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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

艺术不能沦为自娱自乐
——冯斌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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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冯斌，现任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也是刚刚结束的第四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的策展人，同时，他还身兼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的教学工作。《画刊》本期就第四届重庆青年美展的话题以及现今青年艺术的生态问题，对这位复合型馆长进行了专访。

冯 斌

《画刊》：2011年的时候，你是第二届重庆美术双年展的策展人，时隔4年再次担纲，有没有遇到什么新的困难？

冯斌：今年这次第四届重庆青年美术双年展，项目摇摇晃晃一直到下半年才最后定下来。其实我是推了几次，特别是考虑到时间仓促、经费紧张的问题，接和不接都是最大的困难。重庆做年轻艺术家是地方政府投资来做的，这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投入上仍然有很多掣肘的因素，和上海、北京相比，经费还是太少了一点。另外，怎样在专业诉求和政府要求之下达到双赢的局面或者是相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也是一个难题。如果从策展的角度和最后呈现的视觉展示的效果来说，和之前2011年那届相比，展览也需要一个大的变化，否则老生常谈的话也没什么意思，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也算一个挑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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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你是如何考虑和规划展览主题“青春姿态：我闯 我创”的？

冯斌：在政府投入的情况下，主题的确定肯定要配合主流话语的一个概念，这是我基本的“觉悟”。年轻人应该是要敢作敢为、敢闯敢创的，在创新这个大背景下，更是要突破禁忌、突破限制，脑洞大开。这也是我策划主题的一个主要着眼点。

比如放在一楼展厅的视频作品《太平洋罗曼史》，它由来自中国台湾的艺术家叶育君和法国艺术家艾历克西斯·马毕合作完成，这个作品表达的飞翔和寻求自由的状态，正好是我想呈现的一个概念。一楼展厅还有另外一件作品，姜昕宇的装置《京CT9953》。几年前他开着他的破捷达车周游了全国各地，真的是走南闯北跑了一大圈，回来以后把这个车零部件全拆了，压扁了做了一个装置。我想怎么闯荡，姜昕宇通过他自己的个案的实践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放在一楼展厅的这几个作品刚好是有一个导读性，刚好通过视觉的引导把展览的主题展开了，这也是我选择作品和布展时候的一个主要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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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这次展览的策展团队，关山月美术馆的张新英、北京“青年100”的韩宇钟也受邀加入进来，为什么选择这种联合策展的工作方式？冯斌：这和刚才说的那个大前提极其有关系，就是我们时间紧、任务重。依据主题范围马上深入全国找那么多资源，这至少要跑一年，短时间内根本实现不了，我就想了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果。最自私的目的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展览能够迅速地做起来，但是客观上确实也达到了一个资源整合的效果，让几个做青年艺术的平台得到了一个融合和交流。当时有了这样的想法以后，除了我们美术馆的李芳加入策展团队，我就给“青年100”的赵力、关山月美术馆的领导都打了电话，请他们支持我们，把资源贡献给我们一点，希望我们这个平台相互之间得到一个融会和贯通，一个交流和重新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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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在具体的工作中，彼此又是如何分工定位的？

冯斌：首先考虑的问题就是如何将他们的资源与我们的主题相结合，不可能把“青年100”和“在路上”的一大批艺术家都推过来，所以拜托他们依据这次展览的主题先选一下，然后再由我们共同确定参展艺术家。定了这个思路之后，分工就开始了。先由张新英和韩宇钟根据我们这次的主题对他们的资源做了一个大的筛选。这个筛选的工作量是很大的。筛选完了以后，我们馆的策展人李芳根据主题和他们继续沟通、讨论，并结合我们推荐的艺术家名单进一步框定符合展览诉求的人选，然后汇到我这儿来，再开两次会确定最终名单。之后，由展览团队共同来细化、落实相关的系列工作，所以策展团队的贡献都是功不可没的，也是缺一不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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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这次展览上的作品在视觉语言和媒介手段方面的呈现是很丰富的，这体现了艺术家对技术和语言的关注，但相对来说，展览上有思想深度和文化批判的作品却是比较少的，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斌：这个问题我在展览第二天的研讨会上也比较尖锐地提出来了。现实情况确实是这样，这也是我们这一辈人对现在青年艺术的担心。同一些更中规中矩的展览来比较，这次展览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可能它体现得要丰富一些，对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状况反映得也实在一些，但是这种丰富性确实在很多方面只是停留在一种技术层面上，我自己也比较认同这种评价。类似的情况其实前前后后已经有十几年的状态了。我做成都双年展也是10多年了，6届了，那么多届下来都有这个问题，而且每次都是从全国的那么多院校里来选择的。2009年成都第四届双年展“叙事中国”的时候，本来是一个宏大叙事的概念，但是我们选择东西的时候很难选择这样一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来说，我也考虑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和现在年轻人之间的生存状况之间有一些脱节；另外一方面，在这种温柔乡里面或者是大的温水状况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的生活经验里确实也缺少了一些东西。

人类历史几千年，至少就我们现在能看得到的两三千年的文本来说，留下来的东西肯定不是完全以技术性来论英雄的。艺术作为一种文化，应该还是呈现艺术家的深刻思考在作品里面，不管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有一种社会抱负在里边，而不仅仅是沦为自娱自乐的一个概念。最后能留下来的有价值的作品，还是那些具有时代的特征、思想深度的东西。虽然现在我们生存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或者说是一个享乐的时代，也还是需要有价值的一个东西来反映出对这个时代的深入思考。

我经常和我的学生说，我的艺术观点很个人化，也不能影响更多的人，但是你们看，最后真的能出来的好的艺术，还是有思想性的、有分量的艺术。即便是艺术市场，最后要期盼的也还是有这种分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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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参加这次青年美展的56位艺术家，有24位是来自四川和重庆的，作为长期生活工作在重庆的美术馆长和策展人，你觉得近年来重庆当地的青年艺术家有哪些变化？

冯斌：我觉得就现在重庆以我们四川美术学院为主的青年艺术家来说，艺术的丰富性相较以前还是要多一些，表现手段和艺术样式上肯定更丰富了，这也与这次展览的状况具有一种一致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经过了艺术市场前几年的狂飙突进以后，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青年艺术家有不少要么沉寂了、要么离开了，更多的艺术家也表现出有一种迷茫状态，这是我对我们这个本地生态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画刊》：虽然是一次青年美展，但展览上的艺术家在年龄段上还是有近20年的跨度，你觉得这些艺术家之间，彼此有代际的差异吗？

冯斌：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也不仅局限在这次展览上的这些青年艺术家身上。我对80后了解得更多一点。80后的艺术家更容易安于现状一些，相对有一点点求稳，想在稳中求胜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已经习惯那种状态来做。70后的艺术家，反而更开放一些，反而沉淀下来了，有一些思考。90后的，干脆就新个够儿，无所顾忌，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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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刊》：你觉得年轻人应该如何应对商业社会所带来的艺术生态的变化？他们应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艺术和市场的关系？

冯斌：我从来不太隐讳鼓励青年艺术家卖画，能卖出自己的作品，这不仅仅是说解决了青年艺术家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能给他们带来自信心的极大的提升。自己的才华得到了真金白银的认可，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鼓励。如果没有这种肯定，展览参加不了，也没人买他们的作品，大部分艺术家很难坚持创作下去。现在的市场比较推年轻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良性的推动，但在市场面前，怎么把握自己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不仅是青年艺术家，这是所有艺术家都面临的问题。买卖是我们不应该回避的问题，不是说做了学问和艺术好像要回避，这是自然的一部分，就像要看到人性恶本来的部分一样，关键是怎么制度化地解决好它。既要认识到市场对艺术的良性的认同和推动，又要警醒自己不能陷入到为商业而商业的行为和目的上去。经济上的回报，那个是艺术家的思想的能力的价值附加出来的东西，是你能力附加出来的概念，最终还是得落实到作品上解决问题。如果青年艺术家要得到一个加持，应该在这方面得到加持，要把握好和社会包括和商业的关系，还是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这也是青年艺术家应该在成长中把握的一个问题。……………………

《画刊》：眼下国内对青年艺术的关注，热度很高，各类青年主题的艺术项目和助推平台也井喷似的出现，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冯斌：我觉得首先看到的应该是积极的方面。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做成都双年展的时候，我在其中做了一个新人特展的部分，那时还是骂声一片，说什么哪有什么大展专门给学生做的。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情况变成了全国都在关注青年艺术。我们姑且不管大家都是什么原因来关注的，至少对青年艺术的成长来说，这些青年助推项目和平台是有很正面的积极的意义的，青年艺术家也是离不开这些机会的，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现实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现在的助推平台更多的是给出了机会，但是也有不少急功近利、拔苗助长的动因，怎么来引导说真话或者是变成一个思想引领者的概念，目前都确实还在初级阶段。长远来说，如果助推平台变得更有一种思想的引导性和学术的引领性，那将不仅对青年艺术家提供更有力的帮助，还会对中国美术发展有一个正面的推动，这才是更理想的一个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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