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信仰及其社会功用——以清代重庆九省会馆为考察对象

2016-11-11傅裕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16年5期

关键词：会馆神灵乡土

傅　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会馆信仰及其社会功用
——以清代重庆九省会馆为考察对象

傅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 400015)

会馆是同乡之人聚集之地，由同乡商众商议筹资，合力修造。对于远赴外地落地生根的异乡人来说，乡土神信仰成为其重要的精神寄托。会馆信仰的建立及对所奉神祇的选择，反映了商众如何运用神祇的力量来实现对现世利益的追逐，以及对自身道德倾向的标榜，具有对同乡子弟的教化功能。会馆信仰还有助于对行业帮会的管理。

会馆；信仰；道德标榜；行业管理

清代重庆会馆以八省会馆最为著名，加之光绪年间所建云贵公所，实为九省会馆。这些会馆往往建有祠堂或大殿，用以供奉神灵。据《重庆海关1891年调查报告》记载：“江南会馆内新建祠堂供奉神祇，每年应举行春秋二祭，定二月十二日为春祭之日，八月十二日为秋祭之日。”说的就是重庆江南会馆在维修时新建祠堂用以供奉神灵。重庆江西会馆在嘉庆年间建有大殿，且有住持僧人①。重庆浙江会馆则在创立碑文中写道：“修建会馆，上供诸神像，下便乡友礼谒之地，并一乡之人或议论公事或联络乡情。”②上述江南、江西及浙江会馆大殿中所供神像，主神皆是原籍地乡土神，即乡贤或者发源于本土的神灵。正如《巴县志》所载：“于民有功德者，宜省所在皆加封号立专祠，会典所载尤详，巴县旧有八省会馆，各所奉之神即是。”在中国这个万神的世界里，从人到天体气象、土地、山川河流、灵物、动物无不囊括其中，而乡土神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们往往有功于民，受到人们的爱戴；他们死后，人们出于敬爱，对他们进行神话加工，并立祠祀奉。会馆信仰正是以乡土神信仰为主体，结合宗教形式的一种民间信仰。而会馆信仰对于移民来说，不仅是同乡组织的集体象征，更是移民群体身份认证的重要标志。基于此，移民对乡土神推崇备至，对神灵发自内心地感恩戴德。福建会馆供奉妈祖，商人在出航贸易前一定要向妈祖祈求庇佑，下船后第一件事就是举行隆重的酬谢妈祖的仪式，以答谢妈祖对其长途跋涉的庇佑，并祈求妈祖保佑其身体健康、生意兴隆。举办完盛大的酬谢仪式之后，福建商人才开始进行商业贸易。[1]229异乡人将这份对于地方神灵的感念之情融入其信仰之中，在会馆中专辟庙堂或祠堂供奉他们，祈求神灵的庇佑，使他们免于疾病、破产等意外之灾，让移民们寻得心灵的寄托，从而获取一种拼搏向上的内在力量。

一、重庆各会馆所祀神灵

经查考，重庆各会馆所祀神灵不尽相同，兹录如下：

湖广会馆祀禹王。据《巴县志》载：“湖广会馆祭禹王，两湖水汇也，故祀之。”因而湖广会馆又称禹王宫，亦称大禹庙③。重庆湖广会馆成立之初，即修造有一台一殿，正殿崇祀禹王[2]，又“神禹的祭期如六月六，祀仪同于古帝王，寺庙有丹墀殿陛之属是”[2]34。传说大禹出生于六月初六，故后人以六月初六日为大禹诞辰日，举行祭祀仪式。石柱县在道光年间也规定地方官“于春祭先农之次日以少牢行礼，商人岁时伏腊从俗报赛”[3]34。不仅楚地商帮士绅逢节日举行酬神仪式，官府也在祭祀先农次日，至禹庙进行祭拜活动，且行以少牢之礼。至今，湖广会馆内每年仍在举行大禹祭祀活动。

江西会馆祀许真君。据《大清会典》载：“神许姓，名逊，晋旌阳令。得道术，斩蛟除害。……宋真宗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是道教中的重要神灵。江西会馆因祀许真君，亦称许真君庙④。相传许逊136岁升天为仙，年寿甚高，因此江西会馆又称万寿宫。许真君作为江西一地的故乡神，原籍地人民对他的祀奉自然是非常虔诚的，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八的真君诞辰日和八月初一至十五的真君朝拜日是万寿宫最隆重的活动。

福建会馆祀妈祖。妈祖原名“林默，初以巫祝为事，能预知人祸福，既殁，众为立庙于本屿”。相传其神“时显灵应，或示梦，造示神灯，海舟获庇无数”[4]。妈祖最早被民间奉为海上女神始自北宋，进入清代，康熙十九年加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乾隆二年将妈祖的神格由天妃上升为天后，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天后”。据《潼南县志》载：潼南天上宫，祭祀天后，本境居民自福建迁来者祀之[5]48。天津天后宫正殿有联云：“补天娲神，行地母神，大哉乾，至哉坤，千古两般神女；治水禹圣，济川后圣，河之清，海之晏，九州一样圣功。”作者将妈祖和女娲称为“千古两般神女”，而将妈祖的功绩与大禹治九州的圣功相提并论，可见对妈祖的尊崇之高[1]244。

山西、陕西会馆祀关帝。关羽，字云长，系蜀国的一员大将。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后又被孙权部将诛杀。由于关羽身上有万世共仰的忠、义、信、仁、智、勇，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和理想，从北宋开始历代受封。关公因其忠于皇室、义于朋友的品格而备受尊崇，是山西商人引以为傲的家乡人，成为乡土神的代表。乾隆十七年(1752年)《关帝庙创置石狮小记》碑文记载：“圣帝也，则联两地之人为一心，积岁月之久如一日。”[1]283山西、陕西两省素来关系密切，有秦晋之好的说法，因此各地陕西会馆亦多供奉关羽。重庆浙江会馆初祀伍大夫，后改祀关羽。江南会馆初祀准提，后亦专祀关羽。

云贵公所祀唐人南霁云，俗称“黑神”。南霁云系唐玄宗时名将，在“安史之乱”中协助张巡镇守睢阳，屡建奇功。睢阳陷落后，南霁云宁死不降，慨然就义。南霁云其出一说顿邱人，一说范阳人。窦季良先生曾提出“其既非生于黔或仕于黔，而庙祀独多”的疑问，何智亚先生在《重庆湖广会馆历史与修复研究》一书中给出了解释：南霁云子嗣在黔做官，多有善政，黔人追本寻源，建祠立祖，推尊南将军为贵州黑神。《续黔书》有载：“南霁云长冠戟须，而貌黝黑称之曰黑神。其香火无处无之，几与关壮缪等，而其威震响捷也。”[2]51另，云贵公所也有祀李冰者。据《潼南县志》记载：“潼南惠民宫，祭祀李冰，土著及云贵来者祀之。”

重庆齐安公所祀帝主。据《麻城县志》记载，帝主原名张七，为原重庆璧山县人，据说其诞生之日，“紫芝生于庭，高三尺许，状若人形，人以为王侯之象也”。相传张七三岁能言，六岁通诗文，天赋异禀，弱冠之年父母双亡，幼时曾有高人示其“法显于楚国”，张七遂游历至楚地，而神力大显。时逢大旱，神祈雨而霖雨适。唐高宗十四年，遇大火，延烧万户，而帝主骑良马，持朱棍，棍所指之处火旋灭，随即腾空西去羽化成仙，黄州人奉为神祇，建庙供奉。因此，黄州会馆也称齐安公所，又名帝主宫，重庆齐安公所在始建碑记中也有“虔诚供奉帝主福神”的字样。

二、会馆信仰的特点

会馆信仰与宗庙既定的佛释道信仰不同，它只是为了某一集团的利益而进行的活动，因而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和灵活性。会馆所奉神灵除乡土神之外，还有专为特殊目的而设立的神明。人们向其求告，以图得其护佑，要么免于各种特殊的灾祸，要么能够发财致富[6]188。关羽和财神等，均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被供奉在各大会馆的神台之上的。为了使移民心中信仰固化并建立所需要的行为准则，会馆建立者还巧妙地引入宗教活动让这种目的得以实现。

(一)关羽成为共同祭拜的神灵

关羽几乎是各会馆的通祀之神。关羽生前系蜀国大将，后兵败麦城，被孙权将部所俘，后追谥为壮缪侯。清人赵翼《陔余丛考》载：“独关壮穆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有祀。”由于其忠臣形象与封建社会君臣思想的契合，历代统治者大为赞赏，尤其是宋代，在战乱的社会环境下其忠臣的形象被统治者推崇备至，累加封号。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为“武安王”，高宗加封“壮缪武安王”，到了明代神宗时加封关公为“武圣大帝”，清代上层统治者极力抬高关公神位，加封关公长达十四字，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使关公列入正祠，威名远播。

官方对于关公的认同，带动了民间的崇祀之风，加之明清时期家喻户晓的小说《三国演义》对关公形象加以文学渲染，将其塑造成为信忠诚义、招财进宝的化身，从而成为中国商人所信奉的财神，会馆皆奉。会馆多祀者，关圣往往位列神台之上，在他们心中，关公是招财利市的大财神。据湖广会馆道光二十六年《重修楚庙碑》记载，重庆湖广会馆在禹王大殿右侧立祠祭祀关圣。重庆云贵公所亦祀关公。《云贵公所章程》规定：“会馆每年春秋两次祭祀关帝及南大将军。”永川松溉镇荆州会馆，是乾嘉时期入蜀定居的荆州移民所建，亦供奉关圣及乡谊神主。清代福州林庆铨的《楹联续录》亦曾记载，福建会馆内祀关武帝。清代下南洋的福建人在新加坡所建的福建会馆，主神为妈祖，左配神即为关圣。而有的会馆原祀其他乡土神，后由于官方对关圣的认同与推崇，而转祀关公。重庆浙江会馆原祀吴大夫伍员，后专祀关圣。重庆江南会馆最初祭祀准提观音，因清代祀关极崇封号，直省府县皆有关圣祀典，专祀关圣。[2]55江西会馆还办有武圣会，光绪年间仍在举办，当其时，会内人众召集一处，吃饭唱戏，酬神娱人。

(二)会馆信仰与宗教活动相互融合

关于会馆与宫庙的关系，窦季良先生认为：“各会馆就在各神庙之内，也可以说各神庙就在各会馆之内，会馆与神庙的建筑是一个。”[2]45清代重庆的会馆在对其建筑形态的认知中，几与宫庙无异。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庆广东会馆在培修后殿观阁时禀报重庆知府的呈文中写道：“广东会馆庙宇左边有一巷道，现在新修庙宇铺房……”广东会馆亦为庙宇，足见会馆与宫庙的结合已有相当的历史，并且主体意识早已建立。对神灵的认知既已确立，祭祀活动亦随之展开，加之官员对会馆神灵推崇，让会馆信仰显得更加理所当然。道光二十六年(1846)，重庆湖广会馆重修楚庙碑记载：康熙年间，四川巡抚方显入川就任，本府本县禀见，公告以沿途滩险水恶，赖神力得济，抵渝先赴楚省家庙(即禹王宫)行香，而后赴任。巡抚在到四川上任的路上，彼时舟行遇风浪险阻，一路惊险方抵重庆，上岸后即刻前往湖广会馆祭拜禹王，感念他沿途庇护，方能平安到达。如果说官方的示范为会馆信仰的合法化进行加持的话，那么僧道的引入，则使会馆信仰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据《民国潼南县志》记载：“潼南禹庙，始建于清康熙初年，祭祀夏禹，道光十四年因负债交僧管理，二十二年被火烧毁，僧出面买民房，权作大殿供奉，咸丰八年庙僧真桂筹集资金重建大殿，同治二年、六年又增建歌台、花园及客厅，光绪三年建成。”[5]48重庆江南会馆虽无僧道主持会馆，但逢二六九日观音会，向来一次素席2桌⑤，祭祀流程也与佛寺相类，不仅焚烧大钱纸帛，同样置办素席，但仅供会内人众享用。重庆江西会馆则有庙僧，每逢重大祭典，都由僧人主持祭祀活动，会馆义地也交由僧人管理。会馆信仰与佛教通过宗教活动的实施进行融合，佛教在此过程中还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会馆信仰方式的需要。然而不仅是佛教，道教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会馆祭祀活动之中，但是作为佛教的竞争对手，道教虽然在宗教仪式和社团组织方面效法佛教，但由于其社团不及佛教社团那般富有、众多和强大，因而会馆的祭祀活动多由佛教组织所掌控。但亦有例外，据《南川县志》记载，城内南华宫中内就设有道观。

(三)专祀与多神供奉

中国民众信仰的神灵数不胜数，古代的圣贤、勇武的将领以及学养深厚的学者都可能出现在神台之上受到众人的顶礼膜拜。在以多神崇拜为主流的信仰文化的影响下，会馆信仰自然也是如此，主神左右甚至厢房都供奉着神明。在其信仰体系中，乡土神为专祀之神，绝不可能选择两个或以上的神灵作为乡土神加以供奉。重庆湖广会馆设立之初，即在禹王宫主祭乡土神大禹，而在西厢附祀财神和关帝，后又增修奎阁，祭祀文昌。重庆江西会馆供奉主神许真君，附祀药王。重庆广东会馆主祀六祖慧能，左龛附祀敕封紫云台上镇江王爷，右龛附祀福禄财神。重庆云贵公所在正殿主祀黑神，附祀福禄财神、关圣大帝和镇江王爷。咸邑公所中龛祀乡土神朱熹，附祀财神。诚然，在各会馆神台之上所奉诸多神灵已是普遍现象之时，仍有专祀一神的会馆。据《道光补辑石柱厅新志》载，“石柱禹庙规模略备，幸不杂供佛像”，得以略见其庙内专祀大禹，并不供奉其他神像。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闽粤会馆也是如此，“馆内专祀天后圣母”。而更多的会馆往往在主祀乡土神之余，根据行业的不同而附祀其他神灵。这些附祀的神灵与乡土神是“毫不相干”的，而是与会馆商众所营行业相关。不过，这些神明与乡土神融为一体，成为会馆中移民新的集体象征。

三、会馆信仰的社会功用

会馆为移民所建，移民中经商者众，因而会馆也成为行帮聚集之地。巴县正堂曾有示谕：“神庙会馆公所，理宜洁肃虔诚……内设买卖字号，银钱关系非轻。”⑥这就足见会馆与商人之间的深厚渊源。然而商人作为会馆的组织者，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比追求财富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希望所奉神灵能保佑他们财富越来越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他们心中还有一个更为隐秘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的财富能长久的传承下去。因此，商人们在设置神台时就将这样的愿望嵌入会馆信仰之中，希望通过神明的示意，使子女建立起良好的道德秩序。商人们笃信，只有那些拥有良好道德的人，才能被世人所倚重。

(一)神会活动成为行帮管理的重要手段

美国人马士在《中国行会考》一书中曾经提到：在中国，行帮与宗教的结合、摆设宴席和严格的职责，是其惯例。[7]64行会在会馆举办神会活动之时，要演出几场戏以对该行的监护神表示敬意，并为会众举办酒席。他们一面品评菜肴、听戏，一面制定规则以维持行业秩序。嘉庆元年(1796)的重庆《胰染绸绫布匹头绳红坊众师友等公议章程》写道：“胰染绸绫布匹头绳红坊染匠一业，先起自立禹王庙，兴会百余年，并无紊乱行规。”重庆织染行业帮会设于禹王庙内，“每年会期一到，祀神演戏，整理行规，凭众公派，每人抽取厘金钱五百文，不得推诿。倘有扭拗不遵派出厘金钱者，反为滥行规之人，凭众革除，不得入行做艺，永定章程。”规定每年定期在会馆举办酬神活动，借此整理行规，并规定每人缴纳厘金500文，如果抗拒不交，则会被驱逐出会，不得再入本行。纳维力和比尔在对重庆的布业行会进行访谈时曾提到：“任何行会成员有违上述则例者，罚银100两，罚四桌酒席及一台戏之费用。”而温州铁匠行会也有类似惩罚，如果违背行业规则的，都将被处以罚款，罚金额以支付一台戏和三桌酒席的费用为度。行帮就是凭借这样强硬的手段，运用神会活动对帮会之人加以制约和管理。同时，会馆还借助神灵精神来塑造商人道德，使家家“通达义理,心同而力同”，“务樽节爱养之道,公平处事”，“忠信相孚”，“孰信义”、“崇信行”，警戒成员的“愧心乱规”行为[8]。重庆黄白花帮每逢会期，就会“邀集花帮众客，整理行规，校准针秤”，对棉花、棉纱行业加以规范。

(二)标榜忠孝教化后人

会馆在供奉神灵时，除乡土神外，还会附祀忠勇、保民的神灵，通过对他们的祭拜来提升会馆成员的社会形象，同时具有标榜礼仪教化的作用。重庆福建会馆在正殿神龛中塑有天后林妃像，像前祀有皇帝的木主⑦。这源自福建同乡中有着许多高官显贵，在会馆供奉皇帝木主以表示福建同乡的忠君之心。会馆同时还附祀“宏仁积庆公”和“宏仁积庆夫人”的木主。“宏仁积庆公”和“宏仁积庆夫人”是林妃父母的封号，会馆在祭祀林妃的同时附祀林妃父母，是为了突显福建同乡的孝亲意识，加深尊长敬贤的感情。重庆云贵公所附祀有云南籍自汉唐以来的贤能十三人，贵州籍历代贤能十四人，供奉乡贤的举动昭示云贵籍同乡时刻谨记先辈贤能在外经营的艰难之境，以鼓励乡众自强不息。重庆湖广会馆的咸邑公所，朱熹位列供台正中，并附祀财神。朱熹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会馆供奉朱熹无疑是标榜同乡在异地经商虽历经风波，仍崇尚文风，意趣风雅。会馆通过神灵信仰，无形中将这些教化得以彰显，孝子、忠臣成为摆在年轻人面前的人格理想，而神台之上的神灵在孝敬和忠信方面表现出具有号召精神的英雄主义。

(三)商业利益的驱使

会馆信仰的背后，实际上承载了商人对利益的无限憧憬。商业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在安徽《歙志风土论》中有所提及：“出商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睫，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必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从商存在着诸多风险，生意失败且不必说，即便有成功者，也是竞争激烈，圆角必争。在这样激烈的竞争条件下，流寓异地的商人们，远别家乡，人地生疏，祸福难料，他们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充满了恐惧，不得不祈求神灵保佑自己在客地经营活动能够逢凶化吉，以摆脱在希望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定的恐慌思想，于是他们更虔诚的祭祀着自己的乡土神与其他神灵。[1]272清代重庆虽然贸易兴隆，但通商多依水路。据《巴县志》记载：“渝州每岁下米楚地，石数十万计，而百货贩运均非船莫济。”然而长江自古艰险，峡江河道中的急流、泡漩、凶石和密集险滩，一直是舟行的畏途，但由于水运较之陆运成本低廉，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人们不得不借助水路运输货品，商人们祈祷船行平安，希望在路途中得到妈祖、禹王以及川主等水神的庇佑，使货物顺利抵港销售，赚取高额利润。齐安公所《楚黄白花客帮碑志》记载：“伏愿帝主神威，福庇齐安，历江河而风平浪静，归梓里而玉积金堆。”《浙江会馆始建碑》亦载： “神圣之庇佑而利滋，财殷如川之流，如日之升，以传万世。”商人们希望他们的财富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源源不断，表现了其对金钱的强烈渴望。

综上所述，会馆信仰实际上是移民的愿景神坛，他们将所期望的目的以神灵为载体进行表达，通过祭祀活动加以固化。如关圣几乎是会馆必奉之神，实际上代表了在异乡经商早已衣食无忧的移民和同乡人一样，怀抱同样的忠义情结。而会馆神灵的设置不仅是移民群体的一种精神寄托，也被行业管理者适时地加以利用。行业帮会通过与民间信仰的结合，以加强对处于底层商贩的管理，尤其是在思想上牵制其行动，规范其行为，从而有效地进行行业管理，以起到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注释：

①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目录号：03，案卷号：00191 《奉各宪札饬密拿在湖南湘潭县会馆画符杀人之江西僧元吾又名履吉一案》。

②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全宗号：清6，目录号：40，案卷号：18225 《浙江会馆创立碑记》。

③ 据《道光补辑石柱厅新志》载：“大禹庙，在老街，楚商捐建。”

④据《忠州直隶州志》载：“许真君庙，在城内丁字街，即江西会馆。”

⑤四川省档案馆藏巴县档案：《江南会馆账目清查的呈文》。

⑥四川省档案馆藏档案：清6，目录号：31，案卷号：1675：16《巴县正堂示谕》。

⑦《同乡组织之研究》中原文为：‘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木主。”

[1]王日根.中国老会馆的故事[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4.

[2]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M].南京：正中书局，1947：34.

[3]王槐龄.道光补辑石砫厅新志[M].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成都：巴蜀书社，1992：775.

[4]张崇旺.试论明清商人的乡土神信仰[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