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天任

在日本：欺负不了别人还欺负不了警察

□ 俞天任

日本社会中职业形象最好的应该是警察，有问题去找警察基本上不会失望。在日本有一种说法是：“欺负不了别人还欺负不了警察？”日本社会不容许个人持枪，一般不存在对警察生命安全的威胁。

日本警察的脾气很好，和人说话时背起双手，挺起肚子贴着对手说话，因为怕对手告他使用暴力，这是吸取了在战前和战时特别高等警察的权限过大侵害人权的教训，因此社会对警察的监视非常严格，警察不可过度使用暴力。

我初次到日本是在20多年前，当时手机还远没有普及，想打电话回家却找不到能打国际长途的公众电话机，只好去交番（日本警察值班所）找警察，警察自己也不太熟悉怎么打国际电话，就帮忙打电话回警署询问，在知道只有黄面板的公用电话才能打国际长途之后，干脆自己带着我去找电话机。

我有过两次上班忘带钱包的经历。月票和钞票都没有无法乘电车，这时候也是去交番找警察借钱买车票，警察掏几个硬币出来，到晚上下班去还钱时警察也就那么若无其事地收回去，不知道有没有过忘记还钱的人。

我曾经见过这么件事：警察在街上拦下一辆小摩托，控告他逆行要扣点罚款。摩托车主当然不肯认账，于是警察拿出《道路交通法》让摩托车主看白纸黑字。拜读交通法的摩托车主狡辩说应该有“50米以下”的犹豫区间，警察拿出卷尺，当面量给摩托车主看逆行的距离是150米——于是摩托车主只好垂头丧气地认罚。

日本警察属于公务员编制，在执行公务时是没有隐私权的，也就是必须要接受监督。一次见到警察和人争执，我掏出相机就拍起来。警察发现之后说：“我是公务人员，你可以拍我，但其他人都是一般人，有隐私权，你不能拍。”他可能觉得整个事件就是一场争执，如果以“一般人的隐私以及肖像权”为理由就可以迫使我删去所有有关照片，我亮出了记者名片给他看——在采访权面前警察的所有借口都全部不成立，他也只好遵守。

看过《相棒》等反映日本警察的日剧的人可能会对日本警察在执行任务时所受到的条件限制之多会留下很深的印象，警察的作用首先是保护公民和社会的安全，取缔违法犯罪行为就是服务于这条宗旨的，所以警察在工作时必须也应该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限制和制约，至于这些限制会不会影响警察的工作效率，相信日本社会的安全性和犯罪率的低下已经给出答案。

最近几年中发生在京都府警和部分京都大学学生之间的冲突最能说明这种警察业务和遵守其他法律之间的矛盾。

2014年底京都大学发生过一起公安警察擅自闯入校园而被学生扣留的事件，在这件事中京都府警警备二课在程序上违反了“除刑事警察之外，公安警察不进入大学校园，刑事警察进入大学也要通知大学当局之后在大学职员的伴随下行动”的潜规则，就只能认错。

但京都府警的工作本身没有错，被他们监视的“中核派”是有过使用暴力进行破坏前科的激进派组织，在强调“反恐”的今天，强化对他们的监视行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问题是政治正确也不能成为破坏正常程序的理由。

不过，京都府警也不会完全忍气吞声放弃工作，他们一直等了1年多，到2016年2月29日才出动430名警察查抄京都大学的熊野学生寮，而且表面上的查抄理由也不是因为报复2014年冲突，而是因为2015年有人在学校里竖起号召罢课的标语，妨碍了京都大学的教学秩序，“中核派”和这件事有关，警察事先办好完整的手续才对熊野学生寮进行查抄。

因为熊野寮不在京都大学校园内，所以警察的这次行动符合规矩，鲜有人反对警察监视激进派组织，大家所反对的是违法的监视。

（摘自《看天下》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