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步青

我的日本夫人

◎文/苏步青

老伴松本米子去世1年来，我常梦见她，使我陷入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的回忆中。

樱花盛开的时节

年轻时，我在日本仙台的东北帝国大学留学。不久，认识了松本教授的爱女松本米子。

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们由恋爱而结婚，那年她23岁。

对于我们的婚姻，她的父亲不太赞成，但是她的母亲很支持。在我们结婚时，因为害怕亲戚们嘲笑我是中国人，不敢暴露我的真实国籍。直到我获得了理学博士学位，日本报纸都报道了一个中国留学生的成就，他们才知道了我的真正国籍，他们暗说：“这么厉害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

我获得学位以后，便决定回国。1931年的春天，我先回国了一次。他们母子二人回到松本家暂住，到夏天，我又回到日本。那时，很多人都劝我别回中国，他们为我保留了讲师的工资和博士研究生的助学金，这足够我们一家子开销了。但是她对我说，她很喜欢我，她支持我回中国，为我们的两个孩子的教育着想，我们也应该回中国去。不久，我们一家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城。从那时起，她就生活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到离开人间。

刚到中国，她在生活上很不习惯。就说吃吧，起初她很讨厌腐乳，说太脏了。我说那么好的东西不吃太可惜了，就趁她不注意，把腐乳进行了“改造”：把腐乳上的一层皮去掉，加了白糖。后来，她就很爱吃了。领事馆通过各种关系来对她说：“你是日本人，在中国吃东西不方便，早上就到我们这里来吃吧。”可是在杭州几年，她一次也没有去过。再说洗澡吧，日本人的习惯是每天都要洗，到中国以后，没有那么便利的条件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请人用铁桶做了一个浴缸，但也只能满足她一星期洗一次，后来她对此也习以为常了。

艰难战争岁月中

可是，平静的生活被侵略者的炮声打破了。从此，我们开始了一段艰难的生活。

抗战开始后，我随学校内迁到贵州，我的夫人独自带着孩子回到我的故乡浙江。尽管那里山清水秀，可是生活在战乱中的人们，又哪有心思去欣赏大自然的风光呢？

故乡的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远道而来的“媳妇”，他们帮助她料理一切家务事，洗菜、淘米、做饭，常常有人悄悄地帮她干好了。她生活在温暖之中，与乡亲们建立了浓厚的情谊。她常常用她微薄的力量为乡亲们做一点事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和乡亲们仍然保持着那种真挚的感情。不管是关系多远的亲戚到我家来，她都亲自迎接，为他们安排食宿，从不表示厌烦。

在家乡生活了几年以后，我设法将她和孩子们接到遵义，我们一家团圆了。

战时生活非常艰苦，我整天忙于教学和科研，很少能顾及家庭。家里再也请不起保姆了，几个孩子和许许多多的家务，全靠她一个人照顾。一个日本的富家女子，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岁月中，默默地为一个中国家庭费尽了心血。

我记得在我们的婚礼上，她穿的是非常漂亮的礼服。可是自从抗战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心思、也没有机会去做一套好一点的衣服了。她心里想的是我和孩子们的温暖。

她是高级女子学校的高材生，弹奏古筝是她的一大爱好，听说还常上广播电台去录音。结婚以后，她带了一把十三弦的古筝随我一起来到了中国。至今，这把琴依然在我的房间里。每当我抚摸琴身、弹拨出一阵阵琴声时，我便仿佛又看见她坐在琴前，轻弹慢拨，沉浸在悠扬的古琴声中的形象。可是，在那个年代里，琴身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尘，她再也没有工夫去抚弄它了。

她还放弃了她心爱的书法艺术。她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帮助我在艰难的岁月里，取得了教学、科研上的一点成绩，她还担当起教育8个孩子的任务。抗战胜利后，我们全家回到杭州。可是由于时局的不稳，我们仍然处在比较清贫的生活之中。有10多年时间，一切家务全靠她一个人来操劳。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我从浙江大学调到复旦大学任教，我们一家迁居到上海，她加入中国籍。从那以后，她改名叫苏松本。

到了1956年，我加了工资，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善。

那年，校党委书记杨西光同志来看我，他对我说：“您现在的收入不少了，赶快给苏夫人置备一两千元的服装吧。”可她听了直摇头，她一件也不肯做。她说：“我有那么多的孩子，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一直在家里，做那么多衣服干什么？”一拖拖到1979年，她才添了两套新衣服，一套她穿着回到阔别43年的故乡，还有一套一直存放着。

相濡以沫几十年

在我们共同生活的那几十年岁月里，她无私地支持着我的事业，爱护着我的孩子。在我们50周年结婚纪念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开会，可我思念在上海的妻儿，夜不能寐。那年，在我的书房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那美好的时刻。

过了几年，她生病了，经医生诊断患了骨癌。从此，辗转病床3年。在学校和市领导的关心下，她住进了上海医院高干病房。在同病魔作斗争的日子里，为了不使亲人们难过，尤其是不使我难过，她忍着剧痛，一声不响。给她看病的大夫们都被她这种深沉的爱和顽强的性格感动了。

1986年5月23日，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间。她过世以后，医院的院长、主任大夫、主治大夫、护士长、护士都来向她的遗体告别。在为她举行的追悼会上，我的一些学生哭得都站不起来了。以后，原先和她要好的很多朋友，仍然像她在世时一样，带着粽子、汤圆来看我们。

现在，我更体会到“仍然活在心中”这句话的深切含意了。我不相信鬼魂，但我认为，“活在心中”就是对逝者深切追念的心情。我忘不了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晚上常常梦见她在跟我说话。看见我的孩子们，就想起他们的母亲。

现在，我们结婚纪念的照片一直放在我书房的写字台上，一直伴随着我工作。她的一张单人照片我一直随身带着，和我一起在复旦校园内散步，在讲台上讲课，在人民大会堂开会。

她去世的时候是81岁，在中国生活了整整55年。

（LOVE茹摘自海潮出版社《老随笔：20世纪世界科学大师卷》一书）（责编悬塔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