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润森，　向月应，　韩铁光，　梁渊，　杨国安，　张媛，　曹黎



·社会因素与健康·

健康短信平台对公众健康素养的干预效果
——基于深圳市健康素养快速评价系统的研究

庄润森1，2，向月应2，3，韩铁光1，梁渊4，杨国安1，张媛1，曹黎1

目的利用健康短信平台干预公众健康素养，并评估其干预效果。方法采用试验对照研究方法，使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深圳市53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6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社区，一个社区选为试验组，另一个选为对照组，每个社区随机调查18岁以上居民200人。结果干预组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7.76分，稍高于干预前的66.42分(t=34.65，P<0.001)，高、低和边际健康素养比例在干预前后有所变化，干预后低健康素养比例降至29.21%，边际健康素养比例下降至40.69%，高健康素养比例上升至30.09%(χ2=2.13，P>0.05)；对照组人群基线调查健康素养水平为65.97分，终期为66.08分，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2.13，P>0.05)。结论健康短信平台可以有效干预公众健康素养，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健康素养；评估；短信；干预；健康教育

健康素养，即个体获得、处理和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需要的服务以做出合适的健康决定的能力[1]。健康素养已成为国家衡量卫生工作和国民健康素质的指标[2]。国外开展健康素养研究较早，其内涵及评估研究亦比较成熟[3]，国内健康素养评估发展较慢，评估指标体系和有效干预研究尚不多见。为快速有效地评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本研究使用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利用健康短信平台实施干预，并评价其健康素养干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过去1年在深圳居住时间≥6个月、年龄≥18岁的成年人。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对原有干预组和对照组社区人群实施终期调查。发放6 450份问卷，回收6 400份，问卷有效率为99.22%，其中干预组原评估对象2 623人，占81.84%，对照组原评估对象2 560人，占79.80%。

1.2研究方法

1.2.1对照组和干预组选择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在深圳市53个街道中随机抽取16个街道，每个街道随机抽取2个社区，按照随机抽样的原则将每个街道的2个社区中1个选为干预社区，另1个选入对照社区，社区内所有的评估对象均作为干预对象或对照对象。每个社区随机抽取100户居民，每个社区调查约200人。

1.2.2研究方法采用试验对照研究。对照组人群接受全市常规的一般性健康教育，而不进行短信健康教育干预。干预组除接受常规的一般性健康教育，还利用全市的健康短信平台对其实施短信健康干预，每人接收干预短信60条，干预时间约1年。

1.2.3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入户调查，问卷由居民自行填写，如其不能自行完成则由调查人员进行访问式调查。

1.2.4评估工具采用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系统[4]，包括健康知识-健康行为-健康技能-健康状况4维度健康素养模型，其中健康知识涵盖了基本卫生常识、传染病预防、慢性病预防、营养膳食、心理卫生、吸烟危害等，健康行为涵盖了日常卫生习惯、心理行为、吸烟不健康行为、用药安全、健康体检、运动锻炼等方面，健康技能包括安全防范、急救、正确洗手方法等，健康水平指标有自我健康评价和慢性病患病情况。本研究参照TOFHLA[5]选定60分和75分作为截值位点，将健康素养划分成高健康素养(high health literacy，HHL)和低健康素养(low health literacy，LHL)的界定截值点，中间为边际健康素养(marginal health literacy，MHL)。

1.3统计分析

使用Epidata 3.0进行双录入，并核对调查数据，用SPSS 21.0进行分析，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健康素养和健康状况差异使用卡方检验、方差分析等。检验水准为0.05。

2　结果

2.1干预组与对照组社会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设计干预组社区和对照组社区调查对象的主要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户籍构成、年龄组、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比较均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干预前后健康素养水平的变化

在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66.42分和66.08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08，P>0.79)，而干预后两组的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67.76分和65.97分(t=2.13，P<0.05)，干预组高于对照组1.79分。干预组健康素养均值干预后为67.76分，稍高于干预前的66.42分(t=34.65，P<0.001)。不同性别、年龄组、户籍、文化程度健康素养水平干预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男性人群健康素养水平提高1.62分，女性人群提升1.00分；25～39岁和40～49岁人群分别提高2.34分和1.99分，其他人群上升幅度较小；深圳户籍人群上升幅度为2.67分，高于非户籍人群的0.84分；文化程度越高上升幅度越高，大学及以上人群上升2.91分，高中或中专上升1.87分；不同婚姻状况人群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2。对照组人群基线调查健康素养水平为65.97分，终期为66.08分，前后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2.13，P>0.05)。见表2。

2.3健康素养构成情况

干预组在干预前的高健康素养比例最低(22.59%)，边际健康素养比例最高(46.12%)，低健康素养比例居中(31.26%)；干预后低健康素养比例最低(29.21%)，边际健康素养比例虽然还是最高(40.69%)，但也有所下降，而高健康素养比例(30.09%)有所提升。干预前后不同程度的健康素养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6.95，P<0.001)。对照组干预前健康素养比例构成与干预组相差不大，高、低和边际健康素养比例分别为22.10%、45.98%和31.92%，终期调查结果未见明显变化，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χ2=1.92，P>0.05)。见表3。

表1　干预组与对照组调查对象构成　n，%

表2　干预组和对照组基线与终期调查健康素养水平比较

注：*为干预前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t=0.08，P>0.79；**为干预后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t=38.60，P<0.001

表3　不同程度健康素养构成情况　n，%

3　讨论

3.1健康素养评估标准比较适合我国实际

健康素养快速评估的主要目的是迅速找出低健康素养者，并针对这部分人群实施干预。如果判定低健康素养截位值比较高，如研究使用60%筛选高健康素养者，其灵敏度提高，则筛查出低健康素养的数量肯定会比25%多。如果在公众中使用，低健康素养截位值可以根据项目干预具体情况确定，以全人群策略实施干预的，可以提高截位值，确定更多的低健康素养人群，当然，如果干预费用偏少，仅供干预较少低健康素养者，可以降低截位值。选用75%作为高健康素养筛选截值，考虑到75%为4分位数位点，其具有较好的统计学解释，另与中国国家推出的健康素养指标界定相吻合，又与TOFHLA一致[5]，在国际方面的比较价值高。而选取60%主要是考虑到60经常作为考核考试评价是否及格的位点，这比较易于为被测评者接受。因此，本研究参照TOFHLA的健康素养界定标准，使用总分的60%和75%作为截位值将健康素养水平分成3个：低健康素养、高健康素养和边际成本健康素养。本研究利用健康素养快速评估标准测出干预组干预前后的健康素养水平为66.42分和67.76分，解决了原有健康素养评估系统不能进行综合评价的问题[4]。这一评估标准更符合国内健康教育工作实际，在用于指导开展健康教育行为干预方面更为科学、实用，既可以评估个人的健康素养水平，又可以评估群体的健康素养水平。

3.2健康短信干预是一种比较便利的方式

健康短信干预是一种经济有效的公众健康素养干预手段，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深圳公众手机拥有率比较高，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深圳市移动电话用户量就已超过1 800万部，平均每百人拥有量达到了130%左右[6]。目前短信群发的信息技术比较成熟，构建短信发布平台相对容易，这为利用短信开展教育行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本研究干预组愿意接受手机短信的人群比例为89.33%，接受率较高，说明短信教育形式可接受性强，且组织实施和管理比较简单，节省了传统资料的分发、领取等繁琐环节，保障信息传递的及时性，为本研究开展干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可行性条件。

3.3健康短信干预可有效提升公众健康素养

整个城市公众健康素养的提升受到政策、社会、环境、教育、文化、经济、人口特征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尤其是在健康教育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的状况下，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提升。本研究在利用短信方式开展公众健康教育干预发现，干预组公众健康素养水平提升1.34分，虽提升幅度不大，但对于深圳城市公众整体健康素养水平的提升能取得如此的效果，已实属不易。短信干预对25～49岁年龄组、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群干预效果比较明显，其健康素养水平提升相对较高。由于国内尚无利用短信平台针对城市公众群体开展健康素养干预的研究报道，因此无法进行相似性的比较。但本研究的结果与有关学者针对特殊群体开展短信教育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一致[7-10]，说明利用短信不论对特殊群体，还是对城市公众开展教育干预均可行、有效。短信教育干预对以往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了互补，拓展了多元传播的途径，对实现健康教育的成本低廉、效益效果的最大化，具有较好的推广应用价值。

由于干预实施时间较短，本研究还只是初步的探索，提出的参考模式和对策建议还只是初步的框架，今后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争取与国际研究进一步融合接轨[11]，并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完善。

[1]USA Medical Association.Health literacy：report of the councilon scientific affairs[J].J Am Med Assoc，1999(281)：552-557.

[2]李新华.《中国公民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的界定和宣传推广简介[J].中国健康教育，2008，24(5)：385-388.

[3]McCormack L，Haun J，Sørensen K，et al.Recommendations for advancing health literacy measurement[J].Health Commun，2013，18(1)：9-14.

[4]Parker RM，Baker DW，Williams MV，et al.The test of functional health literacy in adults：a new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patients’literacy skills[J].J Gen Intern Med，1995，10：537-541.

[5]庄润森.城市公众健康素养快速评估与短信干预系统的构建与应用研究[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14.

[6]新华网.深圳手机覆盖率[EB/OL].[2014-2-17].http：//gd.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9/10/content_14360753.htm.

[7]彭时辉，吴景文，余国辉，等.“短信服务+防护技能培训”健康促进干预模式的建立及应用[J].疾病监测，2011，26(10)：832-836.

[8]方文娟，李津津.手机短信在外来孕妇围产期保健服务中的应用[J].护理学报，2010，17(4B)：42-44.

[9]杨东玲，蒋泓，李沐.利用手机短信和因特网促进母乳喂养的干预意愿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11，26(30)：4704-4706.

[10]汤红，陈咏梅，周焕芳，等.短信健康教育对高血压病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J].局解手术学杂志，2010，19(5)：394-396.

[11]Zarcadoolas C，Pleasant A，Greer DS.Understanding health literacy：an expanded model[J].Health Promot Int.2005，20(2)：195-203.

The Effect of Short Message Service on Public Health Literacy：A Preliminary Intervention Study form Express Health Literacy Assessment in Shenzhen

ZHUANG Runsen，XIANG Yueying，HAN Tieguang，et al.

ShenzhenHealthEducationandPromotionCenter，Shenzhen，518001，China

ObjectivesTo conduct health literacy intervention via short message service(SMS)platform，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ntervention.MethodsA control study was adopted with multistage sampling，and 16 out of 53 streets ware sampled.Each street selected 2 communities，one for the treatment group，while the other for the control group.Between each community，200 respondents above 18 years old were randomly sampled for investigation.ResultsThe average health literacy scores of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67.76，a little bit higher than the baseline scores of 66.42(t=34.65，P<0.001).Changes were perceived among the proportion of high，low and marginal health literacy level，with the proportion of low health literacy declined to 29.21%，marginal health literacy fell to 40.69%，and high literacy rose to 30.09%(χ2=2.13，P>0.05).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of the control group between the baseline level of health literacy(65.97)and the afterwards level(66.08)(t=2.13，P>0.05).ConclusionsSMS platform is a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pproach to improve public health literacy level.

Health literacy；Assessment；Short message service；Intervention；Health education

广东医学科研基金项目(A2012579)

1深圳市健康教育与促进中心，广东深圳，5180012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广东广州，5105153解放军第181医院，广西桂林，541002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湖北武汉，430030

R193.3

A

10.3969/j.issn.1673-5625.2016.05.014

2015-11-29)(本文编辑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