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连春+徐蕾

摘 要：现阶段我国文化发展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状态：多元文化形态并存、后喻文化模式显著、文化传播渠道多样等。文化发展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实践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权威、课程权威、学科权威以及组织权威的不断弱化，权力性权威不断式微；新文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正开始由传统权力型强制性权威向现代威信型自觉性权威转变。

关键词：文化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权威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24-05

Abstract： Chinas pres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displays new features： coexistence of plural cultures， foregrounded post-figurative cultural mode， diverse channels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both a challenge an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power-dependent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inuously declines， the theoretical authority， course-related authority， discipline-related authority and organizational authority continuously weakened. Hence under the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th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hould be transformed from being mandatory into modern prestige featuring self-initiative.

Key words： cultural develop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uthority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文化环境也表现出深刻的变化。文化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总是以自觉或不自觉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着社会的道德规范，也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在现代社会文化发展际遇下，随着各种权力的被消解，过去那种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权力型强制性权威遭遇了挑战。新时期，随着文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正在由传统注重权力型强制性权威向现代注重威信型自觉性权威转变。在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实践中，权力型强制性权威关注更多的是权力在价值实现中的作用；而威信型自觉性权威关注更多的是主体威信在价值实现中的作用。

一、文化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内涵

文化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连接点是人，人的实践存在和文化蕴涵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建构的切入点。2014年10月中央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建构应该与文化发展相契合，在动态调整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现阶段，我国的文化发展已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几种状态。

1.多样性文化形态并存。文化的多样性是指“在承认人类群体之间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的前提下，在坚持社会主流文化的同时，允许多种文化交织、兼容、发展的态势”[1]。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样文化并存是一个历史传统，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的需求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这种趋势显得越来越明显，表现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并存等。在这些文化中，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受到的关注显著提升，非主流文化的变现形式也日益丰富，面对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必须认清文化发展的形势，坚持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兼容并包积极的多元文化。

2.后喻文化模式显著。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从文化传递的角度，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同辈人之间的相互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其实质主要是年轻一代向年长的一代进行主动的积极的文化影响的过程”[2]。当今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时代，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的各种社交网络的泛滥，各种信息的开放化，年轻一代凭借对新事物的快速接受能力，能够自如地享受信息网络带来的便捷，接受信息的能力增强。相比之下，年长一代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差，难以灵活运用这些新媒体获取信息。因此，在年轻一代比年长一代更能敏锐地察觉到时代的发展趋势的时候，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对年长一代进行“文化反哺”的话语权，年长一代需要向年轻一代学习这些新事物的使用。

3.文化传播渠道宽泛。今天的信息技术正伴随着全球因特网技术的发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入到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对文化传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成为文化传播的新载体，也促进了各种媒介之间的融合，使文化的传播方式实现了多样化、无缝化和无障碍化。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只能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等这类线性方式，现代文化传播载体十分丰富，只要通过电脑、手机、互联网等，各种文化可以无穷地发散，向各个方向无限地延伸。近几年，微博和微信等成为大多数人追捧的社交平台，也成为文化传播的主阵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涌现出的社会化新媒体扩宽了文化传播的渠道，使人们能够平等、全面、实时获取信息，是当今文化发展一个显著趋势。

4.文化作品关注生活。文化作品是文化发展的外在展示，现代社会一切的思考都是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升华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成了文化发展的主要目的，一切为人的需要与发展而服务是文化发展的目的。因此，文化作品的内容充满思想和生活化，开始反映与生活有关的、有意义的主题，它的思想内容使人亲近，更多反映着生活中的人和事。文化作品提出的问题，开始涉及广大群众的利益，反映群众的夙愿和希望，代表广大群众的心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文化作品的这种生活化走向是紧跟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的，文化在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越来越“接地气”，实现亲民化、生活化。

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明确指出，“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3]权威作为共同体的人、事、组织、理论等，具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表现为以强制力为依托，把某种意志强加于人；以感召力为基础，以某种理论学说、道德人格获得人们的敬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权威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它可使处于权威影响力以及范围内的成员（包括主客两方）形成共同的意志，使这一范围内的人们接受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提供为全体成员共同遵循的行为模式”[4]。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权威在现代社会的运行结构中正日益取代权力的强制性机制成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机环节”[5]，强制性权威会越来越少，非强制性权威会越来越多。

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指一定的阶级、政治集团或社会组织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和任务，通过一定的权力体系，如理论体系、组织体系和课程体系等，把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通过灌输、教育、传导给教育对象；同时基于教育主体自身的人格魅力因素，受教育者因为内在认同而服从，接受知识与价值的传递，并内化为自觉性精神而显现出服从的一种自觉性权威关系。通过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特征表现为一体两面，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具有强制性，权威主体通过权力把意志强加给权威客体，权威表现为一种权力型强制性权威；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又是以其客体的自愿服从为前提，表现为一种威信型自觉性权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主体和客体的相统一，不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只有在人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发生，一方面是权威的拥有者占有特殊地位的强制所致；另一方面是权威主体具有较高的内在素质。

现代社会环境下，随着政治民主化与个人自主意识的觉醒，不少人认为“权威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尤其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学科而言。但事实上，即使是在文化发展呈现各种新状态的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权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支点。”[6]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切阶级、剥削甚至国家也消亡时，权威仍然会继续存在于社会生活管理和思想文化领域，并发挥着维持秩序、稳定社会的作用。更何况，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有着内在的文化根据，思想灌输目前仍然是文化传承及传播先进思想的主要机制，因此，还是需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作用。把文化发展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联系起来，是由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内涵的特殊的文化性决定的，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有效性的一个重要保障，权威主要方面的转向是文化发展的自然逻辑，尤其是在现代文化发展状态下，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主要方面由权力型向威信型转化，更需要把握了解文化发展的现状。

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型强制性权威功能的弱化

自从1984年我国设立思想政治教育这个专业以来，通过三十多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的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工作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过去三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课程体系、学科体系、组织体系等方面的建设，这些都属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内涵，主要依靠一定的强制权力进行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是一种外在权力型权威。这些权威在特殊的历史时段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增强了社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同。但是随着文化的迅速发展，造就了思想政治教育一种新的文化环境，新的文化环境反过来又开始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在权威，因而在新时期，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制性权威出现了功能弱化的现象。

1.理论权威的弱化。“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7]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理论在实践中的突出地位，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价值保障，这种理论权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理论，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方向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教育内容，这既是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本质属性。当前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再加上西方一些社会思潮不断挤兑思想政治教育所弘扬的主流意识形态，使教育对象在追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过程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死板、无用，甚至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严重威胁并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权威。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的特殊性，有自身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研究范畴与研究价值等等，必须具备一套完整成熟的理论体系。但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理论主要来源于党的领导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贡献或借鉴引用其它学科的理论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缺乏扎实的自身专业理论体系。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权威受到文化发展带来的一些冲击，逐渐呈现弱化的趋势。

2.课程权威的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权威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一个显著标志，课程权威的消解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现实困境。“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在要素和构成质料，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实施的基本抓手”。[8]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质特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与时代发展，遵循自身科学化和学科化发展的规律，是反映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要求的本质特征，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权威不仅值得一提，还应给予相当的重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原有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建设经历了从“85”方案到“98”方案再到“05”方案的调整，以及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创立和2006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也给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带来不断创新与完善。但现阶段，面临全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西方文化的冲击，受教育者更偏好国外的一些课程设置，尤其是公民教育的课程，大多数人认为相比较而言，公民教育的课程设置更加人性化。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材不能够吸引受教育者，缺乏新意，不够贴近生活，且受后喻文化的影响，受教育者获得的信息甚至比教材和教育者多，不愿意接受死板的课程教育。总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发展困难重重，学生对课程不敢兴趣，部分高校对这些课程也不重视，削减课时的现象屡见不鲜，对于该课程的考核也简单马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权威遭遇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