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参加革命以来，我起步在中原、落脚于黔省，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晚年以诗自勉：“风雨年华八十春，一生奋斗壮志存。白头何道人生老，红心不渝作时人。”

为振兴中华而读书

1923年1月，我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十多岁时才上小学。李兴华是我上小学第一天报到时老师给起的学名，老师说：“你的学名叫李兴华，因我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民穷国弱，兴华，就是要你记住上学读书学好本事，保家卫国，振兴中华。”

我参加革命工作后，曾是《冀鲁豫日报》、《赣东北日报》的特约通讯员，李冀峰是我给报社投稿时用的笔名。1949年向贵州进军的路上，原赣东北日报社负责人向支队领导（贵州省委前身）提出要我到《贵州日报》（开始创刊时叫《新黔日报》）工作，省委下的调令写的就是李冀峰这个名字。从此，李兴华就成了李冀峰。

我就读的学校十分简陋，校长、老师都是一个人，还经常不到校，我主要靠自己刻苦学习。父母深知没文化之苦，看我是个读书的料，就省吃俭用供我读书，并教育我上学要知书达理、好好做人。兄长也很支持我读书，我没钱买笔，他就用狗毛给我做笔。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学校停办，八册书我只读了六册。1939年，韩张集成立公办抗日高小，我考取读了半年，学校就散伙了。194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抗日民主裉据地，成立了“冀鲁豫边区联合抗日中学”，我被录取。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华北沦陷后，各地学校大都停办，广大青少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面对险恶的局势，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培养抗日干部，冀鲁豫区党委决定创办“冀鲁豫边区联合抗日中学”，由行署主任晁哲甫兼校长。这是一所抗大式的中等学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还从抗大来了三位指导员，按军队编制对学生进行军训。学校没有固定校址，过游击生活，边学习、边宣传、边工作，生活十分艰苦，曾遭过日军多次大扫荡，学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学生得到了战火的洗礼和严格的锻炼。

在战火中洗礼

抗战胜利前夕，为加强边沿地区对敌斗争，1945年5月，县委决定我到七区任区委书记兼区队指导员。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而在抗日时退居西南大后方的蒋介石却要下山来“摘挑子”。我们对蒋军和原来的旧三区土顽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兵配合区队和县大队经常出击打击敌人。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刘寨遭到旧三区部队夜间偷袭，八个民兵为保卫群众顽强抵抗全部英勇牺牲。旧三区区长提出打死和活捉到老冀（李兴华）赏大洋一百块。有一次我和区委会的同志及春亭集的民兵夜间被致袭击包围在楼上，周围樊庄等村的联防队闻讯赶来打退了敌人。敌人在逃跑的路上，又被我区队截击，活捉了敌人小队长。后来，李庭桂同志率领的白马团到此地活动打击敌人，支持地方工作，形势逐步好转。

1946年，蒋介石撕毁和平谈判协定，发动全面内战。地委根据形势发展，决定调我到地委宣传部筹备创办《鲁西南报》，作为地委机关报，它是动员和组织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战斗号角。报纸是在游击战争的恶劣环境中出版的。五地委所辖区，地处鲁西南陇海路以北，黄河以南，除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拉锯战和反“清剿”斗争外，还要同土顽还乡团进行斗争。有一天，我们在齐滨县宗堂正依托地道编排报纸，县公安局长鲁平派武工队员前来送信，说敌人正在向宗堂方向进发，要我们赶快转移。我们撤出不久，敌人就包围了宗堂，地道遭到破坏。我们又转到另一处秘密地道去，继续坚持出报。

1948年2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回东明县（原来东垣县一区）任区委书记。当时，国民党军猖狂进攻，地主还乡团进行阶级报复，干部家属和村干积极分子惨遭杀害，形势十分严峻。我们一区和六区十几名干部连夜渡黄河到一区小陈庄，说坚持斗争的刘区长在小陈庄接我们，因敌情变化刘区长已转移到老君堂村，他给房东留话说，我们到后要立即离开小陈座。天刚亮敌人就来包围小陈庄，我们边还击边撤退，正好这时梁子庠县长率武工队来接应，打退了敌人。我们根据当时的情况，从刘庄、苏集等村选拔了七八名民兵组成小分队同区干部一起活动，紧密依靠群众，打游击战并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下半年，随着整个战局的胜利发展，形势好转。我于1948年10月被调县委任宣传部部长。

迎接黎明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迎接全国解放，党中央决定从老区抽调干部到新区工作，冀鲁豫区党委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于1949年2月集中，组成冀鲁豫南下支队。我当时在东明县委工作，为响应党的号召，我和夫人梁冀光把三个女儿（最小的不足两岁）寄养在老百姓家，主动报名南下。

经过集训后，冀鲁豫南下支队奉命随二野刘邓大军南下。从冀鲁豫平原菏泽出发到贵州高原，其间经过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七个省，跋山涉水，行程八千余里。虽然很辛苦，但当时想为了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实现崇高理想，什么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进军的步伐。

南下先到江西赣东北新区工作，不久又西进贵州。1949年3月南下支队由菏泽晁八寨出发，4月22日从安庆渡江，到江西成立赣东北区党委，我被分配到河口市委任宣传部长，不久河口市同铅山县合并。南下支队接管建立政权，开展新区工作。1949年9月又以南下支队为基础组成西进贵州支队。

路经湖南时，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同志们更是欢欣鼓舞，加速了前进的步伐！

西进途中支队领导（贵州省委的前身）调我刭中共贵州省委机关报——《新黔日报》工作。先后任编辑组长、总编室副主任。

1953年到1981年，我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处长、副部长。在此期间，为加强少数民族县工作，1957年省委决定我到望谟县任县委第一书记。到任后，我积极宣传落实民族政策和恢复发展生产。当时还带有80余人的省委工作队，我既是县委第一书记，又是工作队长，除依靠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推动工作，在宣传群众方面，还充分运用县报和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山歌形式营造舆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很快稳定了形势，鼓舞了群众，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发展。《贵州日报》对这种宣传形式作了肯定，在报纸上开设了“书记编县长唱”的山歌大汇唱专栏，曾传为佳话。

为了转变干部作风，县委领导带头深入调查研究。1957年冬我去麻山乡调查，高寨群众要我到他们寨去，房东韦大爷说你不能去，那里是羊肠小道，还要上悬崖，要爬梯子才能上去。我上去后，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我向他们宣传民族政策，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带动了干部作风的转变。我在望谟县工作虽然只有两年，但受到很大锻炼，并取得了基层工作的经验。1958年底我回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了三年。通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为后来的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红心不渝作时人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担任贵州省委清查办副主任，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清查，拨乱反正，稳定形势，恢复工作，促进生产，并为1976年被错误打成反革命的“七人大字报”进行了彻底平反。清查“四人帮”的工作结束后，我历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人大副主任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省老年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1982年我到省委组织部时正是实行机构改革时期，各级领导班子要进行新旧交替，需要有大批具有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文化水平的年轻干部十分难选，必须采取积极措施：一是大胆选才破格提拔；二是加强干部培训。专门成立了省干部培训教育委员会，我任副主任，办公室设在省委组织部，各级党校和大专院校设立培训班部。这些措施促进了机构改革，优化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年龄和文化结构。

随着机构改革又面临着如何做好退下来老同志的工作。为此，我积极建议并参与筹建省老干活动中心，成立老年大学，创办老年杂志——《晚晴》。在做好老干工作方面，提倡老干部树立正确的老年观，要主动让贤，防止失落感。我退居二线后，曾亲自主持省老年大学和省老年大学协会的工作，推动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发展，为丰富老年人文化生活创造了条件。1985年曾获得“贵州老年教育开拓奖”。1994年曾率中国老年大学协会代表团参加在芬兰召开的国际第三年龄大学协会第17次大会，介绍了我国发展老年教育的情况和经验，并向大会献了以牡丹为题材的国画表示对大会的祝贺，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1992年出版了《李冀峰老年教育文选》。2009年10月在“全国老年教育评选表彰”活动中荣获“全国老年教育杰出贡献奖”。2002年出版了《李冀峰诗选集》，2008年出版了《李冀峰诗选集续编》。2010年，同夫人合著出版了《李冀峰梁冀光书画集》。

回顾参加革命以来，我起步在中原、落脚于黔省，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为祖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一生，活到老，学到老，革命到老。晚年以诗自勉：“风雨年华八十春，一生奋斗壮志存。白头何道人生老，红心不渝作时人。”（作者系贵州省委组织部原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现为《晚晴》编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