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娱乐新闻，比如某两位明星婚姻组合，这并不一定只是拿来刷屏休闲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乃至政经现象。

这些年，从媒体关注的明星婚配（并非指所有明星）来看，中国女星的婚嫁已经经历了数个世代，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的不同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女明星流行中外组合，嫁老外或者外籍华人，幸不幸福，冷暖自知。当私营企业大范围崛起，则是嫁给国内企业家。再之后，金融业地位上升，各地都要建金融中心，于是一部分人选择嫁给金融人士。

但现在，女明星更愿意嫁给男明星。近期娱乐圈的婚嫁新闻，多半都是明星互配，鲜有与商界精英的组合。这是为什么？

从法律上讲，婚姻类似于一种合伙关系，在个人情感之外，必然涉及财富利益的组合和配置。当今中国，明星已成为全方位的社会精英，无论在社会地位、财富阶层还是公众名望上都是如此。因此，作为理性人，从本质上讲，他们的婚配必然是对社会经济变动趋势的回应。

那么，这种变动是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深意？实际上，这是已经远远超越娱乐范畴的严肃探讨。

大款傍明星？

到底是明星傍大款，还是大款傍明星？在当下的中国，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在东部沿海某发达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新闻。一位活跃于当地电视节目的二线女明星和一位私营业主因离婚对簿公堂，女方要求拿走近千万财产。对此，坊间对女明星多有指责，认为她当初嫁老板是出于贪图钱财，离婚还不忘拿走一笔。

不过，一位和女星熟络的知情人士则对《南风窗》记者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当初，这位老板开着豪车追女明星，目的其实很明确。这位女星因参与一些时事类、商业类节目，和当地“能量人士”、金融机构高管多有联络，而老板追求她，看中的就是这种关系的可得性。

老板在当时其实是一个“负翁”，虽然开着豪车，住着豪宅，但企业负债率不低，从正规的金融机构很难融到低成本资金。但娶了这位女星之后，逐渐打开了局面，双方结婚，老板的生意也蒸蒸日上。

对于坊间评论，这位知情人士说，“一般人根本不知道，她给她老公带来了什么。” 该知情人士愤愤不平，他认为女星拿走这些财产其实是她应当得到的。在其看来，这桩婚姻，其实是“大款傍明星”，而不是相反。

大款和明星的感情纠葛曾一度占据着中国新闻娱乐版的显著位置。另一桩流传的“故事”更让人惊奇，乃至忍俊不禁。一位二线女星和某金融精英闪婚，这位金融精英是一位基金经理，媒体报道称他“身家十多亿”。但后来，双方不到一年就离了婚。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女星搞错了基金经理的“身家”。“十多亿”只是基金经理管理的资产，并不是基金经理自己“身家”，基金经理只是按照管理资产规模的一定比例，每年收取管理费和业绩提成而已。因此，女星其实误把“管理资产”当成“个人身家”。

故事或许有夸张成分，但金融业的核心竞争力本质上的确就是信用。较高的个人生活、婚姻档次便是信用的背书，非常有用。明星妻子，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在金融市场中，对卖方的“投行男”来说，明星妻子是其步入上流社会的凭证或者门票，更是打开关系网的助推器。随着社会层级的攀升， IPO、增发或者并购的“大项目”单子也会纷至沓来。你的档次高，别人才信你。

对于买方的基金经理而言，其核心能力不外乎两方面：一是找钱（融资）能力，二是投钱（投资）能力。在中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之下，后面一个能力未必有第一个重要。因为，你管理的资产规模大，你就在市场中有极强的“议价能力”，可能会拿到一些超越你投资能力的“好处”。所以，大家都愿意冲规模。

以上二线女星的前夫管理的是基金中的私募基金，更在乎规模，其基金的投资门槛较高，即针对富人筹资，而不是针对普通的“基民”。因此，明星妻子对他的“找钱”能力而言，必然是如虎添翼。因此，另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这位基金经理有意地混淆了财产多寡的概念，其实是想利用女明星的名望和资源，等到女星弄清概念，便大呼上当受骗。

以上两个故事并未得到核实，作为娱乐圈的公众人物，不排除有人故意夸张和歪曲事实。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特殊的政商环境、金融体制之下，“大款”、“土豪”更多的时候必须寻求名望和信用的背书，而名望和信用，最终也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特别是财产的安全。“傍上女明星”，显然一举多得，一本万利。

不过，这些年以来，中国女明星的净资产早已越来越超过了大多数“土豪”。而且，后者的财务透明程度也很糟糕，财富往往虚虚实实，无从判断。显然，她们自己也越来越认识到不是自己傍大款，更可能是反过来。对某些“土豪”而言，如果从现金流的角度看，娶了女明星，有时候等同于控股一家中小型的金融机构。

大国红利“宠儿”

前不久，美国《福布斯》杂志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十大最高收入女演员中，中国女星范冰冰以1.7千万美元收入排行第五，连续两年上榜。第一名是曾演出《饥饿游戏》系列的美国女演员詹妮弗·劳伦斯，她以4.6千万美元的收入居榜首。

按照通常的跨国排名，名次往往都是将不同货币的收入按照汇率折算为美元来排名的。因此，如果纯粹以本币收入的购买力计算，范冰冰的名次可能更高。

此外，一些消息还爆出，范冰冰的实际收入可能远高于榜单上的收入，因为她代言的品牌太多了，横跨汽车、珠宝等多个领域。同时，各种出场费也不胜枚举，排名机构的统计可能多有遗漏。因此，其年收入可能接近两亿元。

两亿元是个什么概念？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很多中小型银行或城商行2015年的利润。2015年，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华润银行净利润才0.71亿，东北知名的大连银行净利润也不过1.29亿元。

如果把范冰冰作为一个企业来看待，她的“销售成本”、“管销费用”以及“财务成本”都几乎为零，那么其税前利润必然超过了以上城商行的净利润。即便扣除个人的税收之后，她的“净利润”也不会比这两家城商行低太多。

在这个意义上说，范冰冰的“盈利能力”早已超越了中国的很多中小型金融机构。娱乐圈传说，范冰冰曾说过“姐就是豪门”。她有这个底气，对不对？

明星变得越来越“有钱”，这不用嫉妒，真正能够成功者必然都是勤奋、聪颖并敢于吃苦之人，是普通人的励志榜样。当然，“贵人”或者说“运气”更不可获取。实际上，作为一个群体，中国的明星们恐怕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艺术工作者了。

十多亿人的超大国内市场，如果加上海外华人，受众群体更为可观。而且，城市化—无论大城市，乃至小县城的膨胀，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影院观影可得性最高的国家。此外，国外同行的竞争往往还会受到一些非市场因素的限制。因此可以说，中国影视产业和影星们，都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台湾、香港，乃至侨居欧美、东南亚，但凡能说上中文或者中文都讲不利索的华人艺术界人士，纷纷回到内地掘金。他们知道，小型经济体内部，演艺圈竞争激烈，而且财富扩张受限。但在中国内地，这里有着世界上最蔚为可观的“大国红利”等着自己。

当今中国，真正最大限度地攫取了“大国红利”的人主要是两拨：一是互联网公司，它们在同一语言市场的环境下，扩张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赢家通吃，成就了BAT这样的高利润三巨头。

第二拨人则是演艺界人士。对演艺界人来说，一旦名望确立，其扩张事业版图的边际成本同样趋近于零。明星既可坐拿片酬，还可以代言，同时还有活动的出场费。他们的高收入，让社会陷入一种“震惊”。

此外，在微博、微信这样的社交工具上，各种虚虚实实的宣传软文还不断强化他们的名望：除了长得好看之外，演艺界明星还足以在智力、体能和人品等所有方面碾压普通人，他们其实可以抢走所有普通人的饭碗—比如书法大师、围棋高手、作家甚至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太忙，没时间。

实际上，世界上能攫取“大国红利”的演艺界人士只有中美两国的同行。在收入排行的榜单上，主要也都是美国人为主。后者不光有着美国本土市场带来的“大国红利”，而且还有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语言红利”，以及和美国文化影响力有关的“文化红利”。

但是，中国同行们的另外一种独特“红利”，会让美国同行自惭形秽。

娱乐之外的隐忧

这种红利是资本杠杆的红利。由于中国独特的资本市场体制和炒作氛围，股市往往也是明星掘金的沃土。他们自己或者亲人，在很多时候成为一些知名上市公司的一级市场股东，财富膨胀以亿来计算。

命运上的判若云泥，让在二级市场伤透了心的“粉丝们”羡慕不已。而在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很少有这种独特的“大国红利”，他们只能辗转于全球片场，赚取劳动报酬，而无法像中国同行这样大规模、成建制地在资本市场赚取资本利得。

除了经济、金融意义上的“大国红利”之外，中国的明星们还拥有着基于政治治理方面的“大国红利”。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社会治理水平一般的经济体，演艺圈其实是个高危职业，它与黑社会往往密切联系。这种独特的“黑帮文化”，和影视产业盈利模式的天生缺陷有关。

演艺明星多半挂靠于演艺公司，而演艺公司也会投入大量的资源打造自己的明星。但问题在于，旗下明星出名之后，往往难以驾驭。因为，观众在乎的是演员，而不是哪家公司，甚至都不在乎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从纯粹商业的角度来看，演员相对于公司有超乎寻常的“议价优势”，而公司必然处于绝对的弱势。但聪明的演艺公司知道，并非所有的事情都要用市场或者商业手段解决，演艺公司完全可以用“非市场化手段”来控制明星。因此，“非市场化的手段”自然催生了“非市场化的力量”，黑社会也参与到电影产业之中。

在东南亚，或者欧洲的地中海国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即便在香港，关于演艺圈和黑社会“纠缠不清”的传闻也从未停止过。“大哥下跪”这种传闻，一定有它存在和流传的社会基础。

但在中国内地，情况完全不一样。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大以及社会治理的有效，可能干涉的演艺圈那些“非市场化的力量”基本上没有生存空间。明星群体在人身、财产安全上，几乎没有顾虑。他们是中国“安全感”最强的一群富豪。这种人身、财富上的安全感，以及基于安全感而生的优越感，让他们的婚姻选择更加自主，也更加理性和从容。

实际上，和所谓的大款、土豪们相比，明星群体有着更明显的双重优势：一是他们的财富安全感更强，因为劳动报酬要得到保护，往往比股权受到保护更为容易和有效。二是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创造现金的能力也超过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大款”，乃至上市公司。

Wind数据显示，从2016年中报的财务数据看，在A股上市的2900多家上市公司，有395家出现亏损，在盈利的公司中，232家的利润不足1000万。如果和北上深的房价进行对比，很容易发现，这几百家上市公司的利润根本不足以买两套像样的房子。

上市公司*ST宁通B所谓“卖房保壳”一事更受到市场关注。该公司发布公告称，公司以公开挂牌方式公开转让北京市西城区的两套房产。经评估，两套房产增值率1651.68%，一旦卖出，公司利润会得到极大改善，保壳成功率必然上升。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明星特别是一线明星，如果将他们比作为企业，那么他们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国现金创造能力最强、利润率最高、盈利能力最稳定，以及抗经济波动能力最强的“绩优企业”群体。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之下，“绩优企业”显然没有和“土豪”合并的必要，而明星之间的组合，反倒是一种强强合并，“1+1>2”。

当然，明星的另一面也是普通人。从积极的一面来说，金童玉女式的婚姻组合，代表了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在追求自由、回归家庭价值方面对普通人起到了很好的表率。

但娱乐新闻，有时候更是社会、经济趋势流变的独特截面。明星婚配模式变迁的背后，也折射着中国经济不应被忽略的变动，乃至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