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杨军

摘 要：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由于自身具有的巨大理论优势和科学性，逐渐占据了文化发展的主导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开展了一场旨在改造中国文化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主要对学术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内涵进行解读，对其涉及的主要方面进行梳理，对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探析。

关键词：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改造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19-05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in China， Marxism has had a dominant role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for its huge theoretical edge and scientificity. Guided by Marxism， an academic sinicization movement aimed at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as launched. In this paper， the proposition of academic sinicization and its historical implication are analyzed， the major relevant fields are reviewed and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re analyzed.

Key words：academic sinicization；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ultural reform

近代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和欧风美雨的冲击与飘打下，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家民族日益危亡之际，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救亡之道，经历了由器物而制度，由制度而思想文化的由表及里之探索过程。

自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设计和构筑的民主共和制度，虽然在形式上反映了进入近代后中国社会变化中日益强烈的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实业大兴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但由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深厚思想文化底蕴，国人得到的是与愿望相背离的现实。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民主革命开始由旧民主主义时期向新民主主义时期转化。在此期间，马克思主义通过与其它各种涌入中国的西方思潮进行辩论争鸣，显示出了巨大的理论优势和科学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开始承担起了在学术方面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任务。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也开始由以进化论为主流的阶段，发展至以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为主流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术的改造由此拉开了序幕。

一、学术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及其历史内涵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具体的、实在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在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拥有着中华民族特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中国共产党员作为与伟大中华民族血肉相联的一部分，如果离开了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最终只能得到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实现中国化，并使其在具体应用的每一表现中都带有中国的特性，也就是说要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而这已经成为了当时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还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534。

以此，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过“学术中国化”的概念，但他以自己科学的思想理论和学术实践，影响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方向。加之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到“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正式发动，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上的前后继起性，而且存在着因果上的内在关联性[2]。因此，一般认为“学术中国化”的命题源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也有学者认为，在193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以前，“中国化”命题已经在各学术领域里非常广泛地出现了。不但在许多论述中出现过“教育中国化”、“科学中国化”以及“中国化的社会学”等方面的提法，而且艾思奇和胡绳等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还旗帜鲜明地喊出了“哲学中国化”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经过长期理论思考和革命实践后的必然结果，而且是五四运动后理论界的学术中国化思路之科学总结和思想升华[3]。

但是从学术中国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产生的影响来看，其命题的提出源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进行中国社会状况的分析，以及将其应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明确于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后则是更符合历史发展的原貌的。

学术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从二十世纪早期起，中国学术界各领域就开始了对西方学术与思想改造的探索，学术界借鉴西方思想，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的需要，极力使这一探索适应中国独特的形式和特有的社会环境。从“学术中国化”命题的发展脉络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者和左翼的理论研究者在梳理五四以来中国文化演进的基础上，已从不同视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体化的历史课题，强调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新者的历史要求。

但研究者解读的角度不同。有学者从“学术中国化”命题提出的本意来归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认为它的基本含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具体化，使它适合中国的国情，以进一步明确地指导中国革命。有学者认为“学术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回答的是，中国应该“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带有本质性的理论问题。除此，也有学者从理论逻辑上进行研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政治和文化两个向度上展开的。一是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再生形态的即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二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现代形态的即马克思主义化了的中国文化[4]。主张把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中国化”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等。

学术中国化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文化战线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了与时代发展息息相关的文化思想。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要求，是理论与实践交相作用的结晶[5]。这一思想文化在中共领导下的边区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而在国统区则是以“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学术中国化”的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自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就纷纷对“学术中国化”的理念进行了探讨，同时在中国历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文艺理论、文学艺术等学术的许多方面都开展起“学术中国化”的研究。

二、学术中国化涉及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兴旺，是以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传播、运用为标志的。因此，在哲学和历史学两个领域的学术中国化成果最为显著。

在哲学领域， 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多篇著作，将唯物史观作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唯心史观作了批判，并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李大钊较为准确地解读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指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动力。这就不仅解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困惑，而且奠定了正确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理论基础。由于唯物史观与唯物主义认识论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李大钊特别强调唯物史观不是教条，而是分析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理论工具，要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时代现实来科学地应用马克思主义。他根据当时的国情进行分析，对阶级斗争的观点尤其重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理论重视时代性的特点。由于李大钊的影响，更多的先进中国人开始研究、接受并且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和更加广泛的传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之门[6]。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起，在瞿秋白等人的促进下，唯物辩证法也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中关于辩证法的部分，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等相关译著不断问世，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近现代哲学。这个时期对唯物辩证法的介绍、传播、发扬和普及，为人们更自觉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重要的承上启下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此时期不但更加注重中国革命的实践，而且更加注意研究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逐渐开始从哲学的高度来总结革命经验教训。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经典著作被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对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工农联盟、民族和殖民地等问题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方面，对帝国主义规律性的揭示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提出方面，对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方面作了突出阐述。李达翻译了西洛可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阐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唯物辩证法中的地位，提出了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等概念，对矛盾运动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一矛盾的观点对日后毛泽东的《矛盾论》有着重要影响。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研究与揭示，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另外，书中还系统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如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等关于存在的范畴方面，可能性与现实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等关于认识的范畴方面，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丰富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对提升、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着重要意义。沈志远翻译了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者从实践第一的辩证唯物论观点出发，重视社会实践的效果，强调实践是衡量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真理性标准，指出应该将实践的观点视作为认识论的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观点。这种重视实践，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认识观，对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艾思奇等人翻译了《新哲学大纲》，书中辩证唯物论部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根本特征，即阶级性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还强调了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7]162-164。

在大批理论译著出版的同时，中国本土的理论研究者也撰写了大量的著作，这中间既有革命领导者的作品，也有很多理论宣传者和研究者的作品。这些作者在前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基础上，开始努力从更深程度上系统、完整地阐发理论。李达在1935年发表的《社会学大纲》，是第一部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此书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著作之大成，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全新解读，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此外，艾思奇出版了《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和《哲学与生活》等著作，这些作品用词简单明了、语言通俗易懂，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大众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三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毛泽东将最新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进行有机的结合，自觉地加强建设中国革命的哲学理论基础。这项工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初显端倪，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名著中基本完成。毛泽东的两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重要思想成果，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总体上对中国革命进行了哲学的把握，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中国的革命实践也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哲学基础的确立，也为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7]237-238。

在史学领域，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运用也获得了明显的发展。1924年，李大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此书为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中国史学的理论著作。书中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观点全面地阐述了对史学理论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指导中国史学的奠基著作之一。它表明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一开始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就把对于史学的认识问题放在了头等地位。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史学论文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论文集中作者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根据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来研究分析中国古代历史，第一次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用大量史料证明了中国奴隶社会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研究在唯物史观运用方面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有了全新的思考，而且为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框架，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仅体现了唯物史观同中国史学初步结合所具有的强烈时代特点，也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的空前理论创造活力[8]。这两部著作在史学理论方面和历史研究方面，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