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桑　雨

知识改变命运

□ 桑雨

一

晚上12点，手机突然一阵噪响，许久没有人发言的大学校友群突然鸡飞狗跳起来。

一个绿色卡通头像率先爆料：“老彭死了。”

马上有人跟进：“真的假的？咋死的？”

绿色头像继续爆料：“我也不清楚，刚听说，小六快给大家说说。”

辅导员的黄色风铃头像也跳了出来：“小六，什么情况？”

小六上线：“他妈打电话说葬礼定在24号，大家有空可以去，毕竟同学一场。”

浓妆艳抹的自拍头像也上线了：“老彭到底出了什么事？之前不是好好地在北京吗？”

被追问的小六在发了几个省略号后终于撑不住了：“你们有空去一下他的葬礼吧。”

虽然还有人不断发问，掌握第一手资讯的小六已经隐匿了，无论别人怎么疯狂@他，他都不再吱声。

群里有个灰色头像建议：“发个红包钓他出来。”

还真蹦出两个红包，没几秒工夫就被人抢走了。

葬礼怕是要在老彭老家举行，那些追着小六问原因的同学，想必不会山长水远地赶去那个偏僻的地方，他们的热情，仅限于手机屏幕后的狂欢。

二

大学时期，我对老彭的唯一印象是他的贫穷。在一个班上统共30个人，有25个人争着抢着申请贫困生资格的境况下，他仍能脱颖而出。作为因没有申请贫困生资格而自动成为评定小组成员之一的我，把班上这25个同学的家族历史，至少是他们能写下来的部分，看了个底朝天。

这样的阵仗对于生长于东南沿海富庶小镇的我来说是无比新鲜却难以消化的。儿时同伴中尽管有父母不幸下岗而被迫摆摊卖小吃的，但毕竟不是穷到交不起学费，学照上，饭照吃，至多是当其他同学纷纷从国产球鞋过渡到国际品牌时，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穿着变了色的旧球鞋，躲在操场边的大榕树后面，隐藏自己喷火的眼睛。

对于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穿不上新球鞋已经是莫大的耻辱，还要一笔一画写下自己的父母是如何不济，如何从社会的大潮中被挤了出来，慢慢掉队，慢慢成了一堆烂泥，这将是无法想象的、比下地狱更严酷的惩罚。

然而我的大学同学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帮父母撰写各种材料，而他们之间的文采较量，关乎每顿能吃上几个馒头这样的生死大事。

老彭无疑是这群人当中的佼佼者，以他那样赤贫的背景，也磕磕绊绊一路读到了这所省内的最高学府，倘若他善用自己的文采，在校期间好好表现，说不定还能回去谋个一官半职。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为他设计好的上升路线，小六早在大学时期就点破我：“哪儿有这么容易的事。”

三

小六是我大学期间唯一的好友。某天，我在一节政治课上低头钻研新买的苹果手机，猛一抬头，突然发现坐在前面的哥们儿也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块一模一样的屏幕。

于是班上仅有的两台苹果手机相认了。

对自己的家庭背景讳莫如深的小六是大学期间班上最吃得开的人，相比我的笨拙，用着苹果手机的小六却能和根本买不起手机的老彭等人打成一片。

“你知道吗？”小六神神秘秘地跟我说，“老彭春夏秋冬就只有一件夹克衫，夏天就穿里子，或者穿移动公司发的T恤，冬天就里子和外面那层塑料一起穿。”然后，他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老彭不像宿舍其他人一样爱偷我的洗衣粉，因为他从来不洗衣服。”

几个月后，老彭的家乡因为一次地震上了新闻和报纸头条，然而已经被几次接踵而至的大地震震断了神经的大众显然已经无法调动出如当初汶川地震时的泪水和感动。新闻播了几天，就被其他的故事压过去了。

那段时间老彭逃了所有的课，像个木桩子一样举着捐款箱，和几个同样悲痛欲绝的老乡在学校人流量最大的文化广场上摆起了摊子。展板上贴着他们从网络、报纸上抠下来的地震报道，一向话不多的老彭用不知从哪里搞来的扩音喇叭，一惊一乍地企图吸引行人的注意力。

小六说那次募捐的效果特别差，他撺掇我捐款，钱不多，但我们也成了班上仅有的两名为老彭的募捐事业添砖加瓦的人。

四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因为忙着准备出国搬出了学校的宿舍，除了偶尔和无所事事的小六聚餐，几乎不再有任何同学的消息。

直到我离校前一晚，喝多了的小六泪流满面地在我的房间里打滚儿，说他害了老彭。

每年毕业季，学校都会给那些平时挂科或是等级考试没过的人一个最后的清考机会，小六和他宿舍那帮哥们儿于是进入了癫狂的备考状态，而他在拿到毕业证前需要攻克的最后一道难关，就是英语四级。

小六说他没有时间好好备考了，又怕这次过不了没法毕业，心思活络的他上网买作弊耳机时，被老彭看到了，正想着要如何解释过去，就听到老彭闷闷地问：“你能不能帮我也买一个？”

我从来没听过老彭讲英语，一开学就考进英语三级班的我自然不会知道一级班的情况，但听小六说，老彭考不过四级，是因为真的没怎么学过。

600块的作弊耳机老彭只掏得出一半，向小六借了300块，老彭还信誓旦旦地说拿到毕业证就还。

考四级时老彭因为太过紧张，作弊耳机顺着一直哆嗦的大腿轱辘到地上，被巡考的教导主任逮了个正着，吃了处分，扣发学位证，吊儿郎当的四年学业也因此流产。在旁边抄得正欢快的小六眼睁睁看着老彭像只鸡一样被拎了出去，经过了几分钟激烈的心理斗争后，他也撂下笔走出了教室。

最后一个寒假，老彭不敢回家过年，像个鬼魂一样赖在已经空无一人的校区，小六怕他想不开，带着负罪感一直陪他耗着。有一次小六去市里买洗发水，晚上回来后发现老彭两眼发直地躺在他的出租屋里，吓得120斤的他背着140斤的老彭在大雪里走了两公里，摸着黑到乡卫生所给老彭洗胃。

说到这里，小六整个人都快哭脱水了，像个蛇皮袋子一样轻飘飘地盖在我身上，而我除了紧紧抱着他，一如既往地不知所措。

五

后来我听说，小六通过家里的关系给老彭介绍了一份工作，小六也表示，要是这次成功了，他也终于可以摆脱这件事，开始一个人而不是一拖一的人生了。

“但这怎么就成了你的责任了呢？”我当时还替小六抱不平。但八面玲珑的小六没了学位证也不会怎样，那没了学位证的老彭，会怎么样呢？

最后我没拍毕业照就拖着行李箱走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我耗费了四年青春却无比痛恨的地方。同样没拍毕业照的小六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想尽各种办法要考过英语四级，几经尝试未果后便也释然了，一年前跑去国外，靠着家人资助一路从小代购做到了艺术工作室，现在也混得风生水起。

而老彭，自从他因工作不力被小六介绍去的单位开除后，便漂到了北京。听小六说他住在几百块一个月的地下室，饿得受不了了就从他住的地方往天安门跑一个来回，冲个冷水澡再精神抖擞地去上班。至于没有本科学位的老彭在干什么，谁也不知道。

后来听说他去了深圳，再后来，小六也不再有老彭的消息。

“他为什么不回去呢？回去是不是就不会挨得这么辛苦？”

“你不懂。”小六说，“当年老彭是他们学校的文科第一，家里都指着他光宗耀祖呢。”

几年过去了，班上始终没有谁混出个人样，于是便谁也不认识谁地过着，直到老彭死亡的消息传来，大家才都一股脑儿地开启了各种美好回忆的篇章。

小六说，老彭送过自己一双他奶奶亲手纳的布鞋，一直收藏着没舍得穿。

辅导员说，当年看申报材料的时候，她就觉得老彭家是最困难的。心里默默希望这个孩子能好好学习，这样还能在各种奖学金、助学金来的时候多照顾他一些。可是这孩子，唉。

当时每年都拿特等奖学金的女“学霸”发了“朋友圈”：“悼念大学时期一个善良勇敢的好人——老彭。”配图是一根燃烧的蜡烛，定位显示她在北京XX大学图书馆。

而我想起，当年政治课上，占着最后一排位置想好好睡觉的我，偶然抬头，看到老彭在政治书上写下的一行遒劲有力的格言：知识改变命运。

（摘自《读者·原创版》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