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35年3月上中旬，在遵义县枫乡镇苟坝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继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复杂、艰难的环境中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会上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代表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重大历史功绩之一，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近年来，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红色旅游的发展，苟坝会议及苟坝会议的历史意义已逐渐的被人们所认知，而关于苟坝会议的时代精神研究，目前研究的成果仍不多。本文意在为建立适应党史教育的评价体系提供依据，同时也希望能为遵义县的红色旅游提供理论指导和史学依据，为遵义县红色旅游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关键词：苟坝会议；遵义会议；时代精神

1 苟坝会议召开的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国民党蒋介石仍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动百万大军“围剿”红军和各苏区，直逼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可谓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但在1933年初，以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却竭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后又实行保守主义的防御战略，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下，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而告终，就此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两个军委纵队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国民党蒋介石派出30万余人堵截中央红军，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下旬，湘江战役打响，由于中央红军转移途中辎重过多、道路狭窄，行动迟缓，进而给敌人有了充足的准备时间。为掩护中央、军委纵队、后续部队渡过湘江，红1军团、红3军团、红5军团在桂北的湘江两岸与国民党军展开殊死决战。战斗打了5天5夜，直至12月初中央机关才顺利渡过湘江。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国民党军最为重要的第四道封锁线，严重挫敗了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的计划，但红军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央红军由长征前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又加紧兵力部署，调集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地区，命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展开合围，企图消灭中央红军。12月11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省的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会上确定了红军在转移途中的首次战略转兵，放弃原计划，继续向贵州挺近，进军黔北，夺取遵义，在川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年12月31日，坚持“黎平会议”决定。 1935年1月2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乌江，至1月7日，成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柏公馆二楼召开了史上著名的、改变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 “围剿”的失败教训，批判了“左”倾军事冒险错误，由于当时战争时局的紧迫，会上作出的四项决定中：选举毛泽东同志为常委已解决，但另外三个并未解决；一个是常委分工。遵义会议已经形成一致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负责人，但是由于张闻天本人几次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做出决定；二是讨论遵义会议决议。会上，只是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进行讨论；三是是调整党中央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三人团”。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过去的“三人团”，仍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人。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挥师北上。1月28日，土城战役打响，由于情报有误，对川军的实力估计不足，经过几个小时奋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战斗处于僵持阶段，此时敌人强大的围剿兵团正从四面八方合围而来，毛泽东同志紧急召开会议，改变遵义会议原定的北上计划，及时撤出土城战役。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分三个渡口一渡赤水河。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鸡鸣三省之地连续召开的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博古主动交出权利，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责党中央总的责任。鉴于过去李德、博古的专权，遵义会议上就作出决定，一切重大军事决策都要经过政治局讨论。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的许多军事行动都要拿到二十余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集体讨论决定，遵义会议要解决的军事领导问题仍然没有完成。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从二郎滩地域二渡赤水。2月24日，红1军团攻占桐梓，25日，红3军团攻占娄山关关口。26日，红1、红3军团成功击溃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娄山关。28日，红军主力再次占领了遵义城，而且在城外，重创了吴奇伟和王家烈的部队。整个遵义战役，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取得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县是鸭溪镇金刀坑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一、三、五、七军团对抗周浑元纵队。

2 苟坝会议的经过

由于中央红军接连两次攻占遵义，急得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调集川、黔、湘军，企图再次消灭红军主力。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3月10日，林彪的红一军团截获情报得知：在打鼓新场有黔军王家烈的两个师，分别是何知重部和犹国材部，“双枪兵”早已是红军的手下败将，就判断能够打赢。3月10日凌晨，林彪、聂荣臻向前敌司令部发出“万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周恩来接到林彪、聂荣臻的电报后，认为放弃鲁班场的周敌，转向进攻打鼓新场的黔敌，这是改变作战方向的大事，必须听取大家的意见。随即，张闻天马上通知各军团领导，紧急召开20多人的政治局会议。与会人员都普遍认为：一是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二是打鼓新场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打鼓新场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非常有利。三是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朱德、彭德怀也都觉得其建议可以考虑。毛泽东同志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究其原因：一是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二是毛泽东刚看过几份截获的敌人电报，电报中讲到，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如果冒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见大家都要坚持打，说服不了与会的其他人。就在这时候，毛泽东的“虎” 气上来了，一拍桌子说道：“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啦！”。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为了难，大家争得不可开交，该怎么办呢？鉴于以前的负责人主观专断，他就提议，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来个民主表决，自己不表态，按大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由周恩来同志负责拟定作战命令，第一天的会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并没有注意到一点，就是当时要表决的不仅仅是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还附带有毛泽东自己提出的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之事。举手表决后，不但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还把毛泽东刚上任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一职也给表决掉了。这一结果，是毛泽东未曾想到的，遵义会议后，又出现了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大权旁落”的情况。但真正让他揪心的，并不是失去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头衔，而是红军坚持攻打打鼓新场，如果两军对垒，红军将很快会被陷于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毛泽东连夜提着马灯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建议周恩来能否晚一点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巧周恩来收到几份份刚送来的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 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早，张闻天主持会议，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向广大红军高级将领就不能攻打打鼓新场做一一解释，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说服了求战心切的红军的高级将领们，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指令由朱德和毛泽东签字下发。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终于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战斗，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自然也就恢复了，随即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場前进的三、五军团。

3月12日上午，张闻天主持召开会议，将成立“三人指挥小组”的提议提交会议讨论。经过会上的提议和讨论，提出新的三人军事小组（即新“三人团”）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位同志组成，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行动，提议得到了参会领导人的一致同意，至此，决定中国革命前途的一件大事，由此敲定！

3 苟坝会议的时代精神

（一）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正义精神

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事实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对敌情、我情进行了分析，而得出了不能攻打打鼓新场的结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二十多人的集体讨论会贻误战机，而提出了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的提议；实事求是地对敌强我弱的现状进行分析，而提出了在运动中消耗敌人力量，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最终实现了红军长征的胜利。历史证明，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本，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革命的建设才能不断取得胜利，只有忠于事实，才能拥有真理；只有忠于真理，才能发展顺利，减少波折。当前我们党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最艰巨的时期，首个“一百年”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要打赢脱贫攻坚战同样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对症下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在这一点上，苟坝会议所焕发出的实事求是的时代精神值得每一位党员干部学习。

（二）革命利益第一的使命精神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的责任感，他对马列主义的深刻理解和坚定的信仰，以及他对中国历史以及当时国情的深刻了解，造就了他异于常人的革命利益第一的使命精神。毛泽东的使命感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历史责任民族危机感、使命感，磨炼了他坚忍不拔的意志力与无私奉献精神的意识源泉，不谋私利，唯一的是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革命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为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急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都是尽全力把损失降到最低点，这种使命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缺少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四个全面”的伟大战略布局、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程中，我们更需要这种崇高的使命精神。

（三）忠诚执着争取多数的团结精神

古往今来，忠诚是考量一个人道德的基本要求，是一种品质、一种责任，更是一种美德，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忠诚首先就要对党忠诚，就是要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事业，在任何情况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大浪，都要站稳坚定的政治立场。在苟坝会议上参会人员所表现出的对真理的敬畏，在真理面前勇于改正错误，积极向真理靠拢，没有“革命利益高于天”的信念是无法做到的，几个小时前因为攻打打鼓新场一事还与毛泽东争得面红耳赤，几个小时后却因为毛泽东高超的军事领导艺术而推举其进入三人军事小组，并在此后坚决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并保持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

（四）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

在苟坝会议上毛泽东不惧人前冷语、不顾会后丢官，心系红军安危、思考中国革命命运，连夜提着马灯去说服周恩来，在危急时刻挽救了红军。随后提出成立新“三人团”的建议，更是体现出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既需要有高度的自信心，又要有敢于对历史负责的担当精神。习总书记指出：“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当前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风险更大、难题更为集中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干部勤于履责、敢于担责、敢于负责，在敢于担当中历练提高，在真抓实干中建功立业，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作者简介

符开玉（1985—），男，云南省宣威市人，遵义市播州区委党校，教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