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星

昨天还在闹市的商场闲逛，今天就已在深山老林或不知名的小镇街头穿行—这是部分记者的生活常态。而我是其中的一分子。

和刚入行时不一样的是，最近两年，当别人看到我“这把年纪”还在外面跑新闻的时候，眼光就有点不一样了。

比如，炎热天气里，当我背着沉重的双肩包，满头大汗闯入一间间几近冰冷的领导空调办公室时，一些领导会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了句，“记者挺不容易的。”

这话曾令我宽慰，我为自己的努力而洋洋得意。但慢慢地，我听出话外音—“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在外头东奔西跑？”社会的偏见，总是这样：他们批判官场的臃肿，批评“领导多过兵”，但对一个超过30岁、还在一线屁颠屁颠奔跑的人，就认为这是个“不懂世道、没悟性、没能力、没出息的老家伙”。

因为按照官场的潜规则，毕业时20岁出头的大学生，干了十年八年，就算是个傻子，也该熬出个一官半职，然后人模狗样地指挥着一打人干活，自己则在办公室遥控一下就可以了。

于我而言，也时常被迫置身于这种环境。比如春节回家、同学聚会，直接的人会问：做到什么级别了？间接的会委婉打听，“手下有多少人？”，有的不好意思问但又担心“不当称呼”会降了我级或伤到我，干脆就朝行业最高级别称呼我，比如“韦社长”、“韦总编”、“韦主编”地乱叫。

最有意思的是，上月我到深圳的“读经村”采访，得谦学堂的堂主张中和接过我名片后，一看是“记者”，再看我“老大不小”的年纪，他一脸不屑地教训我，“如果你从小读经，我可以肯定，你现在就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编了！”我愣了一下，随即附和，“张老师您说的对，惭愧，惭愧！”然后，我顺势征求他“接下来怎么办”。这时，他泡茶的手，停了下来，一本正经看着我，一字一顿，他严肃地说，“我建议你，还是要读经！”

张中和可能不明白的是，我毕业时曾快速做了“领导”，再换第二家单位不久，我也曾混到了“领导”级别。

比如，2004年7月毕业时，我到一家央媒驻桂的记者站上班。开始，我还没拿到记者证，但干的就是和站长、副站长一起外出采访写稿的活。为此，领导给我封了个官—记者站采编部副主任，名片上、记者从业资格证上，印的都是这职务。

突然被“升官”，我有点眩晕，适应不过来，为此曾闹出不少笑话。在一些县采访时，宣传部长、科长等经常毕恭毕敬地叫我“韦主任”，但我没反应过来，更没把主任当回事—因为记者站就我们三人：站长、副站和我。这样，我既是主要领导，又是唯一的兵。因此领导们称呼我韦主任时，我常常不应他们，因为以为他们在叫别人，而不是我。

在记者站干一年后，我辞职来到广东一家知名媒体驻东莞站做记者，因为勤快、努力，加上一点悟性，半年后，我迅速从一名记者成长为时政部主任，直接上司是记者站站长。

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传统官场所构造的那个角色：每天把各媒体浏览一遍，看有没有记者漏稿；看同城同题新闻，我们记者有没有做得比别人好；然后就是评报—表扬或批评，并张贴在通道走廊上。之后，看报题，找每天的重点选题，并吩咐哪些可以做大，如何做大，注意哪些角度。下午看稿、改稿、给广州编辑部传稿，月底则给记者打稿分……

这样周而复始一年多，我感觉被困在办公室好累，腰又酸，也感觉自己慢慢变懒，而且远没有在外跑新闻轻松，心里时常有些伤感和难受：应该在一线奋斗和奔跑的年纪，我却选择了安逸呆在办公室。加上评稿时，也容易得罪人，我变得越来越不开心。

后来，我申请退出而专心做记者，但这段经历同样宝贵。它让我学会换位思考，此后在各个单位，对领导的工作安排，我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和体会，也学会尽力去接受。我也因此知道，做一个负责任的好领导，得有牺牲精神，得付出很多，而我只想对自己负责，加上我真的害怕过早安逸会废了我的未来。出来做记者后，也感觉轻松和自由多了。

其实一个人，无论他是领导，还是在一线奔波，总能得到他者感受不到的收获，因为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即便在别人看来的苦逼生活，在当事人看来，未必是。外人很难感受到其中的一些乐趣和满足感，问题只是每个人都已习惯于以自我为标准，去衡量和观照他人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