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侦探小说与现代城市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这种自19世纪以来即广受欢迎却又被高雅人士所鄙视的通俗文学，每一个毛孔都充满了张力与玄机——破案和解谜，正是现代生活自我折射的压力焦点。

与通常的印象相反，侦探小说的存在“意义”，并非揭发现代人的罪恶。甚至可以认为，它是最早为现代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性——正名的文学体裁。这是一种戴着假面具的文学，它应和了卢梭的话：现代文明并非消灭了野蛮，而是将它转化为某种诗学的表皮。侦探小说，是“城市文明与现代性”这一主题中浮现的最突出的文学症候。现代性与传统、古典、自然之间，是断裂，还是传承？福尔摩斯们回答：是架设在一座梦的浮桥之上。

世纪之交的城市生活涌现各种奇观，即使是那些贬抑它的作家和诗人也不得不为它目眩神迷。新的城市经验急需一种赋予其价值、意义和美学的话语。波德莱尔在《论现代生活的英雄》中高唱现代生活的崇高和史诗性并不逊于已经消逝远去的古希腊伟大传统，所以现代人自有其美。而另一位“宝库型”的学者，集神父、艺术家、记者、评论家、小说家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的英国人G·K·切斯特顿（1897-1957）则写了一篇毫不逊色的“都市寓言”——《为侦探小说辩护》，乃用来说明，有一种新的通俗文学类型——侦探小说，就是为了证明这种都市之美而诞生的。这种体裁，是通俗文学中最早和唯一的表现现代生活之诗意的形式。这是一篇建立和保卫现代都市传奇的檄文与奇文，同时是侦探小说自身的宣言，其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寓言和预言性，堪与波氏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