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友虎

摘要：淮商得名于明代中期，由业盐到多业并举，形成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商帮”。受环境影响，究其精神，大体包含拼搏、诚信、公平、开放、创新、奉献、爱国等方面。

关键词：淮商;环境;精神;探究

精神是“精选的意识”，反映的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不包括其中夹杂的糟粕和缺欠。不同的人群，精神有别。淮域商人涉及流域内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四省，受地域环境、移民环境、文化环境、商业环境影响，形成独具的精神特质。本文所讨论的淮商精神，立足淮域个性化的商帮、群体化的商人品格进行整合，既指向精神风貌，也指向行为的自律，以期理清脉络，构建淮商精神高地。

一、淮域商帮的概况

商帮，具有经济地理、商业文化属性。明清淮域商帮名气莫过于“两淮盐商”，集聚地在扬州与淮安，借助于专营的盐业，形成“扬州邦”与“淮安邦”。在上海，江苏有淮扬商帮，主要从事船运业，建有淮扬会所。光绪二十六年（1900），淮扬公所联名控告船牙管帮私收埠规，具名者有44人（《松江府为禁船行管帮私收埠规告示碑》，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73—75页）。在淮阴清江浦，连妓女行业也分帮，据《水帘春呓》载，“清江、淮城相距三十里，为河、漕、盐三处官商荟萃之所。冶游最盛，殆千百人，分苏帮、扬帮”，文中的“扬帮”就是指“扬州帮”。山东济宁得益于位于京杭大运河中转站的地理优势，形成垄断本地的“济宁邦”（杨宏建《鲁商的雄图》，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19—21页）。安徽在清代晚期以寿州孙氏家族为主，依托寿州及所辖正阳关的交通优势，发展成“寿州帮”，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河南历史上出过不少知名商人，属于淮域的较少，近代以省、县“同乡会”的名义结帮发展，如河南旅沪商界联合会、河南旅苏同乡会、河南正阳留京同乡公会等（张民服、戴庞海：《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7页、438页）争相成立。这些商帮及淮域商人，成为塑造淮商精神的主要来源。

二、淮商精神的成因

环境塑造精神，精神也影响坏境。淮域环境是淮商精神形成之基，大体而言，不外乎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一）地域环境

淮河流域涵盖南至江淮分水岭，北抵黄河南岸的广大地区，地势平坦，以黄淮大平原的地貌为主（约占三分之二）。伏滔《正淮论》以寿阳（今安徽寿县）为例来揭示淮域的战略地位。顾炎武《形势论》着眼历史上从吴到南宋八代“都于南者”立国的教训，凸显出防守淮上之重要：“古之善守者，所凭在险，而必使力有全于险之外，守淮者不守淮，于徐泗;守江者不于江，于两淮。此则我之战守有余地，而国势可振”（《亭林文集》卷6）。尤其是水系通畅，以京杭大运河沿岸城镇发展为例，清乾隆版《济宁直隶州志》载，济宁过去“民风朴实”，“农夫稼穑，不习商贾之事”，至乾隆年间，则“风俗犹江河也，趋日下矣”，“四方舟车所辏，奇技淫巧所集，其小人游手逐末非一日矣”，过去从事农业的农民，现纷纷改业从商，足见地域环境改变人。

（二）移民环境

秦国一统天下，将淮河流域的“淮夷”“散为人户”（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四“四裔考一”），消除了江淮一带的民族界限。至汉代淮夷已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汉武帝时，先后两次移民于淮河流域（《史记·东越列传》）。后来，山东被河灾，朝廷令饥民“流徙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史记·平准书》）。明代迁徙富庶地区之民充实江淮地区，“近洪武年间，就先后七次大规模地向淮河流域迁徙人口，总人数高达20万以上”（王世华、李琳琦主编：《安徽通史》第5册《明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淮域移民的特性，注定淮域人兼收并蓄的品性，唯有勤劳、拼搏，才可能有立足之地。

（三）人文环境

淮域适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杰地灵。不仅涌现出管子、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先贤，而且成就了曹操、朱元璋等帝王。对义与利的辨析给中国甚至世界带来影响。《老子》反对“盈”、反对“积”，对商业、商人“逐利”无疑是种劝导。庄子认为“货财聚，然后睹所争”（《庄子·则阳》），并说“工为商，不货，恶用商？”（《庄子·德充符》）孔子在《论语·里仁》里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刘安在淮南八公山下古城寿春编著《淮南子》，其中就有“不因利小而不为，不因利厚而纷争”的商训。

（四）商业环境

以商业政策和战争因素的影响为主。西周时期，淮夷商人在成周经商，不准不向司市的官舍办理货物的存放和陈列市肆的手续（《兮甲盘》铭文）。春秋初期，淮域郑国商人与公室订立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音丐，取也）夺。尔有利市宝货，我勿与知”（《左传》）昭公十六年）。对于这一盟约，双方一直遵守到春秋末期尚未被破坏。天灾、战争则锻炼了淮河民众超强的生存能力。战国时期，从《鄂君启节》可知贵族商人水陆运输的数量相当庞大，说明商业因战争而有所拉动。南北朝对峙时期、南宋与金对峙时期，大体以淮河为界，商贸尽管相对滞后，又因互设定点交易场所而保持一定的畅通。

三、淮商精神的构成

淮商精神的核心在于“中”，至少有二个支撑点：一是区位之“中”，淮河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融合南北风气;二是中庸之“中”，淮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受中庸之道影响极深。一旦偏离“中”，就会寻找新的支点，予以校正。遇困苦“一跺脚”，常常“置之死地而后生”;遇大难“一滴泪”，纷纷伸出援助手;遇不平“一声吼”，行侠仗义之风颇盛，如此等等。概括地说，淮商精神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大勇果敢的拼搏精神

勇者无畏，境遇往往逼出斗志。源自淮域山东梁山的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好汉歌》有句歌词“该出手时就出手”，大体反映淮商大勇果敢的品格。苏北居于淮河流域的下游，在清末及民国时期受灾较重，迫使居民出走他乡谋生，奋力拼搏。据《魂系中华》载，出生于苏北高邮，后来成为台湾纺织巨子的鲍朝云先生，在1931家乡遭受水灾后辗转到上海，“起初寄居姐丈家，后由姐丈介绍，充当力记码头运输公司服务生。他勤奋负责，得到主管的信赖与赏识，调任黄浦码头做煤运起卸的干部。”

（二）大德重诺的诚信精神

诚信，关乎大德，关乎诚商与奸商的划分及兴衰。苏象先《魏公谈训》载，“忠信度量，岂惟士大夫，货殖犹然。孙赐号，本行酒家博士，诚实不欺。主人爱之，假以百千，使为脚店。孙固辞。主人曰：‘不责还期也。孙曰：‘请以一年为约。先期已还足。货于人者，不计其可偿。”孙赐号做为一个酒店经营者诚信不欺，广受回报。元代淮域扬州人李椿，“国初北渡，客云朔间，转徙至直定藁城之西管镇，以陶为业，器不苦窳，有约必信，远近化之。中年以后，买田力穑，不二十年，为乡里世族”（《安默庵文集》）。

（三）大义参天的公平精神

商道的公平，来自仁义，“买卖不成仁义在”（《教儿经》）。道教以儒家义利观构建自己“以仁义为利”的理论。《徐仙真录》卷二云“六愿生财有大道”，此生财大道为“求仕者劝之以勤孝立身，行商者告之以仁义为利”、“士以忠孝立身，商以仁义为利”（《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5册第545页）。商人以仁义为利与士人以忠孝立身等同，足见仁义于经商之重要。光绪七年（1881），北京“敬记纸庄”开业，业主王仲希，河南开封人。王仲希弃仕经商，所经营的纸张全是国产的手工造纸，讲究信誉，从不以次充好。凡纸张进货均须经过挑选盖戳，发现没有“京庄”戳记的一律不收，创出了声誉，生意兴隆（张松山《中国商人精神》，中国商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00页）。

（四）大气包容的开放精神

“有容乃大”，呈现双向发展：内化者，叫大气;外化者，称开放。春秋淮域颍上人管仲、鲍叔牙友善的故事很有代表性。安徽颍上县的 “管鲍祠”至今延续着这种情节。明末以降，以两淮盐业为纽带，边商、内商、水商，陕商、晋商、徽商，共同融合组成淮商集团。由于朝廷扶持、经营得法，承担湘鄂赣皖苏豫6省食盐供应的淮商，成为天下首屈一指的盐业营销集团;徽商、晋商也在淮河流域经营其他商品，足见淮域商人包容开放之情怀。

（五）大智思变的创新精神

创新不是心血来潮，实而“有形”，需要大智慧支撑。19世纪末受沿海开放风气的熏染，工商业有较快发展，1905年海州坤商翰林院编修沈云沛、道员许鼎霖等先后设立豆饼、面粉、垦牧三个公司，效益较佳，“风气较从前”发生转变，群起效仿者渐多（《外务部等议复署两江总督周奏请海州开埠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3号，1906年），于是海州绅商呈请开临洪口为商埠，并得到批准，对拉动商业发展大有裨益。

（六）大爱乐善的奉献精神

扶贫救困，发展公益事业，需要大爱与担当。宋徽宗宣和末（1119—1125），有一泗州巨商花费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使之焕然一新（《老学庵笔记》卷八）。元末邳州人李三因以芝麻救济灾民，被人称为“芝麻李”（权衡《庚申外史》卷上）。清代著名盐商、大慈善家汪应庚，原籍安徽歙县，“业鹾于扬，遂籍江都”（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三），因捐资救灾、设药济民，活人无数，捐款“动以十数万计”，这类用于社会救灾的款项，扬州人称之为“汪项”（《扬州画舫录》卷一六），以示表彰。

（七）大道精忠的爱国精神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精忠报国是人间至上的大道。《左传·昭公元年》说：“临患不忘国，忠也。”春秋郑国的大商人弦高犒师救国，彰显爱国情怀。洪迈《夷坚志》中的《淮阴张生妻》，写淮阴商妇卓氏不幸为南下金兵夷酋所挟持，她善用谋略，巧于斗智，“拔刀刺其喉”（《夷坚志》支丁志卷9），表现出南宋商妇抗金的爱国情怀。淮域河南尉氏县刘青霞继承大批家业，造福桑梓，被清帝封为一品命妇;1907年赴日留学，加入同盟会，并开始把巨大家产投向匡国救难之中，直至1922年全部交公（李楠楠《农商豪门——尉氏刘氏家族》，见于徐有礼《近代豫商列传》，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总的看来，淮商精神的铸造既需要历史的积淀，也需要跟进时代潮流。淮商大勇果敢的拼搏精神、大德重诺的诚信精神、大义参天的公平精神、大气包容的开放精神、大智思变的创新精神、大爱乐善的奉献精神、大道精忠的爱国精神，只是当下淮商内核的一个断面，发展、补充、完善、提升则是铸造包括淮商精神在内的任何精神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王世华，李琳琦 主编：《安徽通史》第5册《明代卷》[M].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2]张松山.中国商人精神[M].中国商业出版社，2013.

[3]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魂系中华，1993.

[4]道藏[M].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5]徐有礼.近代豫商列传[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

[6]陈橹，唐李在.论清末民国苏北人进入上海的途径、过程与规模[M].南京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版），2007，4（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