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苏　陈沉　王磊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会计稳健性：国外研究述评及启示

周晓苏陈沉王磊

(南开大学商学院，天津300071)

两权分离使高管与股东利益不一致，为降低公司第一类代理问题，防止资产和收益被高估，支出和费用被低估，要求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的反应更及时，即要求采取稳健的会计政策。本文综述了国外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现有研究争议的可能原因，并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针对我国未来会计稳健性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会计稳健性；两权分离；代理问题；制度背景

一、引言

会计稳健性作为影响实务界五百年之久的会计惯例[1]，对企业经营决策、财务报告的制定和执行及管理层行为产生影响。投资者和债权人对管理层自利行为防御，也导致了其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信息不对称带来沟通摩擦，业绩不好时管理层需会计稳健性自我辩护，防止被提起诉讼给自身带来声誉损失等成本。会计稳健性和公司治理互相影响，对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和日常生产经营等产生交互影响。因此，会计稳健性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使公司存在内外沟通摩擦，股东和管理层利益不一致。管理层基于资本市场、税收、薪酬、债务契约、政治成本和职业安全等考虑存在自利动机。投资者和债权人作为理性经济人，为避免管理层自利给其带来损失，提高要求的必要投资报酬率和更多的债务限制性条款来自我保护，增加了公司的融资约束和资本成本。为防止高管虚增资产和收益，虚减支出和费用，要求高管采取更高的收益和资产确认标准，而更及时地确认支出和费用等，以降低股东风险，即通过采用稳健的会计处理方式，旨在降低高管虚增资产和报告盈余的行为。但会计稳健到底增加还是降低了公司的盈余质量，现有研究存在颇多争议，什么因素影响会计稳健性的程度，以及会计稳健性究竟给企业的投资、融资和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入的探析，才能更好地为会计理论和实践活动服务。

现有国外会计稳健性的研究大多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从信息

不对称及代理问题出发，研究会计稳健性的涵义[1]；其次，从契约、盈余管理、税收等多个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动因解释[2]；第三，针对影响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及需求水平的多个因素加以研究[3，4]；第四，基于市场数据和非市场数据探究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模型[5，6]；最后，从投资、融资、日常生产经营等方面对会计稳健性是否给其带来相应的经济后果以及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7，8]，该类研究较多关注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2-4]、盈余管理[9-12]和资本成本等的关系。随着学者逐渐关注稳健会计政策伴随的成本和收益及其对会计信息质量中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影响，稳健会计政策伴随的成本和收益孰高，是现在及未来研究中存在争议的重要内容。

本文试图从会计稳健性的界定、影响因素、计量模型及经济后果等，梳理近年国外会计稳健性相关研究成果，指出现有研究不足及未来发展方向，结合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对今后我国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

二、会计稳健性的界定

稳健性原则(conservatism principle)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主要是财产托管人为解除其受托责任而产生，随后逐渐被会计人员接受。早期稳健性原则较多从实用主义出发，大多为规范研究，缺乏经济学和会计学相关理论支撑。学者在对会计稳健性定义时，大多基于会计盈余对收入和利润、费用和损失的不同反应速度加以界定，且这些定义大多基于会计职业判断，对相关的不确定性的经济事项进行审慎反应，进而决定其确认的速度。

会计稳健性是不预计利润但预计所有损失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13]，当企业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可接受的方案时，选择对股东权益有利影响最小的方案[14]，使记录资产的价值最低，负债的价值最高，更及时的确认费用和损失，推迟确认收入[15]，但这一定义存在一定的不足，并未考虑及时性问题的具体条件[5]。随后Basu基于资本市场股票回报的相关数据，界定坏消息和好消息，作为考虑及时性问题的具体条件，解决了上述定义的不足，并认为会计盈余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确认速度更快，对好消息的确认条件更高，则表明会计政策稳健，且Basu将会计稳健性加以量化，奠定了会计稳健性的理论基础，将其概念及计量推进到新的高度[16-18]，因而被Ball 和Shivakumar称Basu界定的会计稳健性为“条件稳健性”[9]。美国FASB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也对会计稳健性进行了界定，认为会计稳健性的主要特点是对不确定性的审慎反应，但该定义有偏，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并且也没能够完善地阐述审慎反应如何确保风险被充分的考虑[19]。

如上所述，会计稳健性的实质是盈余对不同消息的反应速度存在差异，以更及时地确认坏消息，而对好消息的确认标准更高，防止高估收入和资产等，以保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但上述部分学者对会计稳健性的界定缺乏经济理论支撑，也未能清晰地阐述会计稳健性如何审慎的反应特定的不确定性。对其准确的界定未能有效地权衡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和可靠性，以及最终要实现的会计目标，还有部分界定未能结合公司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等，且会计稳健性的选择可能存在动态变动，构建会计稳健性时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将会使相关研究的意义受限。未来构建会计稳健性概念框架时应该着重注意这些方面。

三、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动因

Watts认为契约、股东诉讼、税收及会计管制等的存在导致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2]，资本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沟通摩擦，导致管理层和投资者及股东利益冲突，债权人可能通过增加限制性债务条款，股东通过提高要求的投资回报率等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会计稳健性可能直接作用于契约有效性，导致利益相关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随着投资者保护法律法规的完善，管理层决策不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被提起诉讼进而给其带来巨额诉讼成本的概率不断增加，为降低自身风险，管理层存在对会计稳健性需求以自我防御。

高额税收导致现金流出增加，为节约现金流出量，节约税负支出，公司可能偏好高会计稳健性；特殊行业面临较高政府管制，也存在对高会计稳健性的偏好；管理层基于退市等考虑，存在当期洗大澡的会计处理方式，调减当期利润，为来年达到相应的盈利目标做准备，当期偏好高会计稳健性水平。从现有国外研究来看，大多从契约、股东诉讼、税收、管制和盈余管理等方面阐述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因此，下文拟分别从这几个方面阐述会计稳健性的存在动因。

契约动因解释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多[2]，总的来说，部分认为会计稳健性在缓解债券人与股东股利政策性冲突中发挥作用。在控制了公司相应的资本成本的其他影响之后，结果发现股利政策冲突越大，对高水平会计稳健性的偏好越高，会计稳健性降低了债券人与股东的利益冲突，降低了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5，20，21]；会计稳健性能提高债务契约的效率[22]，通过使用稳健的会计政策可以减少内幕信息所有者的信息优势，提高二级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3]，该类研究均认为会计稳健性提高薪酬契约效率能够合理解释其存在性；但其他学者则认为，从提高契约效率的视角并不能解释相关利益者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24，25]，甚至有研究与前述结论相反，即会计稳健性降低了薪酬契约的效率，因而不能作为会计稳健性存在性的合理解释[26]。因此，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契约动因解释存在争议。

法律越完善，立法、司法和执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投资者保护水平和会计信息质量更高。一旦发生股东和债权人利益被侵蚀，相关利益者提起诉讼获赔概率更大，因此法律因素能解释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2]。具体来说，首先，普通法和成文法的投资者保护水平及法律完善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利益相关者可能借助于会计稳健性进行自我保护，从而法律渊源影响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27]；其次，法律完善程度还受司法体系和司法质量的影响，通过影响会计信息在契约中的作用影响投资者预期诉讼胜诉及获得赔偿的概率，也会影响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依赖程度[28]，外部司法环境的完善，特别是2002年SOX法案颁布后，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更高[15，29]；第三，执法环境也会影响会计稳健性水平[30，31]。

税收高，企业现金流出较多，可能对公司的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基于节约税负的考虑，公司可能存在调低利润的动机。国外学者从税收动因分析了会计稳健性的存在[32-38]，后续学者区分税收对条件稳健性和非条件稳健性的影响，深化了上述研究[35]。研究国别会计稳健性差异时，发现跨国公司对高会计稳健性的需求更大[36]。前文表明税负解释了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

特殊行业和企业盈余过高，可能面临高额的政府管制成本等，公司更可能偏好高会计稳健性以避免高额政治成本[15]，政治干预高的国家比政治干预低的国家会计稳健性更高[28]。为避免高额政治成本，投资者保护程度高国家的审计师也可能鼓励被审计公司采用更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39]。

关于盈余管理动因解释的相关研究成果，部分学者深入研究了会计稳健性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差异较大[40-42]，部分研究认为会计稳健性是管理层盈余操纵的结果，与调增企业报告盈余类似，操纵会计稳健性水平实现盈余操纵，主要通过“洗大澡”等方式向下操纵当期报告盈余，实现平滑利润、规避政府管制及节税等目的，因此，会计盈余表现出的稳健性并非真正的稳健[1，39，43-46]；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会计稳健性降低了管理层盈余管理的空间，限制了其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会计盈余被操纵的概率，从而对盈余管理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47]。总的来说，第一，会计稳健性可能存在多重属性，过度稳健可能是盈余管理的表现形式；第二，会计稳健性的选择可能具有内生性，具有较高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管理层，可能选择与其相适应的会计稳健性水平，从而使得现有研究存在内生性的问题；第三，现有研究可能未能有效区分何种水平的会计稳健性是过度稳健，何种水平的会计稳健性是适度稳健，因而导致了部分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不能对盈余管理发挥作用，从而结论相悖。

其他学者还从信息不对称视角解释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合理性，认为稳健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道德风险，因而能够合理地解释会计稳健性的存在[3，11，48，49]。其他学者则试图从经营风险视角加以解释，并发现经营风险低的公司会计稳健性更高[50]；随着宏观经济周期及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逐渐有学者从企业所处外部经济环境的视角解释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结论支持了宏观经济周期[51]和外部经济环境[52]对会计稳健性存在的合理解释，且发现经济低迷时，会计稳健性水平更高，经济繁荣时，会计稳健性水平更低，从而会计稳健性水平也可以作为经济周期的指示器。

如上所述，现有国外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从契约、政府管制、国别因素、盈余管理、税收、经营风险、宏观经济周期、经济环境、法律及投资者保护程度等视角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及实证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同一因素，部分研究认为其导致对高水平会计稳健性的偏好，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其导致会计稳健性水平的下降。考虑到会计稳健性涉及到多个方面，未来研究还需更深入地探析其影响因素，找出产生现有争议的原因，更好地为会计理论及实践工作服务。

四、会计稳健性的计量

Basu首次将会计稳健性量化，促进了会计稳健性从规范研究向实证研究转变[1]，模型如下

(1)

式(1)中EPSit为i公司t期每股盈余，Pit-1为i公司t期期初股价；RETit为i公司t期5月1日到t+1期4月30日年度股票回报率；Dit为虚拟变量，当RETit小于0时取1，否则取0。β1表示对好消息的反应速度，(β1+β3)表示对坏消息的反应速度，β3表示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反应速度的增量，即会计稳健性。如果会计盈余稳健，那么β3应为正值。

Basu模型首次将会计稳健性量化，且构建了回归模型，但不能计算单个公司的会计稳健性，为负值的样本少[53]，样本选择受限，回归中可能同时存在回报方差效应(Return Variance Effect)和损失效应(Loss Effect)，导致盈余与回报不对称反应速度的回归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条件稳健所致[54]，采用市场股票回报数据，结果易受同期披露政策和其他环境变动影响，因此较多学者对Basu模型产生了质疑[54]。

为解决上述模型的不足，鉴于Watts认为契约、税收、管制和诉讼是会计稳健性的四个影响因素[2]，Khan 和Watts选用市账比、杠杆和公司规模作为工具变量，对Basu模型修正，构建了现有研究较为广泛采用的C-score模型[6]，降低了对样本的限制，且能够计算公司层面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对Basu模型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修正。但该模型仍然采用市场数据，这就要求资本市场至少是半强势有效，基于市场数据的相关研究结论才具有意义。C-score模型具体如下

(2)

(3)

式(2)和式(3)分别衡量对好消息反应的速度β1及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反应的增量速度β3，工具变量为规模(Size)，市账比(M/B)及杠杆率(Lev)，将式(2)和式(3)代入式(1)回归，求得会计稳健性计量指标β3。

Basu模型和C-score模型都是基于资本市场数据，对资本市场有效性具有较高的依赖性，而部分国家的资本市场可能并未达到半强势有效，因而这些国家基于上述两个研究模型计量出来的会计稳健性，可能并非公司真实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因此，为降低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依赖，Ball 和 Shivakumar(简称BS)基于公司的现金流序列相关的特性及其与应计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应计/现金流模型。其中心思想认为，企业现金流序列相关，当期现金流为负时应计和其正相关关系更高，因而通过判断应计计算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5]，模型如下

ACCit=β0+β1CFOit+β2DCFOit+β3CFOit*DCFOit+εit

(4)

ACCit为i公司t期总应计，用营业利润扣除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CFOit为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同时为控制规模效应的影响，将ACCit和CFOit同时除以期初总资产。DCFOit为虚拟变量，CFOit为负值DCFOit取1，否则取0，会计稳健性用β3衡量，该值大于0表明会计盈余稳健。将Basu模型中的RETit换成CFOit，也克服了样本选择限制，且适用于非上市公司样本，基于应计和现金流相关数据，放松了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要求及资本市场数据的依赖[5]。因此，BS模型在Basu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发展。

其他学者还将应计分为经营性应计和非经营性应计，认为公司会计无偏时，稳定状态公司长期累积利润应该和经营现金流趋于一致，应计反转使累计应计最终为零，提出了相应的模型，选择较长的观测期，适用于所有样本，也能计算公司层面会计稳健性。该模型发现，条件稳健性是非经营性应计项目所致，而并非经营性应计[19]，由于结论和直观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在现有研究中该模型使用较少。为了克服这种不足，有学者采用总应计项目，而并未如前所述区分经营性应计项目和非经营性应计项目，进而衡量公司层面会计稳健性水平[55]。

当然，资本市场有效时，相关利益者能看穿低盈余的本质，市场价值不会被低估，账面市值比较低，基于该思想，Beaver 和 Ryan提出BR模型[56]，具体如下

(5)

其中，BTMit为i公司t期期末账面市值比，Bit-j为i公司t-j期市场回报率，αt为年度变动引起的账面市值比变动；αi衡量引起账面市值比变化的会计稳健性部分。其他学者还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修正BR模型[20，57]，还存在基于存货、研发和广告准备金[41]和本期计提坏账准备/下期冲销的坏账准备[46]计算会计稳健性水平。

综上所述，Basu开创了会计稳健性实证研究先河，但模型较粗糙，限制了其适用性。Khan 和Watts对Basu模型进行了修正，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分析，降低了样本选择限制及对市场数据的依赖，能够计算单个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水平，比Basu模型有了一定的发展。当该模型仍然未能有效控制公司层面、行业和经济周期等因素的影响，且也未能有效控制盈余管理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的问题，也可能是导致现有会计稳健性研究争议的原因之一。Ball 和 Shivakumar也对Basu模型进行了改进，但仍存在较多问题。国外资本市场和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制度背景及投资者保护等存在较大差异，国外会计稳健性模型对我国的适用性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国外会计稳健性模型不适合我国的上市公司，部分则观点相反。未来针对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的研究还需深入，以更好地为我国会计研究服务。

五、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

会计稳健性对企业多个方面产生影响，且这些不同的方面之间紧密相关。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即产生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不产生影响。

第一，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积极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来看，会计稳健性降低信息不对称、代理和盈余管理空间，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沟通摩擦和资本成本，提高了公司融资可获得性；充足资金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投资效率等；且会计稳健性降低了股价暴跌风险、政治成本和税收成本等，促进了公司治理的完善及自愿信息披露。

第二，从会计稳健性产生的负面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来看，会计稳健性的滥用导致信息不对称增加，扭曲了实际经济业务的本质，降低了公司盈余信息质量，增加了公司代理问题严重性、沟通摩擦和管理层盈余管理空间，增加了融资约束及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到公司投资及投资效率等内容。

第三，从会计稳健性不产生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来看，这些研究分别认为会计稳健性不能对公司的投资、融资可获得性、融资成本、融资约束、契约的完善性、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盈余管理等发挥有效的会计监管作用。上述三大类相关研究，也是国外相关研究的三个主要观点，其涵盖公司的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及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

早期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研究大多关注其能否产生经济后果，后期关注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及经营活动是企业最重要的三大经济活动，下文分别从会计稳健性给投资、融资和经济活动的影响综述国外相关经济后果的研究。

管理层和股东及债权人利益不一致，基于契约、政治成本、税收、职业安全、分析师预测、避亏和退市等考虑，其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为增加自身可以控制的资产规模和在职消费等隐性收入，管理层还存在投资过度等倾向，损害了股东价值和企业长远的发展。通过影响信息不对称、代理及盈余管理等，会计稳健性对投资产生影响。部分研究发现，在管理层具有机会主义动机虚增企业报告盈余，进而投资过度损害投资者等的利益时，稳健的会计处理政策能够对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产生一定的限制，降低其盈余管理空间，也能够提高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对投资项目未来净现金流(NPV)的评估，更早的识别NPV小于0的投资项目，降低了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其自身带来的损失[2,5,30,57，58]，从而降低了投资过度，提高了投资效率[10,58，59]；抑制了投资不足[60]，对于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而部分研究则认为，会计稳健性加剧了投资不足，投资机会增加时，公司管理层也未能增加投资，给公司投资带来了负向影响[2，12，24，61-63]。

会计稳健性给融资活动带来的相关影响的研究，该类研究大多从融资可获得性、债务融资成本和权益融资成本等视角，研究存在争议，部分认为会计稳健性给融资带来了正向影响，会计稳健性越高，融资成本越低[20，55,64-67]，分析稳健性事前效应和事后效应发现，会计稳健性完善了债务契约的有效性和债务融资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了双赢[22，23]，基于债务融资可获取性相关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提高了融资可获得概率，降低了公司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68]；但Francis等学者研究盈余信息质量和投资者回报发现，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会计稳健性并不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权益融资成本[69]。

其他研究还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70-73]、公司治理[65]、契约、股价暴跌风险[7，48]、信息披露[74]、社会绩效[75]、信息不对称[76]等视角展开，部分研究也存在不统一。如部分会计稳健性提高了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具有正向影响，部分认为相反；部分认为会计稳健性能提高公司治理水平[65]，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股价暴跌风险[7，48]，降低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74]，加速信息传递[76]等作用。

笔者认为，上述经济后果相关研究结论存在争议，可能的原因有如下几点：

第一，会计稳健性的两面性导致存在争议。适度稳健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和透明度，降低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空间，增加了投资者和债权人等的价格保护，提高了资本投资效率；过度稳健性是盈余管理的一种表现，通过洗大澡雪藏当期利润，降低了会计透明度和信息质量，增加了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及资本市场的沟通摩擦，扭曲了经济业务本质，降低了资本投资效率，未来应探索适度稳健和过度稳健的划分界限。

第二，会计稳健性未能被债权人和其他外部投资者识别，可能是导致会计稳健性和融资活动研究存在争议的原因。未来应探索外部利益相关者会计稳健性识别能力增加的途径，使其能够正确甄别企业业绩低到底是会计稳健性政策所致，还是经营业绩恶化所致。同时，充分发挥会计稳健性对融资活动的正向作用。

第三，现有的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存在较大的噪音。会计稳健性相比其他的外部事件冲击，对企业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及经营活动的影响可能较小，如何有效控制当期其他经济事件的外部冲击，充分考虑企业所处经济环境、行业及经济周期、企业生命周期阶段等的影响，可能是改进会计稳健性计量效果的未来发展方向，也使得会计稳健性的计量更加准确，进而解决现有研究争议。

六、针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近年来，会计稳健性国外研究引起了国内会计学者、会计信息监管和准则制定机构及投资者等相关利益者的关注。但我国会计稳健性的经验研究及理论研究虽然较多、视角较广，但研究整体上来看较为分散，未形成一个严谨的体系。通过前文对国外会计稳健性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针对我国今后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和指导，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会计稳健性研究框架启示的未来研究问题

具体来说，第一，1998年执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强化了稳健性原则的应用，2001年出台的《企业会计制度》扩大了稳健性原则的应用范围，将减值准备计提范围扩大到八项资产。2006年之前的会计制度改革较多为强化会计稳健性的使用，2006年企业会计制度改革，则与前述改革不同，更多地强调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借鉴资产负债观的会计处理方式，弱化了会计稳健性的作用。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变化和会计制度变革密不可分，这也是较多学者开始关注国家制度背景及相关的制度改革对会计稳健性存在性解释的原因之一。国家制度背景不仅影响对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对其计量模型的适用和选择、对其经济后果等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公司特征、政府信贷支持力度、融资和政治管制及企业目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不同控股企业可能对会计稳健性需求水平不同。那么，不同控股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给投资、融资及其他经营活动的影响是否相同？现有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所有上市公司？这是未来研究需要不断探索的方向之一。

第二，我国资本市场的起步较晚，发展经历了较多的波折，现有国内会计稳健性的计量较多借鉴国外相关计量模型，而国外资本市场有效性一般被认为高于国内资本市场，那么，使用国内资本市场相关交易数据计算的会计稳健性，能否作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水平的替代？我国在2005年股改之前，只有三分之一的股份能够上市流通，三分之二的股票缺乏相应的交易数据，限制了国外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我国2006年企业会计制度改革，使2006年前后的BS模型计算出来的会计稳健性变化不能很好地被解释。我国资本市场特有的退市、ST等制度的存在，使得管理层为防止连续三年净资产报酬率低于6%被退市，存在通过采用过度稳健的会计政策洗大澡的行为，限制了国外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未来研究应针对我国特殊资本市场制度背景，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稳健性计量模型，有效控制其他制度层面因素及会计准则变迁等因素的干扰，从而能够更加精确地衡量真实的会计稳健性水平。

第三，企业发展和自然机体类似，经历出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等过程，却又非单向不可逆。不同生命周期企业特征、融资战略、投资战略及生产经营决策不同，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声誉、融资渠道和融资约束也不同。现有研究大多基于静态视角出发，研究会计稳健性的事前效应和事后效应，忽视了企业发展变动因素带来的可能影响。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对会计稳健性需求与否、需求程度及不同生命周期企业会计稳健性水平对投资、融资和经营业绩的经济后果是否相同？这类研究较为匮乏，现有会计稳健性和投资研究结论不统一，是否是未区分生命周期所致？未来应基于生命周期动态视角研究会计稳健性的经济后果，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提供一定的参考。

第四，近年来我国股市波动较大，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投资者、债权人、股东和管理层等利益相关者对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需求及需求水平是否发生变化？虽然出现了相关主题的研究，但该类研究仍需深化。经济环境、行业周期的周期性变动是否导致会计稳健性周期性变动的研究也较为匮乏。公司所处行业或经济环境不好时，现有模型计算的会计稳健性究竟是稳健会计政策所致，还是业绩恶化的冰山一角指示器？投资者能否甄别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变动及其给未来公司的投资活动、融资活动及其他经营活动带来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来看，这些问题均未得到满意的解答。未来可深层次探讨这些问题，以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投资决策，分清业绩看似较差的公司，是否是其采用了更稳健的会计处理政策所致，以更好地保护投资者权益。

第五，采用稳健会计处理政策，需要会计人员对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合理判断和取舍：稳健会计处理政策要求对坏消息比对好消息的反应速度更快，存在反应及时性的不对称。企业日常经济业务跨多个会计期间且业务复杂，稳健会计政策需会计人员审慎的职业判断，合理权衡相关性和可靠性是一大难题。如前文所述，会计稳健性实施带来一系列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互相影响，密不可分。如何合理权衡实施稳健会计政策带来的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变动以及相关的成本和收益的变动，也是未来研究的一大难题和未来发展方向。

第六，2015年4月20日，证券法修改草案拟将股票发行由审批制改为注册制，经过不久的二审和三审，预期正式推出注册制的IPO制度，取消了对公司连续盈利指标不低于6%的要求，放宽了IPO的条件等，势必影响到以往公司基于IPO、SEO及避免亏损、退市等动机的盈余管理及洗大澡等行为，那么，该项制度改革对我国会计稳健性的相关研究，目前还未有。因此，基于该制度变迁，研究该项法案实施前后会计稳健性水平的变动及会计稳健性水平变动带来的相关经济后果等，也是未来研究的一大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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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萍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 Summery on Foreign Research and Inspiration

ZHOU Xiao-su，CHEN Chen，WANG Lei

(Business School of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makes top managers and shareholders’ interests inconsistency. In order to reduce this first kind of agency problem, avoid overstating assets and proceeds, and avoid understating expenditure and expenses, shareholders request accounting earnings to react to the bad news more quickly than to the good news. In other words, they request adoption of conservatism accounting policy. This paper summarized foreign relative research about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alyzed the possible causes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troversy, integrated our countries’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our countries’ future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separation of two rights; agency problem;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2015-1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72053)。

周晓苏，女，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主要从事会计理论及财务报告分析研究；陈沉，女，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王磊，男，南开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会计理论研究。

F230

A

1005-1007(2016)03-0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