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

1950年10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神秘地突然出现在北朝鲜边境地区，并发起强烈攻势，令措手不及的“联合国军”大吃一惊。令人不解的是，拥有极强情报搜集能力的美军为何会对中国军队的动向表现得如此迟钝呢？

忽视传统侦察手段

美军情报获取手段主要靠飞机侦察、无线电侦察，同时也发挥一些传统侦察手段，但他们过分依赖技术侦察，忽视传统侦察手段，使他们吃亏不少。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目标主要在欧洲。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美军前沿师及师以下战术单位，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火线部队和巡逻分队的报告、对战俘的审问、侦察飞机的目视与航拍照片以及偶尔缴获的对方文件资料等。在朝鲜东北部，当地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得到美军高层的充分信任。

美军在越过“三八线”向北开进过程中，开始派出特工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侦察。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的侦察分队，曾到达过鸭绿江口，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不久，回来的人报告说，在新义州和临近朝鲜的中国境内有大规模集结的中国军队，还有人说中国将派30万军队到朝鲜。克拉克把这些搜集的消息都进行了上报，但中央情报局对此却不屑一顾。

由于“二战”结束后美军大规模精简整编，当时美军战术部队缺乏必要的情报团队，也严重妨碍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例如，对战俘的审讯通常是一种较可信的情报源，却由于军中缺乏足够的翻译人员而大打折扣，而那些少得可怜的翻译人员又对中共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用术语知之甚少，导致这项情报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侦察机像个瞎子

美军的情报侦察对飞机依赖性非常大。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还曾亲自乘飞机到中朝边境地区巡视。

其实，麦克阿瑟并未意识到，“二战”结束后美军军费和部队的大规模削减已使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大打折扣。美军当时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侦察机外，入朝参战的空军第5军根本不具备摄像侦察能力，仅有的3个航拍侦察中队又将注意力集中在鸭绿江沿岸附近，而对夜间过江、已深入朝鲜边境纵深的志愿军毫无察觉。

当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大败美军后，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一直非常信赖的航空侦察出现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之间地域加强航空侦察时，为时已晚。

看重无线电情报

毫无疑问，对于美军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情报，但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中。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通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麦克阿瑟被免职后，李奇微接替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才走上正轨。

特务情报不被采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关依托战争期间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组织，把触角进一步伸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1946年7月，在华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曾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在美军撤离中国后，由美国第七舰队直接指挥驻华情报小组。这个建议得到美国高层的首肯，在华情报组织随即改称“第44海外观察队”，并以美国陆军联络团的名义活动。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第44海外观察队成为它在华的主要情报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派遣了情报人员。

在中国东北地区，美国的情报工作主要是由其外交机构组织实施的，但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中共在接管各地政权后，只承认原来的美国外交官是普通侨民身份，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在东北的外交机构只得相继闭馆。

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多个美国间谍组织被破获，美国在华的第44海外观察队情报网的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但仍有不少漏网分子，活动还很猖獗。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遗留下来的谍报人员也在发挥作用，但美国中情局认为台湾所有的情报都充斥着狭隘的利己主义，充斥着偏见，没有重视这些情报。事实上，东北的兵力调动，包括铁路上的调度，这些情报都源源不断地送到了美国，但是美国不怎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