技术特征。

二、模型设定与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简化的要素增强型技术进步模型测度中国工业化的技术进步特征，在宇泽(1961)[13]的研究基础上，把总生产函数写作式(1)，并假定其为一次齐次生产函数：

Y=G(K，L，t)=F[A(t)K，B(t)L]

(1)

人均产出(产值)函数为：

y=g(k，t)=f[A(t)k，B(t)]

(2)

(y=Y/L，k=K/L)

式(1)中，A(t)和B(t)分别代表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5]，且均为时间t的函数，资本效率和劳动效率越高，则一定量要素投入在产出中发挥的作用越大，故A(t)K和B(t)L分别为生产中发挥作用的有效资本和有效劳动，如果A(t)的变化率为正，则技术进步具有资本增强属性(反之则为资本弱化属性)；若B(t)的变化率为正，则技术进步具有劳动增强属性(反之则为劳动弱化属性)。在此基础上，如果技术进步使资本效率水平提高得更快，即A(t)的变化率>B(t)的变化率*此处A(t)和B(t)的变化率为当期变化率，反映当期的技术进步特征；前文定义的μ和λ是时期平均变化率，反映一段时期的总体平均技术进步特征。，则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增强型(capital-augmenting)；如果劳动效率水平提高得更快，即B(t)的变化率>A(t)的变化率，则技术进步表现为劳动增强型(labor-augmenting)；若A(t)的变化率=B(t)的变化率，则技术进步为中性。

假定A(t)和B(t)在实证期间内以固定速率变化，即A(t)=A0eμt和B(t)=B0eλt，A0、B0为初始值，μ、λ分别为A(t)和B(t)的平均变化率，总生产函数可写成式(3)：

Y(t)=F(A0Keμt，B0Leλt)

(3)

由式(3)求导得出式(4)：

(4)

在式(4)中，资本的边际产出FK=A0F1eμt，劳动的边际产出FL=B0F2eλt，在均衡状态下总产出中的资本份额为式(5)：

(5)

(6)

令：

(7)

则：

πt=λ+θ(μ-λ)

由式(7)可见，πt为产出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之外的部分。πt为因变量，θ为自变量，λ和μ-λ为待估参数，基于Y、K、L与λ的经验数据，可以通过计量拟合得到有效资本的生产率μ和有效劳动的增长率λ，从而确定产业增长中技术进步偏向，具体步骤如下：

(3)以πt为因变量，θ为自变量，对各区域分面板数据进行拟合以得到λ以及μ-λ估计值，并计算出λ和μ。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改革开放是中国工业化重新启动*考虑到1980年之前中国工业发展的特殊状态，本文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工业化再次启动的标志性时点。的重要时点，本文实证所用产出数据均为工业增加值，但由于2012年之后统计口径调整，各级统计年鉴不再编制工业增加值而只报告总产值数据，基于数据一致性考量，本文将实证时期定为改革开放后的1980—2011年。考虑到重庆市在1997年被列为直辖市，为保持数据一致性，本文将1998年之后重庆市数据合并到四川省中；西藏与海南由于统计数据缺失，在样本中也予以剔除，最终得到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样本，各变量数据来源和处理过程如下。

(一)各省区工业资本存量的估算

徐现祥等(2007)基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96—2002》估算了1978—2002年中国各省区三次产业资本存量(1978年为基年)[19]，本文实证研究部分使用他们的估算数据，在其估算的2002年省际第二产业资本存量基础上，使用后续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地区按主要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数据”将省际工业资本存量拓展计算至2011年，如式(8)所示：

Kt=Kt-1(1-δt)+Itt=2003，2004…，2010，2011

(8)

根据2003年中国颁布的行业划分标准，将各《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固定资产投资加总为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其中第二产业包括采掘业、建筑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需要说明的是，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并未报告“各地区按主要行业分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 数据，而只提供了“各地区按行业分更新改造投资”和“各地区按行业分基本建设投资”，本文将这两项进行加总，近似作为2003年的地区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资本存量的计算需要设定一个折旧率，薛俊波和王铮(2007)利用投入产出表方法估算出了中国各行业的折旧率[20]，相较其他文献中折旧率设定更为准确，故本文借鉴其研究将各地区工业折旧率设定为7.17%，计算得到1980—2011年中国各省区工业资本存量数据。

(二)工业就业、产出等相关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省际工业就业数据来源于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以及CCER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提供的“第二产业年末从业人数”。由于统计口径调整，2010年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不再编制“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数”数据，而只提供“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统计数据”，考虑到工业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城市，本文采取一种变通处理，假定各地区工业从业人员数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按同速度增长，由此可以根据2011年各地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年底数)的变动趋势估算各地区工业就业人员总数，计算公式是：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数(本年度)=[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本年度年底数)/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上年度年底数)]×各地区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员数(上年度年底数)。

实证所需的各地区工业产出指标Y使用CCER金融研究数据地区经济分库提供的“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以及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基于GDP平减指数调整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单位资本租金r近似使用一年期贷款平均利率代表，数据来自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工业行业劳动者报酬依据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公布的“各地区分行业就业人员和工资总额(劳动报酬)”计算得到，将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员数得到平均工资，并使用197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四、模型拟合结果与区域比较

本文实证基于式πt=λ+θ(μ-λ)，以πt为因变量，θ为自变量。为避免伪回归问题，先对相关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考虑面板单位根检验分为同质面板和异质面板两类检验，分别采用 LLC检验和 Fisher-ADF检验对各省πt和θ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πt和θ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做进一步面板分析。

表1 面板平稳性检验结果

在进行区域间比较研究时，被比较区域应具有鲜明的内部特征与外部差异，由此才能形成区域特征与实证结果之间的匹配对照。基于这一点，本文采用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参考严冀等(2005)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山西、广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西藏[20]。，这种划分一方面符合中国的自然地理特征，同时也可反映中国区域政策的实施状况，并映射各地区的梯度差异。基于式(8)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面板进行固定/随机效应估计，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由于本文实证区域的截面数量N(截面数最多的中部地区N=11)均小于时期数t(t=32)，符合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的运用条件，故使用SUR方法估计方程，并对模型截面的异方差与序列的自相关性进行调整修正。在对东、中、西部地区分面板进行拟合的同时，也对全国总面板进行拟合作为对照，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中国各区域技术进步特征拟合结果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2显示在全国整体以及东部、中部地区，λ和μ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过去三十多年，除西部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区域工业的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均呈现上升趋势，工业技术效率总体处于持续改进状态，这一结论与陈勇和唐朱昌(2006)、涂正革和肖耿(2006)、吴寿平(2013)的研究一致[21-23]。东部地区λ和μ系数相对较高(λ和μ系数总和在0.08以上)，表明该区域资本与劳动要素效率增长总体较快；相较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要素效率增速则相对偏低，这反映中国东部沿海与内陆之间不仅存在经济落差，同时也存技术效率落差。

通过各区域技术进步增强系数的比较可以发现：无论在全国层面还是东、中、西部地区，λ系数均大于μ系数，这意味着中国各区域层面工业劳动效率的平均增长率均高于资本效率平均增长率，工业技术进步总体呈现相对劳动增强型，就这一结果来看，中国区域工业的技术进步特征与阿西莫格鲁[12]和宇泽[13]的论述大体一致，即以劳动增强型特征为主。然而，上述结论不足以导向中国经济增长处于稳态的判断，更多的可能是由于资本的投入可以累积，而人力投入存在上限[24]，在此情况下资本要素的持续投入容易受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相反，劳动效率通常情况下是持续平稳增长的，这种增长一般被认为是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促使劳动力质量提升的结果[12]，因此，在长期中劳动效率增长往往会快于资本效率增长，在国内外文献中这一结论也有广泛出现，克朗普等(Klump et al.，2008)等针对美国的研究以及袁鹏和叶鑫、戴天仕和徐现祥等针对中国的研究均发现劳动效率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效率增长速度[25，3-4]。

通过区域间比较，本文发现西部地区情况较为特殊，其工业劳动效率增速在各区域中最高(0.052 6)，而资本效率增速却是各区域中唯一的负值(-0.019 0)。在相关文献研究中，资本效率负增长的结论并不鲜见，戴天仕和徐现祥(2010)、雷钦礼和徐家春(2015)的研究均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效率的增长率为负[5，26]。但问题在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化以及金融发展也相对滞后[27]，在一般经验认知中，西部地区资本相对缺乏，在此背景下只有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才可有效节约资本投入，因此，很难想象为何西部工业会形成相当于减少生产中资本作用的资本弱化特征。考虑到要素的充裕程度与技术进步的方向高度相关[28]，本文试图从实际要素构成出发对西部地区工业资本效率的负增长提供一种解释，为此本文计算了三大区域的平均工业资本-劳动比(元/人)，以此测度工业资本深化趋势(见图1)。

图1 1984—2011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资本-劳动比数据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CCER宏观经济数据库。

由图1可知，中国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反而具有各区域中最高的资本-劳动比，可见就生产过程中实际吸纳的要素来看，西部地区并非一般经验认知中那样劳动充裕且资本稀缺，尽管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工业生产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份额相对偏低。从指标构成上看，资本-劳动比的上升的原因只可能是劳动增速的相对下降或资本增速的相对提升，考虑到本文考察期内各地区工业就业总体保持了增长态势，故西部工业的高资本-劳动比只能源于资本的超速积累。文献研究也表明：西部地区具有中国各区域中最高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GDP)，2009年该地区投资率甚至达到70%[29]，可见资本投入在西部地区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大量的资本积累是否会催生规模效应并带来效率的提升？张军(2002)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判断，他认为在中国的工业组织中，“规模效应”并不十分显著，在一些情况下大规模资本投入企业甚至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状况，在技术选择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之下，投资的迅速增长会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使得资本的边际报酬出现递减趋势[30]，在此情形下，西部工业的高度资本深化蕴含资本效率下降的风险。

从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是指长期的增长动态中，一个经济体的储蓄与经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储蓄水平相一致。角度看，在中国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下，资本积累过程存在两种模式[31]，一是将现代部门中的资本剩余全部用于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此模式下现代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会保持不变；二是将现代部门中的剩余投资全部用于装备现代部门已有劳动力，在此模式下现代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会迅速上升，同时资本的边际产出也会出现下降。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整体经济以及工业行业均出现了资本-劳动比的持续上升[30]，由此可以判断中国的资本积累模式大体偏向于第二种，这种模式会引起资本的边际报酬的迅速递减，造成经济过快步入动态无效状态[32]。蒲艳萍和王维群(2009)基于AMSZ准则对1998—2006年中国各区域资本积累的动态效率进行考察，结果发现西部地区资本积累效率为各区域中最低，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33]，可见西部地区工业资本效率的下滑也是这种动态无效率的具体表现。

对于西部地区较快的劳动效率增长，可能的解释在于：中国大量资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西部[34]，这种产业分布很大程度上推高了该地区工业的资本-劳动比(见图1)。文献研究显示：西部地区国有部门的投资倾斜程度一直远高于东部与中部[29]，在资本积累的第二种模式下，该地区大量资本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尤其是国有工业部门装备已有劳动力，虽然其中蕴含资本效率下降的风险，但劳动效率却会因技术装备率的提升而发生迅速改进，在技术层面表现为显著的劳动增强特征。相较之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东部的工业化模式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要特征，在较低的价值链环节下，大量低技能劳动力集中流入传统劳动密集部门，引发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使得东部地区工业的劳动效率增长反而没有西部那样显著。

比较各地区工业劳动效率增长速度发现，西部地区增速最高(0.052 6)，东部地区次之(0.048 8)，中部地区最低(0.046 7)，这种差异可能与各地工业化模式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遵循由沿海到内地的非平衡发展战队，在区位、政策、要素禀赋等众多因素影响下，东部地区形成了以外资外贸为特征的外向型工业化模式，而西部则是典型的内陆工业化。根据宋冬林等(2011)的观点，技术进步是被蕴含在资本投入之中的，蕴含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35]，东部的外向型工业化意味着国外技术与设备的大量引进，这在带来外资溢出效应的同时[36]，也使工业资本形成过程蕴含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更为显著，表现为资本效率的大幅提升；相较之下，西部地区工业外向型程度较低，体现式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效率改进相对较少，表现为资本效率的增速偏低。

五、结论、对策与展望

本文使用一个增强型技术进步模型，基于1980—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各区域层面工业的技术进步特征进行了实证比较。结果发现除西部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区域层面工业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劳动效率平均增长率λ普遍高于资本效率平均增长率μ，技术进步总体呈现相对劳动增强型特征。一个意外的发现是：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具有各区域中最高的工业劳动效率增速以及唯一负值的资本效率增速，本文结合要素报酬递减、资本动态效率以及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视角提供对此了一种解释。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供的结论解释仅是基于相关理论与经验数据的推断，由于篇幅与主题所限，并未对解释进行针对性的实证检验，确定性的机制仍有待实证文献的进一步关注。

尽管尚未有足够证据支持经济增长稳态的判断，但就实证结论来看，中国各区域工业总体符合阿西莫格鲁(2002)[12]和宇泽(1961)[13]关于稳态增长路径下技术特征的描述，即技术进步以劳动增强型特征为主。在本文考察期内，中国经济经历了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转型过程的不稳定性使得经济增长处于稳态的可能性降低。由于宇泽(1961)[13]稳态定理隐含一个重要假设，即每单位投资的调整成本固定不变*一般认为，调整成本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内部的和外部的[36]。内部调整成本指企业为了安装新机器及训练工人操作新机器时必须支付的除购买机器设备之外的额外成本；当资本品的生产具有成本递增的性质时，投资就具有外部调整成本。但从最后的分析结果来看，二者是等价的[36]，因为其核心都是一单位投资只能够转换为小于一单位的资本。，甚至为零，然而在转型经济背景下，投资调整成本显然会比成熟市场经济来得更高，因此，本文实证结果与宇泽稳态定理的重合并非发生机理的一致，而更可能是中国特色经济体制下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资本相对稀缺的禀赋结构下，除西部地区外，各地区工业均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资本增强特征，这符合本文的理论预期，但除东部地区之外，中国大部分地区工业资本效率增速仍然偏低，这会导致整体工业增长效率的缺乏。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工业的资本深化趋势正在加剧(见图1)，这意味着资本效率增长可能受到来自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更大制约，资本效率提升面临更显著压力；在长期工业发展中，资本效率的低下意味着产出增长只能依赖资本投入数量的片面支撑，这显然不可持续。因此，如何针对性地调整各区域工业技术进步方向和速度，提升工业资本效率成为当务之急。“过早的资本深化”会因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而导致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趋缓[31]，对资本效率提升形成制约。因此在对策层面，宏观上应着手调控催生资本深化的外部因素，抑制区域工业的“过快”资本深化过程；在微观层面应更多关注中、西部地区工业的技术改造与转型，对高资本密集产业的调控以及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化布局也应成为主导的政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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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 琰)

Factor-Augmenting Technology Progress Character of China’s Industry and the Regional Comparison

ZHU Yi

(Huaqiao University，Quanzhou 362021，China)

The paper uses a simplified factor-augmenting technology progress model，compartmentalizes three main investigated regions based on China’s provincial data，and measures the factor-augmenting technology progress character of industry among China’s regions from 1980 to 2011.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past thirty years，excluding the west region，China’s most areas show a technological progress with a “relatively labor-enhancive” character .Though the conclusion is in accord with Uzawa’s steady-state theorem，the underlying reason deals with complicated background of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us,for most part of China’s regions，mass capital input still acts a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for industrial growth，while the direction and speed of technology change have to be adjusted to increase the industrial efficiency of China’s regions.

region；industriy；factor-augmenting technology progress；comparative study

10.13504/j.cnki.issn1008-2700.2016.06.008

2016-04-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就业优先战略下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13CJL057)

朱轶(1980—)，男，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讲师。

F062.9

A

1008-2700(2016)06-006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