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

摘要：史部分类是在史源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编纂成专门目录，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本文以《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史部分类为例，并结合《直斋书录解题》，就其在编纂过程中的分类原则作出如下探讨，以及阐述追溯史源在整个编纂过程中的意义。

关键词：史源;史部分类;《四库全书总目汇订》;编纂

一、史料来源

清代学者崔述在《考信录》提要中云：“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异同，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可见，早在清代就有学者注意到史料来源的问题。即在读书做学问时，必定对所引用的古文，考证其来源，辨别真伪，以判定史料价值，由此决定采用何种文献。

在对搜集到的史料进行鉴别真伪，鉴赏价值后，根据收录原则和成书标准，按照一定的分类系统，分门别类，编纂成一部专门的书目。目录学类的书，在今天看来更多的是作为工具书性质的书。因为中国古籍浩如烟海，真假难辨，若没一个系统，不知有何书，更不知从何查找，无疑为读书做学问带来不便。这就要求在编纂目录时，考证书目的最早来源，以达到类例分明的目的。一般做学问的人可以通过目录书扩充知识，获得更多的文献来源。于研究者而言，则不失为一种考证门径。所以整理和编纂，在本质上与史源学的观点是相通的，运用到了层位的、系统的观点。而史部分类更是在史源学的基础上进行整理分类，编纂成目录书，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史部分类原则

郑樵《校雠略》尝曰：“以今之书校古之书，百无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又云“欲明天者在于明推步，欲明地者在于明远迩，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因他重视类例，才能分门别类，疏通伦类，以考其得失之故。

（一）主次分明，类目相属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五》史部总叙言“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则欲其祥。莫简于《春秋》，莫祥于《左传》。鲁史所录，具载一事之始末。圣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定以一字之褒贬，此作史之资考证也;丘明录以为《传》，后人观其始末，得其是非，而后能知一字之所以褒贬，此读史之资考证也。”由此可见，对于史料的编纂，不仅需要语言凝练，繁简得当，还应当按照尊重史实，还原历史面貌的原则进行史料编纂工作。

史部类目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下简称《直斋》）将史部分为：正史类、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伪史、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以下简称《四库》）中将史部分类设置为十五类。“然则古来著录，于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列目分编，其必有故矣。今总括群书，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旧有谱牒一门，然自唐以后，谱学殆绝。”

对比两书可看出，史家对于史部分类是在总结前代分类法的基础上设置的。除了沿用以往史官分类标准外，因朝代不同，根据重要程度以及存世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可以从中窥见其在编排目录时的成书思想。《四库》的史部分类与《直斋》互有不同。除了相同类目的排序发生了变化，还有一些补充，包括史抄、载记、政书、史评。而《直斋》史部分类中如起居注、伪史、典故等，也是《四库》所缺少的。但事实证明，这些补充或是同类事物的转换，或是概念上的包含，均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如：“《四库全书总目》能够根据类目内容上的共同特点来合并类目，并根据类目内容来考虑类目归属。”这一点在证书类和诏令奏议类上得以体现。“‘诏令奏议之明确标目设类，是《四库全书总目》考察历史，结合实际，博采众长而创立的一类”。据李致忠检《旧唐书·经籍志》史部，并无此门，只在“起居注”类中间著录了《晋书杂诏书》一百卷，《晋太元副诏》二十一卷等11部诏令之书。

“‘政书类目之创始者，乃钱溥《秘阁书目》。‘政书类对应的是《隋书· 经籍志》之‘故事、‘仪注类，也有称‘旧事的，到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称‘典故，其实说穿了指的就是旧时的典章制度。”

针对四部分类法，李致忠在《三目类序释评》中作了详细的阐述。据他所言，任何一张四部分类表都有它的局限性，其类目设置和部居都还有不尽科学和不尽人意的地方，所以说必须先下力气对类表进行调整，并就如何调整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在史部分类法中，他介绍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并结合现存的中国古籍书目实际情况，对原有分类法予以补充和调整。首先针对纪传、正史和编年的分类排序进行论述，然后就正史与别史理当对应的问题展开说明。“与正史相对应的应当是别史。正史一立，作为辅助补充正史的别出之史，即别史，也必须随之而列类。别史之列类标目，始于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用以部居上不至于正史，下不至于杂史的别史。”

以上所述，在史部目录编纂的过程中，对于史部分类，围绕着删繁就简，主次分明的原则，考证学术源流，尽可能地编写一部全面而系统的目录书。

（二）取材精慎，删减得当

《四库》的这些史部分类中也有一个特例——谱牒。虽然把它列入类目中，却未对其进行收录。而《直斋》虽为其收录，但评价甚少。

关于谱牒一门，在《四库》史部中并未被编纂。“谱系，或曰谱牒，或曰氏类，《四库全书总目》无此类名。”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书籍，也是伴随着家族制度而来的记录家族血缘关系的文献。古时谱牒作为维系家族凝聚力的纽带，是一部见证家族宠辱兴亡的变迁史。它也是世家大族进行选官和通婚的依据，记录着婚姻是否门当户对等。

针对宋明二代私家记载居多，原因在于当时世系分明，好议论朝政，因政见不同而分门户，立朋党，由此结下私怨。得志时则被朝廷排挤，失志时则以笔墨反击报复，以致于是非颠倒，只有合众证而质之，亦必得其情。

（三）言简意赅，总领全文

《四库》史部分类中收录的书目，首先要为其编写提要。介绍作者字号，家乡，官职，学术源流，师承何处等，尤其与本书相关联的思想流变。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评价此书，举例说明它与同类书的区别与创新点，以及评价它在整个学术史上的地位。

撰写史部提要，不仅需要客观地评价历史，更贯穿惩恶扬善、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在四库馆臣的史学思想中，记录一代政事的史书可以垂鉴奕世，而缺乏鉴往知来意识的史家，著述谬误，识见浅薄，无益当世，贻误后人，必然会阻碍史学的发展。这表明四库馆臣对史学借鉴功能的高度重视，认同以史为鉴的价值取向。”而且要有理有据，考证本末，辨析得失，实事求是地对此作出评价。《四库》之史书提要从上作出了总结：“千古之是非，系于史氏之褒贬;史氏之是非，则待于圣人之折中。”它明确提出治史需要惩恶扬善，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道德评价，而褒贬的理论依据，则是圣人的道德伦理标准和封建理论原则。所以不违背史实，还原历史真相是每个史学家基本的道德规范。

例如：《四库》正史类一《补后汉书年表十卷》的提要首先交代作者熊方家庭背景及成书缘由与书的内容，收录原则。因司马迁作《史记》始立“十表”。班固“八表”，实沿其例。而范晔作《后汉书》，独缺斯制。遂使东京典故散缀于记传之内，不能丝联绳贯，方因作此编，补所未备。凡《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并且举例说明，评价其优缺点。凡此数端，皆为所短。要其经纬周密，叙次井然，使读者按部可稽，深为有裨于史学。

总之，研究历史，编纂目录，寻考史源应该是首要问题。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因而在真伪未辨，是非不明，史实不清的情况下，不要匆忙下结论。尤其在学术领域，保持一份谨慎的态度，小心考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本来的面貌，以免贻误后人。

注释：

崔述：《考信录》收自《续修四库全书》455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页。

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2页。

顾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设置》，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年第3期，第27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何发甦：《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延安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06页。

罗炳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第18页。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八八《御制评鉴阐要提要》。

参考文献：

[1]崔述.考信录.续修四库全书455史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61-298.

[2]魏小虎.四库全书总目汇订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4]顾红.《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类目的设置[J].广东图书馆学刊，1985（3）：26-29.

[5]何发甦.史部类目的变与不变——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J].延安大学学报，2009，31（1）：105-107.

[6]陈高华，陈志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7]罗炳良.《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提要的理论价值[J].史学月刊，2006（9）：12-20.

[8]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