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言

北京与东京的公园有多么不同

□ 陈言

作为一个北京人，不论去上海，还是去杭州、西安，凡是去大城市看公园，内心的底气都非常足：在公园上能超过北京的城市，目前还真没有找到。论文化底蕴、论精细、论园艺的登峰造极，或许也就只有北京能囊括一切了。

和东京比，北京的公园依旧能高出一格。

北京称有339个公园，其中85.6%免费开放。但笔者喜欢的公园大都是那种收费的，比如颐和园、天坛、北海等。这是真正的公园，是包括建筑在内的园林艺术登峰造极的产物，又结合了那么多人工的、天然的景致。走在里面，感受的是一种艺术，而这个艺术任何人搬不走，想欣赏必须来这里。

用中国的标准看东京的公园，觉得那里更在上海、西安之下了。但也有让人感到惊奇的：东京到处是公园，而且几乎没有收门票的。

从数量上看，东京有7684个公园。公园很安静，很简陋。从艺术的角度看，大都可视作放大的盆景，追求规模的不多，但是实用，特别是出现灾难的时候。

北京与东京，在公园的理念上太不一样。

颐和园：公园是艺术的集聚地

五十年前，笔者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幸作为小学生的代表，去公园参加五一、十一的彩排活动。记得那时还特别冷。同学们大都穿毛衣、秋裤，从家里坐车、步行两个多小时，到了彩排处，看一上午节目，热烈地为每个看得懂及看不懂的节目鼓掌。等到了中午，太阳晒过来的时候，热出一身汗来。彩排让我们知道北京的公园是个非常艺术、重形式的地方。

长大以后，走进颐和园的正门，也还是根本看不到昆明湖，先看到的是牌坊，是大殿。每个殿不仅有名字，门框上还有对仗非常整齐、文笔好得不得了的对联。在看到风景前，牌楼上悬挂的那些字气盖山河，很难有人敢拿出其他词比试一下。等看到景时，更是四季不同，远处山水自然成为园里的一部分。让人觉得牌楼上字与门框上的对联也成了园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带几位日本企业的朋友在商务谈判之后，去颐和园走了走。也略微说了几句那里的园艺，并说起了历史。谈1894年甲午战争前，清廷为了给西太后祝寿，拿出建海军的钱修了这里。“宁肯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了，日本也该不去扩军备战，拿些钱建这样一个公园的。”对方的大领导这么一说，部下们纷纷点头。是呀，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是在甲午战争中获得了胜利，后来在50年后彻底失败了，而日本没有能够和颐和园媲美的公园。

在笔者这样完全不懂园林的北京市民看来，走在今天的颐和园，会觉得心旷神怡。中国的园林艺术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今后也会以颐和园的形式永久传承下去。

新宿御园：东京都内最大的避难场所

位于东京的新宿御苑，于1879年建设，从时间上看，基本上与颐和园相同。颐和园在建设之前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只不过被英法联军烧掉后又进行了重建。新宿御苑则是江户时代信浓国高远藩内藤家的别墅，那时已经有了一些庭院的样子，到了1879年开始被改造为日本皇室的植物园。至今那里依旧有很多珍惜植物、肩负着保护植物多样性的特殊任务。

4月樱花开放的时候，日本的首相一定会请人来赏樱，一请就是数千到上万人。通常被请的人都会收到首相的请柬，穿上正装，白天去赏樱。到了那里只见人山人海，根本看不到首相的影子，普通人也没有机会和首相在淡粉色樱花下来个合影，但回到家里大多数人会兴高采烈地说，今天参加了首相邀请的新宿御园赏樱会。

秋天，新宿御苑的红叶虽然不是很著名，但很美。晚秋时节，气温骤降，没两天新宿御苑的红叶就红遍了。只是这里并不以赏红叶著称，来的人很少。除了红叶外，银杏树的黄叶与红叶相映，愈发显出了深黄的色彩来。

除了这些植物外，从园林建造看，就难以找出新宿御苑有哪些重要特点了。也有一些非常简单的建筑，和日本所有公园里的建筑一样，不会有横匾，更不会有对联。缺了这些，也就少了一个用语言来提炼审美共识的契机。

但在新宿御苑里，不论走到哪里，都很容易看到非常明显的指示牌，告诉人们这里是避难场所。徒步去公园的话，在距离公园几公里的地方，便开始有各种地图、指示标告诉经过的人，如果避难的话请去新宿御苑，好像这里一开始就是个避难用的园地一样。

日本的公园大都具有避难性质。比如发生了地震、火灾，人们该去公园避难。那里有水，很多地方存有防火用的各种工具，同时会有救灾食品。几乎所有和公园有关的地方，都具有这个特点。

如果有一天北京遭遇了地震，能否把颐和园、北海公园等打开接受避难群众？估计就是有这个心，做起来也会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的公园也是文物、国宝。

新宿御苑因为面积巨大，是东京都内最大的避难场所。这样的避难所，除了新宿御苑外，还有代代木公园、明治神宫等。

天坛：曾经的祭祀之地

在近代以前，国之大事莫过于祭天了。北京的天坛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建造的。其建筑设计以天圆地方为重要特点，祈年殿象征四季的4根红色巨柱，加上外围的8根柱子，这12根柱子象征着一年12个月，再往上看，是表示24节气的24根大梁，象征36星宿的36根支梁，一个祈年殿就是中国古代天文算术的集大成者。去一次天坛，能听到这方面的无数故事。

在天面前，人的语言就特别简单，建筑上已经不见其他地方常见的横匾及门框上的对联，越是最隆重祭天地的地方，越是这样。只有去民间寺院，人们才能看到各种对联等，那是写给普通市民看的。儒释道和祭天比起来，去天坛一看便知道有多大的区别了。

现在天坛已经和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成了北京一个重要的公园。普通市民可以在这里散步、唱歌、练舞，到了周末，有些中老年家长，在胸前别一个告示，去找同样的中老年人谈自家儿女的婚事，似乎他们依旧生活在前近代，能够一手操办儿女的婚事。

这种为儿女寻找对象的特殊方法，不仅在天坛的长廊里有，在北京的很多公园都可以看到。这大概是现代中国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

在公园里很少能看到年轻人。能来的年轻人大都是为观光而来，是来自北京之外的游客。更多的在北京生活工作的年轻人，似乎已经忘记了天坛有那么好的林荫，有安静的座椅，更愿意在家看电脑或者手机。

外地人来到天坛的话，可能会被老者用一支一米长的海绵笔，蘸上水在地上写字的景象震撼。十几分钟后字便会消失，但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那里练笔写字。内容也永远是唐诗宋词，这样的内容往往让游客驻足观看，就好像是弥补了天坛少对联的缺憾。

年轻人（很多已经是中年人）踢毽子也是天坛的一个风景。在旧铜钱上扎上三根羽毛做成一个键子，几个人在那里踢来踢去。用正脚面、侧脚面踢已经不新奇，偶尔一个脚后跟倒踢，才让人喝彩。

天坛的祭祀意义在今天已经完全失去。北京市民在现代社会给这里赋予了新的家庭、文化及娱乐的意义，普通人也只有在观光中，能够想象一下在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古代曾有的祭祀风景了。

日比谷公园：一个非常政治的地方

东京有神社、教堂、寺院，但似乎没有天坛这样的地方。和北京不同的是，有些公园在政治上具有特殊地位。距离日本国会、各个官府最近的公园，是日比谷公园。因为距离官府最近，所以它被赋予了很高的政治意义。

一百多年前，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得胜利，但战争结束后的谈判结果大出意外，俄国并没有像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国那样向日本赔付什么。那时的媒体特别能煽动，对战胜俄国以获得大量权益，期望也特别高，谈判未取得什么成果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民众开始在日比谷公园聚集，抗议活动迅速展开，很快发展成一场与战争无任何关联的、对公园周边商店的打砸抢活动，好像这些商店是俄国人开的似的。

二战前，日本军队每次取得胜利，便会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提着灯笼来这里庆贺，向皇宫、闹市行进，热烈庆贺军队的胜利。

二战后，日比谷公园也还是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每年的五一劳动节，必定有工会在这里组织活动。先是在这里集会，发表演说，之后是大游行。过去主要是日本共产党等左翼政党参加这样的集会与游行，渐渐地社会党等也开始参加，现在保守党的很多议员也加入进来。

向企业方面提出涨薪要求的，最近很多时候来自自民党。提高工人的待遇渐渐地已经和政治色彩的左右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了。其间，日比谷的政治色彩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些年很多人没有工作的时候，便来日比谷搭帐篷，要求国家提供就业机会，很多人一住就是数月，但现在帐篷已经完全消失，日比谷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那些没日没夜工作的职员，很多时候会来这里在长椅上休息片刻，之后又钻入地铁，奔赴繁忙的工作岗位。

节假日里，很多人来这里散步，不少小贩在这里卖烤白薯、各种小吃、啤酒。政治集会时使用的舞台，变成了民众唱歌献艺的地方，当然都是事先与公园方面交涉好的，组织者是谁，负责人又是谁，清清楚楚，和政治集会时的申请及使用方法一模一样。只是台上唱的人如醉如痴，但台下听者寥寥。

除了有组织的活动外，从不见人们自发地来这里共同做某件事。日本的大妈不会来公园唱歌跳舞，也没有人来这里为子女的相亲操劳，只有政治偶尔在这里显现一下，但现在也不那么主流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2016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