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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成因及对策的生态学分析

2016-11-16范瑞光

新西部·中旬刊 2016年9期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成因对策

【摘 要】 本文就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作了生态学分析,提出了生态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要保持经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优化社会沟通网络。

【关键词】 群体性事件;生态学分析;成因;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却滋生动乱。”[1]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显现,利益群体形成,利益固化严重,利益矛盾关系错综复杂,社会稳定受到一定挑战,各种群体性事件也不可避免的出现。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环境特别是行政生态的变化,我国群体性事件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趋势明显,群体性事件诱因出现多元化倾向,其中征地纠纷、环境问题、社会管理等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事件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对抗性普遍增强,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广东乌坎事件等都带有明显的对抗性,事件一旦爆发就呈现出脱离控制的特点,事件相关人对地方政府普遍持怀疑态度、政府的任何承诺都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而黑龙江富锦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在发生时就呈现出对政府的既不不信任和与公安、武警等直接武力对抗。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现状和特征是我国整体社会生态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投影,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副产品。现代化过程中的群体性事件无论在产生原因及其应对方面都呈现出独特性、复杂性的特点。同时,由于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特点以及对现代化中政治秩序的破坏作用,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深受我国特殊的国情和独特的行政生态环境所影响。行政生态学“把行政系统看作一个有机体,有机体在生活过程中受到生态环境的各种制约与影响。”[2]这里生态环境主要分为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社会要素、文化环境要素和沟通网络要素等方面。对群体性事件成因的生态分析是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基础,也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

二、我国群体性事件成因的生态学分析

“公共行政与其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与其生态环境中的某些要素发生相互作用。”[3]具体到群体性事件上则主要体现为与群体性事件相关联的各生态要素的相互作用。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与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密切相关。

1、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经济因素

这里的经济要素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经济是各个社会层面的基础,经济要素的变化影响着其他社会各个方面的动迁。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必定深受这一要素的影响。其主要体现在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其它方面的脱节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一个稳定的社会不仅需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也需要社会其他方面与经济的同步发展。而经济的先行与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落后则会导致社会的撕裂,带来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等问题。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造就了商人成功神话的同时,也造就了底层人们对社会的仇恨。加之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和不正当竞争、经济垄断的存在,侵犯了部分人的生存利益。底层人们生存利益难以维护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肥沃经济土壤。而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部分利益的重新分配也造成了侵犯利益事件的发生,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2、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因素

这里所讲的政治要素主要是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因素,主要涉及行政体制、政府回应机制和利益表达和诉求机制等。首先,我国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形成了“压力性体制”,其虽有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命令的上传下达,从而保持上级行政机关的政令畅通,但也使我国形成了自上而下信息畅通,而自下而上信息不畅的现象。这一现象从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官员对个人合法利益的关注不够,部分掌握权力的官员在行政执法等活动中侵犯到公民的合法利益。当公民合法的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受到侵犯,而在合法渠道也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大规模的聚集等群体性事件就成为得到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关注的有效方法。其次,在众多的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的回应无疑占据着重要地位。部分地方政府行政思维滞后,服务思想弱化,在事件发生前或发生初期,不能很好的回应公众的诉求,而是采取压制的手段,反而使得群体性事件更为严重。

3、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因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社会要素主要包括社会变迁的影响、社会意识等。人类进步在社会上的表现就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各种社会意识的觉醒与复苏,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我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而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我国的表现就是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社会体制已经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新的社会体制却尚未完善,社会转型的这种特性也使得其成为动乱与矛盾突显的时期。各种既得利益集团逐步形成并开始成为社会变革的阻碍力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与民争利的事情就会发生,这也成为部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社会诱因之一。另一方面,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人们各种社会意识的觉醒和形成,权利意识、独立意识和利益意识都开始出现。与传统封闭社会下的人们不同,现代化开放社会下的公民更具有社会意识,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各种权利、利益保护具有更强的意识,这也促使一些利益纠纷最终演化为群体性事件。

4、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环境因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文化环境要素主要包括知识、信念、风俗等对人或组织行为的影响。首先,我国官本位文化浓厚、民众思想较为保守,历史惯性使得我国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保持着人治的传统,法治意识淡薄,公众内心有一种“清官意识”,而部分官员却有一种“官老爷”心态。两者心态的不同使得当问题发生时,公众的“清官意识”驱使他们选择相信高层“清官”的作用而不选择法律。群体性事件的规模效应很好的起到了引起高层注意的作用,从这一角度看,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和古时的众人“拦轿喊冤”相类似。其次,我国社会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民主意识开始普及,民主观念和精神开始进入人心。这也使得我国公众一旦遇到社会不公、利益受损等问题时,公众就会受到强烈的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认为有必要要求政府对这些问题进行处理,而如果政府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回应与处理,民主精神的受挫和现实的打击会促使公众联合起来进行请愿等活动,最终形成群体性事件。

5、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沟通网络因素

沟通网络要素既与政治、社会要素有关,也与文化环境要素相关联,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民间沟通网络的畅通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当一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受到侵犯或者群体个人争取权利时,他们就会借助媒体网络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当他们的同盟或支持者形成一定规模时,就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各种条件。其次,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参与者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以及参与者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成为影响群体性事件走向的重要因素。事件参与者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主要涉及利益诉求渠道和政府回应,前面已提及;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和事件参与者与公众的沟通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群体性事件规模的增加。大部分群体性事件一开始只是小规模的,但随着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的加入以及群体性事件中不同参与者主导地位的变更,都会使群体性事件性质转变。今年一些地方发生的因公众利益受损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最终演变成打杂的泄愤事件就充分说明了沟通网络的完善与否对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

三、生态学视角下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我国行政生态环境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是因经济利益纠纷为诱因,这和西方的以追求政治权利为诱因的群体性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群体性事件应对机制的构建应坚持我国特殊行政生态的前提下,吸取西方有益的经验并为我所用。

1、保持经济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

我国的很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与经济利益相关,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密切关系。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解决现阶段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经济基础,只有经济水平得到不断提升,社会资源总量才会不断增加,才会减少因资源少而引起的利益分配不公,最终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可能性。正是基于此,我国应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各种市场运行机制,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消除现有市场体制的弊端,应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保持市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尽量做到市场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减小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力度。减少或者消除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经济土壤,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次数。

2、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

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行政体制和模式。加强地方政府对民生、社会公平等领域的力度,注重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建设,减少因社会不公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消除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政治土壤。创新社会管理,加强基层治理,逐步提高我国政府公信力。积极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活动,通过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增加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与协商,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对抗性,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各种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建立健全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慎重使用警力。通过加强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使得政府对群体性事件处置做到及时性和有序性,避免矛盾升级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3、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公民之间联系的纽带,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地带,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渠道,公众通过其可以将日常的权利诉求反馈给政府等公共权力部门。政府部门虽然负有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但我国很大一部分群体性事件本身就和政府有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使得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单一治理成为不可能。而作为中介组织的社会组织就体现出了它的作用,其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前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众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对抗性;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社会组织能够对处在事件中的公众的情绪起到平复作用,使事件相关人不会受环境影响而造成泄愤事情的发生,其也有助于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使相关各方能从对抗走向协商。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够使其真正对社会发展、和谐社会建设发挥作用,从而使各社团组织成为弱势群体维权的一个渠道,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力量。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影响公众政治行为和政治理念的重要因素,我国在漫长封建社会形成的政治文化伴随着经济、政治的改革逐步得到扬弃。而由于在改革发展中多元文化的发展,却使得我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面临着诸多困境。我国公众政治文化的不一致和多元性给我国的政治社会稳定带来重要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和政治文化分化紧密相连。我国迫切需要构建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和谐政治文化。“和谐政治文化是一种普适状态,能使国家倡导的主导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4]通过建构和谐政治文化,有助于形成广泛的政治认同、增加政府的合法性和有效调和不同个体或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谐政治文化重在培养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以及公众对政府的认同感,构建公众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保证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纷得以在政府的主持下得到有效调节,从而有效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5、优化我国社会的沟通网络

有效畅通的沟通网络是消除误会和矛盾的重要渠道保证,是建设责任政府、增加公众对政府信任度的有效手段,是拉近政府与公众关系、了解民众诉求的有力方法。在网络社会和自媒体时代,政府能否从原来的被动沟通变为主动沟通是沟通网络能否有效发挥其利益平衡器作用的决定因素。充分发挥微博、网站等网络手段的作用,加强政府与公众的交流与互动。及时了解民生动态,加强对各种矛盾问题的监测和应对。改善干群关系,关注解决公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化解对政府部门和官员的不信任情绪,……以更加诚恳的心态和更加透明的方式、与公众沟通”,使得民众维权有道,诉求有门。[5]加强政府舆情监测与管理。通过舆情监测与管理加强政府对社会现状的充分了解,及时了解各种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并做出处理。对有可能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条件的各类现象予以制止。积极引导事情按着法治道路发展,避免出现对社会发展与稳定有着严重影响的群体性事件。

四、结语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种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的行为。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原因,我们应该对群体性事件有个正确的认识。通过对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行政生态各要素的分析,积极寻求群体性事件的应对之道和增强预警机制建设,将会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必将会逐步减少。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和谐社会建设也将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 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38.

[2] 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27-28.

[3] 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290.

[4] 宋艳兵,陶亚辉.和谐政治文化建设和政治稳定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9(07)32-34.

[5] 陆学艺,李学林,陈光金主编.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5.

【作者简介】

范瑞光(1989-)男,山东冠县人,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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