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童庆炳

令人怀念的五十年代的人情

□ 童庆炳

人情是什么？人情不是人对人的一种感情施舍，不是优势者对贫弱者的照顾帮助。人情是基于对于人的尊严的深刻理解基础上，人们之间的情不自禁地伸出的援手，它可以是精神性的，一种手势，一种眼光，一种声调，都可以是人情，但也可以是基于精神性的行为的物质的援助。人情的根基是真正的人性。

哪个时代最讲人情？很多人一定会说，那就是现在这个时代最讲人情。但是，现在你要从南方到遥远的北方读书没有路费，政府会给你资助吗？你准备结婚没有房子，可以不花一分钱弄到房子吗？你的腿得了病，会有人长时间无私地背你去上课或做事吗？我想除非特殊情况，一般都是不会的。这一切都要你自己掏钱。“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但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这一切却都有可能。不论你信不信，这是50年代的人情。

诚然，五十年代是一个政治化的时代，阶级斗争的时代。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反右派运动，等等，都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许多好人在那个时代被冤屈了，被斗争了，甚至被整死了，这都是事实，是不容抹杀的事实。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但是，50年代是一个集体主义思想为主流的时代。只要你不是人民的“敌人”，不属于“敌我矛盾”，而是同志，是朋友，是同学，是战友，那么人与人之间是有人情在的。人情的潜流在人与人之间交流着、渗透着。

我想在这里说说我自己的所遇所感。

1955年，完全出于偶然，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我的老家是在福建龙岩地区。当时福建省还没有铁路。最近的铁路车站是离我们千里之外的江西鹰潭。我和考上北师大的两位同学在拿到入学通知书之后，最发愁的事情莫过于我们如何去到好几千里之外的北京。在我们的感觉中，北京似乎远在天边。但地区教育局长陈明是我们的老校长，他对我们几个学生有感情，由于他的提议，地区教育局决定资助我们每人一百元钱作为路费。当他向我们微笑着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从他的“微笑”中读出平等、尊重。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就揣着这百元钱的“巨大财富”，离开家乡，向北京进发。当我们到达北京的时候，我们只用了80多元钱，还剩了十多元钱。我们高兴得快疯了。不论你信不信，这是50年代的人情。

我们进入北师大开始学习。过了不久，寒冷的冬天将要到了。我根本不指望家里会给我寄钱买棉衣，因为家里太穷了。深秋之际，我听北方的同学说道，北京的冬天如何北风呼啸，雪花如何飘落，最低可以达到零下20度。我开始发愁来北京的第一个冬天如何过呢？不久，那位走过长征路的满脸麻子的说着一口难懂南方口音的总务长，就慎重地拟定了给南方贫寒学生补助棉衣的制度。我没有向任何人求情，只填了一个简单的申请书，他们就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把一套崭新的棉衣、棉裤送到了我手里。一股暖流从心间流过。我没有感觉到这是谁给我的恩赐。整个四年本科，母亲给我做了8双布鞋，一分钱也没有给我寄，但学校每月3元的助学金，总是能及时地领到。不论你信不信，这是50年代的人情。

大学期间，我是一个班的团支部书记，班里的“第一把手”。班里谁遇到了困难，我都要管。记得有一年冬天，来自湖北的一位姓梅的女同学，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腿痛，完全走不了路。学校认为她应该退学，她也怀疑她自己能不能在北京这个天寒地冻的地方坚持学习下去。我召集了一次团支委会，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每天由班里的身体较强壮的男同学轮流背她到教室上课。我们知道自己的责任，自觉遵照排定的秩序，没有那种强者去扶助弱者的感觉。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她外出就是在班里的男同学的背上度过的。由宿舍到教室，由文史楼到物理楼，由教室到食堂。她感到一种精神负担和歉疚。班里的女同学就负起责任，做她的“心理医生”，说服她，支持她，鼓励她，并且说：他们男生应该这样干，是他们的本分，你根本不用有丝毫的歉疚。她终于渡过难关，顺利完成学业。这成为我们后来聚会时的美谈。这就是50年代的人情。

学校吃饭不要钱。像现在部队那样的集体伙食。吃饭的时候，每人拿着自己的碗，排好队。菜，每人两小勺，一勺青菜，一勺肉菜。主食随便吃。我是南方人，不喜欢吃窝头和馒头，喜欢吃米饭。但米饭总是吃的人多，很快就被吃完了，剩下的是窝头和馒头。我又是学生干部，上完课还要开小会，到食堂的时候，米饭已经没有了。我看着那些窝头和馒头皱眉头。这种情况被食堂服务员老李发现，他很同情我。这以后，只要我去晚了，没有米饭了，老李就会亲切地喊我：小童，你的饭在老地方。所谓“老地方”是指他每次给我留米饭的食堂的一个角落里。我真的感激他。但他是复员军人，对我说：你不要感谢我。就这样，一直到我毕业，每天我都能吃到我想吃的米饭。不论你信不信，这就是50年代人情。

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和女友报名到内蒙古去。要为花的草原奉献我们的知识和智慧。但学校决定我们俩留校，这完全不用托人情走后门，实际上，也没有人情可托、后门可找，领导研究安排这一切。但领导并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丝毫的好处。1960年，我和我的女友决定结婚。可是没有房子。那时，我正在学校的社会科学科工作。科长听说后，就主动问我有没有房子？我说，结婚的时间是定了，但房子还没有着落。老尹（科长）说，瞧，时间定了却没有房子，你到大操场去结婚吗？这样吧，这事就交给我来办吧！他还模仿电影《列宁在十月》的话幽默地说：会有的，糖果会有的，房子会有的。果然，在结婚前3天，老尹给我们借到了小红楼的一个十多米的房子，还是新房子，有卫生间、厨房，没有人住过。我感谢老尹，老尹叼着烟，向我摆了摆手，意思是不要谢。结婚仪式就在那个房子里举行。有人替我们表演节目，那就是住在楼上的校党委书记何锡璘的4岁或5岁女儿。她用稚嫩、天真、好听的声音宣布：何凝凝（我直到现在还记着她的芳名，算来，她现在50多岁的人了，要是她能看到我这篇博文，引起她的回忆就好了）现在给你们表演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大家鼓掌后，她开始第二个节目……。贫穷却无比温暖。不论你信不信，这是50年代的人情。

1957年黄药眠教授成了右派分子。1958年我来到他所在的教学研究室，组织上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管理右派”，所“管”的就是黄药眠先生这一个右派。按照上级的规定，他每天必须给我交日记本，看他是不是检讨自己，还规定要他扫厕所。但是我真的不能理解，昨天还是老师，今天怎么就会变成右派分子，变成敌人呢？他又没有杀人放火！这一定是弄错了。我们俩都是客家人，可以用客家话交谈，彼此的距离似乎就近了一些。我照旧称他为“黄先生”。我比他年轻很多，我替他扫厕所。日记交不交更是随他，我为什么要查人家的日记？他偶然也把日记交给我，说，你可以看。在日记中他并不写检讨，倒更像写一种研究笔记，如他写《林海雪原》为何是一部好小说，它的叙事模式是什么，它的艺术特点是什么，我看得津津有味。我觉得我从他的日记中学到了以前学不到的东西。我心里感谢他。我们就在那种畸形的社会状况下开始了忘年的友谊的交往。不论你信不信，这就是50年代的人情。

50年代是我经历的一段历史。历史不完全在著作、论文的语言叙述中，常常在我们的活的感觉里和记忆里。历史不是一条直线的，历史也不总是一种颜色。我毫不讳言，我怀念50年代那种不向“钱”看的、不走后门的、不求回报的、温暖人心的人情。人情是与人的尊严延伸出来的感情。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旧梦与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