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　钊

专制之下有真道德么

□ 理钊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说：“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此言很是确切。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便成为官方学说，历朝历代均以儒学为治国之本，纪统由此划一，法度以此厘定，其间虽曾因“上之所好”有儒佛、儒道之争，但儒学却始终高踞主导地位，以至二千余年。

儒学成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自然便是道德治国了，因为儒学乃道德哲学，讲的是伦理纲常，倡导的是“仁、义、礼、智、信”。道德治国“至明代而极”，我想，所“极”大概在于科举，即教育。底层流民出身的朱元璋定国之后，一面杀戮功臣，一面沿唐宋之旧开科取士，所设的科目虽无大的变化，但考试的内容却是专取理学所诠释的四书五经，且士子必须用古人的语气作答，行文则用排偶，即“八股”。如此以来，管理社会的皆是满腹经纶的儒士官员，举国上下的学子皆诵儒家的道德学说，“道德治国”岂能不至此以极呢？

我曾经想，经过如此精心的设计，明代朝野应该满地都是谦谦君子吧，尤其那“往来无白丁，谈笑有鸿儒”的官场庙堂，更应该是仁义道德充斥的地方。然而，近来闲翻明史，读到魏忠贤当权一节，却又无论如何读不出“道德”二字来。

魏忠贤本是一市井无赖。后自阉入宫，通过勾通熹宗朱由校之养母客氏，得熹宗赏识，提为司礼太监兼管特务机关东厂。魏忠贤得势后，将反对他的朝臣，或打或逐或杀，即对民间触犯魏忠贤的偶语者，亦尽数诛杀，以至于“路人无不侧目，敢怒而不敢言”。

我之所以惊叹明朝天启年间庙堂之上道德良知的消失，是因为那些朝廷公卿、封疆大吏，围绕着魏忠贤这个“精狠毒辣，不学无术”的阉人所做的种种表演，实在是太让人恶心。他们自愿投其手下充当爪牙走狗，比如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等为其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如田尔耕、许显纯等帮其杀戮异己，号为“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十人甘心为其使唤，称为“十狗”。而那些做不上帮手走狗的，便干脆跪倒在他的脚下，做起了他的儿子、孙子，一时间魏忠贤竟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多。我不知道那些在平民百姓面前趾高气扬、高吟着四书五经的官员，见到魏忠贤呼爹喊爷时，又会是一副怎样的嘴脸。

然而，做了走狗，拜了干爹，似乎犹显忠心不足。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皇帝，请求为魏忠贤建立生祠，让世人瞻仰膜拜。于是乎，四方疆吏纷纷效尤，魏忠贤的祠堂遍及天下，且攀比之下，一处比一处奢华。如此犹嫌不足，官员们又兴出新的花样，比赛着为魏忠贤大唱赞歌，“一般官员望风献媚，上书颂扬魏忠贤的功德，如同颂圣”。其中一位监生陆万龄，竟将魏忠贤抬到了极致——与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平起平坐了：“孔子作《春秋》，厂臣（指魏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厂臣诛东林党人，礼宜平等。”他竟要天下读书人来拜一个阉官了。在这样的表演中，你还能看到一点贤良忠正、耿直信义吗？而那个标榜的治国之“道德”，此时早已作了寡廉鲜耻的外衣了。

明朝270余年间有太多魏忠贤式的闹剧，比如王振乱政、汪直用事、李广蒋淳专权、刘瑾当道、严嵩父子弄权等，每一次里同样都盛行着出卖道德与灵魂的表演。

将道德乃至灵魂毫无保留地给了无耻和罪恶，是因为无耻与罪恶者拥有太大的权力，他们将你剥夺得只剩下一堆活动着的肉体，甚至这堆肉体也握在他们的手中，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将其捏得粉碎。虽历朝历代都有为忠直而赴命的君子，比如明初那个因不肯归附杀侄夺位的朱棣而被“诛十族”的读书种子方孝孺，可是，活着的欲望又往往使人们在极权下献出“道德”以求生。

更重要的是，当道德与权力捆绑在一起时，权力可以披了道德的外衣对所有人进行审判，而这个时候道德就变成了权力。当道德成为权力以后，道德也就很难保持它的纯粹了。所以，面对那些附势魏忠贤的人，我为他们而悲哀，但却不愿像《明史》那样，一味地谴责他们不顾廉耻，因为我知道，使他们丧失道德的是那个专制与道德一体的制度。

（摘自《杂文月刊》2016年第8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