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　婷　汪婷婷　付子洋

5万“江南弃儿”寻亲记

□ 罗婷汪婷婷付子洋

2016年5月2日，江苏宜兴寻亲会上，弃儿们举着资料牌希望能找到亲人

压抑的少年时代

6岁时，住在洛阳的王金虎知道了自己今生最大的秘密。妈妈带他出门，别人问，这是你抱养的那个上海娃啊？妈妈回答，是啊。他一双大眼，虎头虎脑，懵懂的样子，却什么都听进了心里。知道真相时，他太小了，还没有自我意识，只感到难受，像心上擦着砂纸，不得安宁。

他寻找一切可能的痕迹，遍寻不得，直到在耳廓处发现两道用剪刀剪的伤口。13岁时，他在书里看到，在耳朵上剪疤，或是在身体上刺字、烙疤，原本是江浙沪一带，农户为了避免混淆，在家畜身上做的记号。但在特殊年代，被人们当做了寻亲的标记。

他度过了漫长而压抑的青春期，对上海的一无所知，混杂着对生父母的怨恨，对养父母的愧疚，长成一个沉默的少年。八十年代，他结婚生子，没告诉妻子自己是弃儿，“怕她知道后出什么问题。”1990年一个夏夜，王金虎梦见了上海的亲人，面目模糊，叫他的名字。半夜惊醒，多少事在他心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沤了好些年，要寻亲的念头，由这个梦沤出来了。当时工作的木材公司忙，但他等不了，第二天，就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洛阳向北250公里，华山脚下的小城潼关，李万成同样经历了充满煎熬的少年时代。孩子们开玩笑，总要指着他说抱养的，他就和人打架，打到鼻青脸肿，闷着一口气回家。找对象时，邻居介绍一个姑娘，人品、长相、家世俱佳，只有一个条件，要他做上门女婿。他一口回绝，“我这20多年弄不明白身世，还寄人篱下，招到别人家里也是寄人篱下，这种压抑感我受不了。”

结了婚，他在公社里当电影放映员，电影《英雄儿女》里，女主角王芳和亲生父亲在朝鲜战场上团圆，两代人和解的镜头，他哭得最大声。那时他有了孩子，知道不是万不得已，没人会把亲骨肉抛弃，才慢慢接纳自己并试着理解亲生父母。

下江南

无锡市福利院工作人员回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渐渐得知身世的弃儿们开始寻亲。最初是到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刊登寻亲启事，成功者寥寥无几。90年代，各地才掀起了一波波的寻亲热潮。没有任何线索，不知目的地在何处，弃儿们还是沿着曾经北上的铁轨，南下了。

人在一两岁时，会记得什么？无锡宜兴，寻亲网站发起人吕顺芳的家里，堆着从北方寄来的上千份寻亲资料。弃儿们在资料里不厌其烦地叙述，他们记得家附近的河流、湖泊、渡口，记得水边的茅草屋、芦苇、水牛，记得哥哥脸上被水牛角划的伤痕。这是江南的短暂生活，给他们留下的记忆。

王金虎去上海寻亲不下十次。从90年代开始，他就闷着头往上海跑，谁也不告诉，什么头绪也没有。只猜测家里条件应该不好，听说闸北区发展落后，多工薪阶层，就守着闸北，天天往苏州河上一坐。黄昏时分，河边阁楼的灯渐次亮起来，有老人抖抖索索地晾衣服，他一个窗户一个窗户扫过去，想找到跟自己相似的身影。

弃儿们寻亲的第一站，大多是福利院。他们要弄清自己的来处。1993年，无锡福利院办公室主任余浩在档案室里发现一沓30多本婴儿收容、领养、死亡登记簿。稻草沤烂后土法制作的宣纸，已经发黄发脆，纸头都烂了，十多年无人问津。1960年的登记簿被翻开，这些册子三下两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时光，将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他眼前。登记显示，仅1960年一年，无锡福利院就向北方送出2000孩子。

2004年，余浩即将退休，每逢值夜班，他整夜不睡，把资料悉数复印，带回了家。这些资料对所有弃儿开放，许多人到无锡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余浩家里，打捞与自己相关的这段历史。“其实还有好厚几沓死亡记录，天天都有几个孩子死掉，我给藏起来了。”他说。来找孩子的人家不知道，以为孩子还在哪个角落活着。“为什么不告诉他们呢？省得再做无用功。”他说，哪儿敢啊，就是靠着这一点儿希望，让他们几十年吮吸着、挣扎着活下来。

56年的煎熬

靠着这点儿希望活下来的，就有无锡宜兴的吴南生和吕顺芳。孤儿们南下时，他们正计划着北上。吴南生要找他的亲弟弟吴闰生，今年应该59岁。唯一可以用来辨认他的，是左手臂上一块胎记，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一无所知。1960年阴历二月初一，19岁的他亲手把弟弟丢弃在宜兴百货公司门口。这是母亲的决定，这么做，是为了让两岁的小闰生活下去。把孩子送走两天后，吴南生42岁的母亲就饿死了。

75岁的吴南生，早活过了母亲去世的年龄，说起这段苍茫少年事时，眼泪仍然簌簌流个不停。他说自己总是梦到弟弟。刚刚两岁的他就那么靠在快要倒塌的老房子里，眼睛低垂，有气无力，喊着“哥，我饿”。这个梦纠缠他一生，56年了。

同样受煎熬的，是吕大姐寻亲网站的创始人吕顺芳。母亲在弥留之际，总提起1960年4月送走的妹妹吕雅芳，吕顺芳在她耳边承诺，一定把妹妹找回来，她才闭了眼。吕顺芳是长姐，母亲那双眼睛，折磨她半辈子，也决定了她之后所做的事情——在16年里，以一己之力，建立寻亲网站，举办寻亲大会。2000年5月，她在无锡组织了第一届江南弃儿寻亲会，这是弃儿寻亲从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关键节点。此后年年的五一长假，她都在南京、无锡、常州、江阴等弃儿较多的城市办寻亲会，一天一个城市。各省弃儿循例南下，举着资料牌寻找亲人的身影。

希望与绝望

潼关另一位弃儿周进峰回忆起他经历的多次寻亲会，内心酸涩：偌大的场馆里，挤满了五六十岁的弃儿，人人把写了个人简介的寻亲牌举在胸前，左等右等，却等不来几个找孩子的亲人。一场寻亲会办完，回潼关的车厢里，都是女人们的哭声。吕顺芳猜测，隔了漫长岁月，父母们老的老，死的死，还有些并不知道寻亲会的消息。“当然也不排除，当时家家孩子都多，没那么金贵，确实有人没打算把孩子找回来。

每次去一趟南方，潼关寻亲团里总有人退掉QQ群，犹豫半晌，又加进来。说下次再也不去的人，也狠不下心，下次还是跟着满怀希望地去了。但不管是南下十次的王金虎，还是南下七次的李万成，都没有找到亲人。当然，并非全是不幸。16年来，吕顺芳促成了200多对亲人相认。

而那极少数找到的幸运儿，面对一段陌生的血缘亲属，双方的心情又是尴尬而复杂的。亲人间的相互试探，并不少见。一位洛阳的弃儿，如今已是富商，在去年找到上海的亲人。在没做DNA之前，他要求隐藏自己的富庶，“一是看看他们会不会瞧不起送走的孩子，二是不想太早露富，让事情变复杂”。一位洛阳弃儿，前两年找到了在温州的母亲。找到后，四个姐姐、三个哥哥便叫她回去伺候卧病在床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兄姐都未帮她一把。她难过心塞，母亲死后，她回了洛阳，与兄姐断了联系。

余浩曾动员无锡当地的官方机构特别是民政部门参与寻亲，但应者寥寥，“这是时代的悲剧，谁敢去揭这个疮疤呢？”但因为耳朵上那两道为相认剪下的疤痕，今年已53岁的王金虎没法儿死心。他想着，感情在血肉里，尖刀剜不掉，哪能是轻易抛得掉的呢？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