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声

摘 要：在当今中国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中，出现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的现象，“富二代”和“穷二代”就是这一转移过程的产物。了解该问题的形成原因，才能为消除该现象提供有力渠道，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努力，中国社会才能能逐渐趋于公平，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的更远。

关键词：贫富差距；代际转移；化解之道

当前，尽管国内外形势持续复杂多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不过我们也不可否认，由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缺乏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和普遍、平等的机会，能够真正向上层流动的人越来越少：与此同时，较高层级社会阶层的封闭性越来越强，而且正在逐渐固化和模式化，并排斥较低阶层的社会成员。因此，在当今中国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体中，出现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的现象，“富二代”和“穷二代”就是这一转移过程的产物。

1 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问题成因

1.1 历史原因

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一直以来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自然经济，农民阶级是国家经济的主力；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国家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农业支持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彼时，无论是制度设計、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导向，还是受此影响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观念还都还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义、甚至以贫穷为荣，社会成员的构成也比较简单清晰。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原有的较为单一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最为直观的改变就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和重新组合。社会阶层结构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分化为公务员、管理人员、民营企业家、专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等多个社会阶层。而阶层之间最显著的差别莫过于收入水平的差距，阶层判别的标准就是财富多寡，社会成员在经济上首先出现直观分化。这也决定了不同阶层在消费方式、生活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也划定了阶层之间的鸿沟。除此之外，国家设立经济特区和大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系列政策也带来了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副作用。

在上述社会变迁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分化而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质和阶层归属的“一代”。在改革开放中的普通工人、农民阶层以及未能享受政策带来的财富的人依然贫穷，人们将这类人称之为“穷一代”；与之相反，“富一代”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大量财富，改革开放后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是该群体的代表。

而“二代”特指的是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与“一代”相对应的一代人。“一代”们的物质条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从一定程度上“转移”给了他们的子女：“穷一代”的子女由于基础环境差，教育资源不足，社会资本稀缺，仍然未能摆脱贫困，称之为“穷二代”；而“富一代”的子女靠继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和资源，成为“富二代”。

1.2 政策制度原因

贫富差距的“代际转移”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贫富分化的表现之一。所以，二者发生发展的客观原因大体一致，其中政策不完善和体制不健全是根本原因。

1.2.1城乡二元结构

当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数量最多，大多数“穷二代”都有农村背景，这种状况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城乡经济失衡问题，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巨大。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经济没有跟上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三农”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近年来党和国家实施了取消农业税、增加种粮补贴等一系列举措，但在不断扩大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之势下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采取切实措施加快发展农村经济从根本上消除经济结构的二元化特征，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分化加剧问题的，消除贫富分化也就不可能实现。

此外，刚性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严重影响了城乡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城乡界限，虽然这几年来国家在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上也有所放松，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柔性政策，但这些政策仍然带有许多附加条件，例如要求达到某个较高数值的财富证明。这对农民兄弟等弱势群体来说仍然是个很高的门槛，获得诸如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的户籍对他们来说，依然犹如登天。可以说，城乡户籍制度不但是“穷一代”而且是“穷二代”谋求待遇公平，机会平等、权益保障的障碍，使得他们在缩小与富人差距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1.2.2社会保障滞后

社会保障制度是缓解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倘若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就会使大量社会弱势群体陷入贫困无助的境地，这是政府社会责任缺失的表现。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的制定，本是为了救助弱势群体，减轻生存压力，消除社会贫困，为社会的贫富分化设置最后一道红线。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的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反而成了扩大不公平的因素：国家对城市的教育、福利、医保等的投入远远高于对农村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优势和农村劣势的差距。当前我国提倡教育公平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教育不公平的状况越来越严重；而提倡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正是因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早享受到了医保。

1.2.3分配制度不公

分配不公，简单来说，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的新财富中，少数人拿走了绝大部分，而剩下的大多数人没有得到或得到极少自己所创造的财富。由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分化是最为深刻的。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变革的，当前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壮大，企业内部劳动者、管理人员、资本所有者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初次分配过于强调“效率优先”和“资本至上”，导致了收入过分向管理人员和资本所有者倾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的贫富悬殊。第一次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加速了贫富分化，已经为“富一代”和“穷一代”格局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所以即使再分配注重公平也很难扭转格局。

1.2.4监督不严，权力腐败

权力是把双刃剑，倘若没有对权力行使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则必然会出现权力腐败的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以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交换的基本形式存在。当前我国缺乏有效健全的权力监督机制：从司法监督来看，存在司法不独立的现象，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地方司法有很大的束缚，权力对权力或者权力中下游对权力上游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公众监督来看，尽管有上访和近年来兴起的网络监督等途径可以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官强民弱，信访被截和网络信息被和谐的事件也屡见不鲜。这样一来，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就会助长权力腐败。

在当今中国，腐败为非正常致富提供了途径，腐败将大量的公共资源提供给了少数不法者，造就了一些牟取暴利的富人阶层。另一方面，这种腐败也剥夺了社会公众使用这些公共资源并从中获得利益分成的权利，所以结果只能是少数人暴富，更多的人陷入贫困。

而在作为贫困阶层改变命运途径之一的公务员选拔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权力腐败现象。官一代”通过钱权交易、权权结合的方式为子女大开后门，培养“官二代”。社会学者杨绪盟在《中国贫困群体调查》中披露：河南固始县“公开选拔”的乡镇干部中，几乎都是干部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海南三亚市社保局长千金”加塞”考试并成为“99分红人”；温州平阳电大招聘教师，竟是“老子招儿子”；温州市龙湾区甚至专门发红头文件，将22名干部子女收编事业单位编制工作。

此外，虽然“富一代”缺乏政治权力，但他们利用钱权交易为子女获取优良的教育资源、政治资本，使得“富二代”走上“仕途”更为容易。而“穷一代”的子女由于起点的不等和父辈社会资本的不足，即使参加公务员考试，进入官场和升迁的难度也比较大。

1.3 观念原因

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因此，观念因素也是中国贫富差距形成和“代际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村贫困家庭不同程度地存在五类农民典型落后思想：一、“读书不如打工”、“读书无用”的功利主义思想；二、淡薄优生优育的思想；三、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旧思想；四、“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养育旧观念；五、重农轻商的农本主义思想。据调查，越是贫困者越容易陷入“宿命论”，甚至将思想寄托在靠天吃饭，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形成摆脱贫困的自信人格，结果就是贫困者不愿随着时代的进步更新思想观念，安于贫苦，造成贫穷代际恶性循环。

在贫困状态中，落后的思想观念日积月累，还有可能在一定人群和地域中形成一种“贫困文化”。“贫困文化”一词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刘易斯提出，即指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贫困个体的行为观念、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等。这种文化严重制约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它是贫困个体经过长时间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在贫困文化下，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认识到他们的困难处境。贫困文化会深深影响它所形成的地域的人们，并通过各种形式传给下一代甚至是下几代。

1.4 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这一概念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现象。而在当前我国贫富阶层中，由于阶层间社会资本的差异和贫富阶层的逐渐固化，也出现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成为导致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1.4.1贫富阶层社会资本差异

社会资本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教育资源等。拥有社会资本的多少，对人们能否实现某些既定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决定了下一代拥有的资本和人际關系网络。显而易见，我国贫富阶层间存在悬殊的社会资本差异。

举例来说，在改革开放这一特殊社会环境中抓住机遇致富的“富一代”虽然钱包鼓了，但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所以他们不惜重金投入在子女的教育上，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著名大学、出资留学，以求培养更优秀的后代。这样一来，“富一代”的子女们的受教育程度和个人素质相比父辈大大提高，加上家庭背景和财富支撑，形成了远远超过普通人的社会竞争力。站在父辈的肩膀上，他们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从底层开始。而“穷一代”的子女即使穿过千军万马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到达大学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却会发现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其他仍然没受到到高等教育的的底层青年就更别提了。

父辈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人际关系网络越广，其子女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工作收入也就越容易。这是一种“马太效应”，越有资源的人越能利用资源为下一代创造机会。“穷一代”的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也是贫富差距“代际转移”产生的起点。

1.4.2贫富阶层逐渐固化

在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贫富差距都是难免的，但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能够为社会底层群众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正常的社会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当前我国社会底层群众向上流动的渠道却原来越窄，门槛越来越高。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贫富阶层有逐渐固化乃至封闭的态势：几乎每一次政策变动和利益分配，获得好处的总是非官即富，他们凭借资源优势，几乎垄断了阶层上升的机会；而普通群众或底层群众明显处于劣势。

由于成长环境的差异，贫富阶层的子女们在价值体系上也形成差异，对金钱、家庭、教育、交友都有不同的定位。此外，贫富阶层间的正常交流正在减少，当前我国贫富阶层之间不同程度地中存在隔阂、歧视甚至仇恨，严重影响了阶层间的正常流动与和谐相处。倘若贫富阶层完全固化乃至出现“社会断裂”，那么穷人的孩子只能始终被富人的孩子甩在身后。

2 消除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的对策

2.1 国家责任

2.1.1统筹城乡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

若要改变我国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传统，仅凭“城市包围农村”的简单城市化道路是行不通的。数十年来的城市化实践给了我们教训，过快的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大量在城市中漂泊的农民工和流浪者，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因此，我国应从国情出发，统筹城乡发展，走农村城镇化道路。可以从几方面着手：一、加大对农业的投资与技术支持，推进农业产业化；二、培养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三、因地适宜，开发生态农业，农村旅游业，为农村创业者提供引导、扶持、宣传一条龙服务；四、在对农村下功夫的同时，要实现以城市带动周边的协调发展。此外，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也应提上议程，遏制和化解歧视农村人口、保护城市户籍人口的制度体系。

2.1.2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我国经过实践与探索初步形成了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能有效解决解决失业、疾病、机会和资源分布不均因素带来的贫富不均问题。为防止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现象的进一步恶化，社会保障应更广泛地覆盖到弱势群体身上，政府对农村教育、医保和社会福利的投入要与对城市的投入同步，减轻弱势群体生存压力，作其缩小与富人差距道路上最坚固的靠山。

2.1.3改革分配制度

当前我国国民收入结构严重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不断下降。而“穷一代”和“穷二代”多为简单从业者或产业工人，他们成了分配制度不合理的最大受害者。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付出行动。“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得到一定提高。在“十三五”期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调整也应继续列入政府工作重点，其中税收制度的完善为重中之重。税收调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缩小贫富阶层间收入差距的程度，对低收入少征税，对高收入高征税，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严格税收征收管理。但我们不能否定合理的收入差距，我们不搞平均主义，而是要调动社会底层群众的积极性，以自己的能力缩小贫富差距，遏制贫富差距“代际转移”效应加剧。

2.1.4健全权力监督机制

之所以会出现权力腐败，是因为监督机制不健全或缺乏监督，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要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首先应该确保司法独立，以法治代替人治；其次，阳光的权力运行机制也必不可少，让权力运行公开、公正、有序，不做关起门来行使权力的政府；最后，要保证监督渠道畅通，不阻碍公众的合法监督权，形成全面的联合监督体质，让腐败的钱权交易无处可躲，为社会公平贡献力量。健全权力监督机制，确保权力行使不偏不倚，不为富人阶层、官员阶层提供特权，也不压抑社会底层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这有益于消除贫富差距“代际转移”现象。

2.2 社会责任

2.2.1增强社会关怀

这里所说的社会关怀，主要是针对贫困阶层提出的，社会各界对贫困阶层的关爱和帮助，使他们从精神和物质上都走出贫困，这有利于缓和贫富阶层矛盾，对消除贫富差距“代际转移”有一定作用。

良好而持久的社会关怀的第一步是广泛的社会动员，当前中国社会热衷于趋炎附势，富人和明星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如“国民老公”王思聪和各类影视剧明星，而真正应该被社会关注的穷困阶层却往往被忽视。广泛的社会动员首先要动员富人阶层带头，先富起来的人应该在精神上也丰富自己，主动为社会承担自己应承担的责任，为慈善公益事业贡献点滴力量。

对贫困阶层的社会关怀落实到具体行动上，主要包括心理关怀、组织关怀和发展关怀。一、很多“穷二代”由于生活艰辛和工作学习劳累，缺少锻炼和放松，长期处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久而久之，人格、心理发生变化，嚴重的甚至会出现某些精神疾病。例如，如果自尊得不到实现，他们就会感到自卑、抑郁、孤独，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就会发展成为宿命心理甚至是反社会心理。当前正在奋斗打拼的“穷二代”正处在心理敏感期，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心理关怀，社会在资贫，赞助贫困生等行为上应该少点功利心、少些炒作，要尽力尊重被资助对象的意愿，保护其隐私。在送出温暖和爱心的同时，把握好“度”，不要让受资助者有被施舍的感觉；二、增强对“穷二代”的组织关怀，增强他们的社会归属感。“穷二代“学习、工作生活压力大，又往往长期离开家庭和家乡，由于个人条件不足单身率高，所以常常缺乏社会归属感。因此要积极引导”穷二代”参与各类社团、组织活动，让他们从组织中获得归属感和被尊重感，这既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也有利于他们充分发挥个体能力，增强个体幸福感；三、增强个人发展关怀是重中之重，以此提高“穷二代”的工作生存能力。个人发展关怀就是指组织和有关人员为组织内的个体发展所采取得一切支持和帮助的意愿、行为。对“穷二代”进行个人发展关怀，帮助其提高工作能力、激发发展潜力，有利于缩小与“富二代”的差距，缓解贫富差距“代际转移”效应。

2.2.2消除阶层歧视

当前我国社会明显存在阶层歧视，社会其他阶层对贫困群体表现出排斥和其他不公平对待。既得利益者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且不愿与人分享，当中有些人总有一种优越感，看不起穷人，不公平对待弱势群体。我们可以看到阶层歧视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居住区上……“富人区”与“贫民区”泾渭分明，富人与穷人老死不相往来，富人歧视穷人，穷人仇视富人，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可见，消除阶层歧视十万火急，其核心就是强调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平等。对于富人阶层来说，只要遵纪守法，热心于慈善公益事业，也不至于同过街老鼠一样这么声名狼藉；对贫困阶层来说，远富和仇富的心态根源于他们的自卑心和妒忌心，只要加以正确的心理疏导，就可以逐渐转化为羡富、容富、思富继而求富的心理和行为。因此社会阶层要共同承担责任，互相包容、和谐相处。

“穷二代”天生被打上贫困阶层的标签，从小到大遭受的阶层歧视超乎普通人的想象，心里有深深的烙印。因此，消除阶层歧视有利消除其心理负担，使其有信心有动力追赶甚至超越“富二代”。

2.3 “穷二代”的个人责任

2.3.1心理与思想建设，自尊自爱

贫困状态对“穷二代”来说是真实存在的无法否认，承认并勇敢面对贫困的现实，抛去虚荣和自卑的心理状态，树立起对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自信心，这是他们摆脱贫困，赶超“富二代”最为基础的一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的贫穷或者安于贫穷、自暴自弃。

2.3.2学习知识技能与实践奋斗，自强不息

既然贫富“一代”的阶层分化几乎已成定局，那么“穷二代”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为自己创造机会来改变这种客观存在的贫困状态。通过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竞争力，实践奋斗，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无论是“穷二代”还是“富二代”，应该意识到社会有正在逐渐走向公平规则的趋势，只有通过自身努力才能谋发展。也只有这样，贫富差距“代际转移”才不会加剧，才不至于使贫富“二代”再次阶层固化乃至出现“穷三代”、“富三代”。

2.3.3接受帮扶，回报社会

随着贫富差距“代际转移”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针对贫困阶层的帮扶活动和手段逐渐多样化。而“穷二代”们应该克服自卑心作怪，积极主动接受帮扶，这不仅有利于自身发展，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穷是天生的，但没有人天生就负有资助的义务和责任”，在接受帮扶的同时，“穷二代”也要以行动和成绩回报社会，将关爱延伸到身边的人。

3 结语

贫富差距“代际转移”问题积重难返，但可以缓解该效应继续加剧。了解该问题的形成原因，才能为消除该现象提供有力渠道，望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努力，中国社会能逐渐趋于公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走的更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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