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山

试论“语音隐喻”

□蒋大山

Ivan Fónagy（1999）首先提出了“语音隐喻”并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后来该术语由李弘（2005）引介与分类论述。但其所下定义“用一个象征单位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过于笼统，分类也存在不足之处，并且喻体和本体间的映射是完全基于谐音之上的，二者在意义上没有联系，这与文中引用多个例子来说明“始源域”向“目标域”的概念映射相矛盾。李弘在文章中所讨论的“语音隐喻”和Fónagy所提出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后者探讨的语音隐喻反映的其实是发音方式与说话人情感或态度之间的象似性关系。

语音隐喻 定义 分类 跨域映射

一、引言

匈牙利语言学家Ivan Fónagy（1999）在其论文“Why Iconicity”中首先提出并分析了“语音隐喻”（phonetic metaphors）这一现象。国内学者李弘（2005）在《语音隐喻初探》一文中对其做了引介与论述。她认为Fónagy“主要从语音（或发音方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这一角度进行论述”（李弘，2005：70），并区分了语音隐喻的三种表现形式——音同义异类、语音仿拟类以及押韵表达类。

后来又有许多专家学者也都从类似的角度出发，在参考李弘文章的基础上探讨了英汉语言中的大量“语音隐喻”现象，比如英语习语、汉语歇后语、广告语以及网络语言等。

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李弘文章中所列实例，分别阐述其所谓“语音隐喻”在定义、分类、隐喻映射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相关见解。

二、“语音隐喻”的定义

（一）李弘文章中的定义

李弘提出，Ivan 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实际上是关于语音与其所指对象之间象似性的问题”。同时她根据认知语法所设的三个基本单位——语义单位、音位单位和象征单位，以及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界定为“用一个概念域来表达另一个概念域”，指出语音隐喻其实是“用一个象征单位（一种音义关系）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李弘，2005：71）

（二）存在的问题

1.象似性

该文提出，Fónagy“主要从语音（或发音方式）与其所表达的意义这一角度进行论述”，同时主张将Fónagy所说的“语音隐喻”视为作为能指的语音与其所指之间象似性的问题。

Fónagy（1999）指出，不同语言中相同的基本情绪与感情态度显示出相似的发音策略，并提出了“双重编码模型”（a model of dual encoding），认为“言语单位——语音、单词、语句——均为双重编码过程的产物”（Fónagy，1999：3）。双重编码过程就是语法产生音素序列以及对其进行调节的过程，即语法生成语音过程和语音调节与实际发出过程。随后，作者又指出，“语音的情感值源于调节行为而非发出的语音本身”（李弘，2005：7）。也就是说，语音的发音方式决定了其情感意义。“语法和调节都是受规则制约的，但制约调节性表达的规则与生成音素序列的语法规则的本质不同。产生调节性语音的规则都是有理据的、象似的。”（李弘，2005：7）

李弘在文章中还列出了Fónagy（1999）总结的三条语音调节原则，用以佐证上述象似性问题：（1）有意识表达某种情感与特定发音方式对应；（2）发音器官的运动与身体姿态会一致；（3）不同程度的紧张、延时、言语速度反映出不同程度的情感。

上述三条规则其实是Fónagy（1971）提出的关于制约表情性口腔发声姿势（expressive oral gesturing）的原则，实际上反映的是发音方式与说话人情感或态度之间的象似性关系，即某个语音及其发音方式表达的是语言的情感意义，而非概念意义。

因此，李弘（2005）将“语音隐喻”视为作为能指的语音与其所指之间象似性的问题一说并不恰当。

2.象征单位的激活

在《语音隐喻初探》一文中，作者根据认知语法设立的三个基本单位以及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界定，将“语音隐喻”定义为：“用一个象征单位（一种音义关系）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我们将其图示如下：

图1：李弘文章中“语音隐喻”的图示

图中两个象征单位分别代表喻体和本体，两条纵向虚线表示象征化关系（symbolization），即语义单位和语音单位结合构成象征单位，横向箭头表示激活（activation）。

Lakoff和Johnson指出，隐喻就是跨域概念映射（Lakoff & Johnson，1999：57）。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的跨域映射是从一个始源域（感觉运动域）到一个目标域（主观经验域）（李弘，2005：58），联系两个不同域之中的两个“基本”（basic）概念。图示如下：

图2：基本隐喻图示（Evans & Green，2006：307）

图中两个矩形分别代表始源域和目标域，其中的小圆代表域内概念，长线箭头代表基本隐喻映射，表示两域之中始源概念（source concept）和目标概念（target concept）之间的映射关系以及映射方向。

Lakoff与Johnson（1980）还指出，除了隐喻，还有一个位于人类思维和语言中心的相关概念机制，即转喻。他们认为转喻和隐喻一样，其本质是概念性的。但是，转喻“只涉及一个概念域，转喻映射是单个域内的映射，而非跨域映射”（Lakoff & Turner，1989：103）。Lakoff（1987：288）将转喻映射描述为“发生在单一概念域内，并由一个理想认知模型（ICM）构建”。Kövecses与Radde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转喻归纳为：“转喻是一个概念实体，即喻体（vehicle），在相同的域或理想认知模型中，向另一概念实体，即目标（target），提供心理通达（mental access）的认知过程”（Kövecses & Radden， 1998：39）。图示如下：

图3：概念转喻图示

因此，我们认为“用一个象征单位来喻说或激活另一个象征单位”这个“语音隐喻”的定义不仅无法解释“语音”二字，而且过于笼统，不能单指隐喻，还可以表示转喻。前者是“跨域激活”，比如：I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give you.（我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你用。）该隐喻为TIME IS MONEY（时间是金钱）；后者是“同域激活”，例如：We need some new heads here.（我们这里需要一些新人。）该转喻为HEAD FOR PERSON（“头”指代“人”）。

我们将李弘文章中的“语音隐喻”归纳为：利用谐音（语音相同或相似）关系，始源单位（喻体）跨域激活目标单位（本体）。

三、“语音隐喻”的分类

李弘（2005）区分了“语音隐喻”的三种表现形式，下面进行分类分析。

（一）音同义异类隐喻

音同义异类隐喻（Homonym Metaphor）主要有“音同形异”和“音同形同”两类（李弘，2005：71-72）。对于“音同形异义异”隐喻，作者举例如下：

（1）A：What fur did Adam and Eve wear?

B：Bear skin.

讲话人B的本意应为Bare skin（裸肤），却故意使用Bear skin（熊皮），利用同音词制造幽默。其“隐喻”机制是用一个象征单位[BARE]/[bɛə]来喻说了另外一个象征单位[BEAR]/[bɛə]。后文又举一汉语例子：

（2）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第四回）

这是描写大族名宦之家的一句谚俗口碑，用喻体“雪”暗指本体“薛”家。在《红楼梦》中还有很多对人和事物的称谓也是用此手法进行“隐喻”，如：甄士隐——真事隐（去）；贾雨村——假语村（言）；十里街——势利街；仁清巷——人情巷。

对于“音同形同义异”隐喻，作者举例如下：

（3）But a cannonball took off his legs，so he laid down his arms. （Thomas Hood： Faithless Nelly Gray）

作者认为，从字面上来看，“arms”义为“双臂”，这可与上句句尾的“legs”（双腿）相对应。但既然失去双腿，他也只能放下“武器”，此为“arms”在文中的意义。其“隐喻”机制是用一个象征单位[UPPER LIMB]/[a：mz]跨域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WEAPON]/[a：mz]。

“音同形同义异”类词语属于“一词多义”。而李弘文章中的“音同义异类隐喻”其实是修辞格中的谐音双关，即一个词语同时具有字面意义及其谐音词语的隐含意义。

（二）语音仿拟类隐喻

仿拟是一个传统修辞格，是指仿照现成的词语、句子或篇章的部分或整体语音、语义、结构或语调而拟造出的临时性语言单位。作者指出，“通过套用或改动现有表达中的语音来造出新的词语，这就叫语音仿拟”（李弘，2005：73）。例如：

（4）Here I am as right as the mail.

短语“as right as the mail”（十分准时）从语音上联想到英语中已有的习语表达：as right as nails（十分准确）。笔者认为，这里是“一个象征单位[NAIL]/[neil]激活了另一个象征单位[MAIL]/[meil]”。后文又举一汉语例子：

（5）“因为‘猿粪（缘分）’啊!”

这一句来自于仿照“缘分”发音“yuán fèn”而编出的笑话。其中用谐音“猿粪”作喻体，跨域喻说本体“缘分”。

还有很多广告语也可视为语音仿拟类隐喻，比如：默默无“蚊”（蚊香广告）、“骑”乐无穷（摩托车广告）等。

我们认为，例（4）中并非是一个象征单位“nail”激活了另一个象征单位“mail”，而是整个短语“as right as the mail”激活了另一个短语“as right as nails”。换句话说，该仿拟不是仿词，而是仿构，即仿照短语或句子的结构，替换其中的某个单词，从而得到一个新的短语或句子。

（三）押韵表达类隐喻

英汉两语言中很多谚语、俗语、成语都是基于押韵表达类语音隐喻而形成的。例如：

（6）East or west，home is best.

该谚语中“west”与“best”押韵，“选用eastwest来作喻，……象征单位[BEST]/[best]激活了象征单位[WEST]/[west]”。（李弘，2005：73）

另外，李弘还指出，在社会民俗文化中也存在大量的语音隐喻，比如：春节期间将大红“福”字倒着贴，“福倒”这一概念被隐喻性地转义为“福到”；一般人所讨厌的数字“4”的谐音为“死”字，这实际上是就将数字概念域中的“发音si”映射到了生命概念域中“si”来。（李弘，2005：74）

我们认为，作者例举的几个民俗文化中的“语音隐喻”，如将“福倒”喻说“福到”，数字“4”喻说“死”字等，其实并非单纯的押韵，而是属于该文中第一类“语音隐喻”——“同音词隐喻”，尽管数字“4”的发音和“死”字的发音并不完全相同。

四、“语音隐喻”中的跨域映射

作为隐喻的一种，“语音隐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存在跨域映射，下面根据李弘文章中对“语音隐喻”的分类探讨二者之间具体的映射方式。

（一）映射方向

第一类是“同音词隐喻”。在例（1）中，“讲话人B用一个象征单位[BARE]/[bɛə]来喻说了另外一个象征单位[BEAR]/[bɛə]”，即本体“Bare”向喻体“Bear”的映射，或者说是“目标域”激活了“始源域”。这显然和人们理解隐喻时的认知过程是相反的。在例（2）中，“用喻体‘雪’指本体‘薛’家”，即喻体映射至本体，或者说是“始源域”激活了“目标域”。这符合理解隐喻的认知过程。

第二类是语音仿拟。在例（4）中，“一个象征单位[NAIL]/[neil]激活了另一个象征单位[MAIL]/[meil]”，即本体“nail”映射至喻体“mail”，这和作者对例（1）的分析一样，与前人定义的隐喻中两域之间映射的方向相反。

第三类是押韵表达。在例（6）中，“象征单位[BEST]/[best]激活了象征单位[WEST]/[west]”，即本体“best”映射至喻体“west”，这也不符合隐喻中“始源域”激活“目标域”的认知过程。我们发现，作者一方面说“east-west”为喻体，一方面又说“best”激活“west”，即本体激活了喻体，这显然与隐喻中作为“始源域”的喻体激活作为“目标域”的本体的认知过程相矛盾。

（二）始源域与目标域

李弘文章中对“同音词隐喻”再次例举如下：

（7）A：Why are parliamentary reports called“Blue Books”？

B：Because they are never read.由于“read”（过去分词）和“red”为同音词，讲话人“用一个象征单位[RED]/[red]来喻说另一个象征单位[PAST PARTICIPLE OF READ]/[red]，……用颜色域的“red”喻说动作域的read”（李弘，2005：71）。这里喻体和本体的映射方向存在问题，而且作者也并未说明分别作为始源域的动作域和作为目标域的颜色域之间是如何产生跨域映射的。

例（5）中的“猿粪”一词为喻体，跨域喻说本体“缘分”。但如何定义“猿粪”与“缘分”所属的概念域似乎也不太容易。

同样，作为押韵表达这一类“语音隐喻”，例（6）中的本体“best”和喻体“west”所属之域同样不易确定，而且两域之间的映射也缺乏理据。

另外，作者例举数字“4”喻说“死”字也不能让人信服。数字“4”的发音与数目字“四”一致，即“sì”；“死”字发音与之相近，即“sǐ”。她认为，“这实际上是就将数字概念域中的发音‘si’映射到了生命概念域中‘si’来”（李弘，2005：74）。在《新华字典》中，发“si”音的共有包括数目字“四”在内的41个字。如果说“数字域”可以根据谐音映射至“生命域”，那么，原则上数字“4”所在的域也可以映射至其他40个“同音字”所在的不同域之中，且不论这些域是否能被定义。照这样说法，任何一个字都可以喻说与其同音或近音的另一个字了，这显然过于牵强。

再用文中一对联为例：

（8）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李弘认为，该对联运用了同音词的手法诉说创作者“缺‘衣’（一）少‘食’（十）”，“一”和“十”是喻体，“衣”和“食”是本体，这是“拿数字喻说生活用品”（李弘，2005：71）。但如果该联描写的是灾区的情况，要表达的则可能是“缺‘医’少‘食’”；如果描写一个落魄之人，其本体则可能是“无依无势”。以此类推，喻体所在的数字域可能激活很多不同的域。

另外，作者在文中也提到，“这里本体和喻体两者在意义或其他特征上并不存在什么相似性关系，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两者之间的联系纯粹就是基于谐音之上的”（李弘，2005：73）。如果说喻体和本体在意义上没有联系，也就意味着二者所在的两个概念域——即“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不会出现概念映射，那么与前文对“语音隐喻”的各例反复做出的由一种概念域映射到另一种概念域的解释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五、语音隐喻的内涵

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了解“Ivan Fónagy”在“Why Iconicity”一文中提出的“语音隐喻”的真正含义。

Fónagy（1999）明确提出了语音隐喻（metaphors in phonetics/phonetic metaphors）这一概念，并认为，“似乎所有感官都有助于说明发音现象：语音看起来有了色彩，有了一定的形状、味道、气味、温度、重量以及光滑或粗糙的表面。在这种意象层面，语音甚至会有性别之分”（Fónagy，1999：20）。这些隐喻词项是有理据的，并非为某种语言所特有。作者指出，“这些隐喻词项可能是基于发声（acoustic）或生理（包括关节、肌肉、体势）的经验”（李弘，2005：21）。比如，湿润与发出上颚辅音之间存在着类比，即发上颚爆破音时舌头与上颚这两个湿润的器官之间的接触面要比发简单（非上颚）爆破音时更大。另外，[k]音与卷舌音[r]比[l]音更硬，这很可能是由于[r]音比[l]音的肌肉消耗更大。因此，此类隐喻“源于体势的、肌肉的或本体感觉”。（李弘，2005：22）

虽然Fónagy（1999）并没有对语音隐喻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我们可以根据作者对这种现象的描述，将语音隐喻归纳为：反映了语音的某一种声响特点或与发声相关的某一种感觉或情感的隐喻。语音隐喻所含的两个域分别为声音域或空间域与感觉域或情感域等不同的域。

六、结语

李弘（2005）所探讨的“语音隐喻”与Fónagy（1999）所提出的语音隐喻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现象。前者是指某个词汇借助谐音、押韵喻指或激活另一个词汇；而后者是指某个语音根据发声特点或感觉产生的跨域映射。因此，李弘文章中列举的几类语言现象不宜打上“语音隐喻”的标签。我们将另文专门探讨此类语言现象的定义、分类与认知机制。

[1]Evans V.& M.Green.Cognitive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M].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2]Fónagy，I.& K.Magdics.Emotional Patterns in Intonation and Music[J].Zeitschrift für Phonetik.1963a，（16）：293-326.

[3]Fónagy，Ivan.Double Coding in Speech[J].Semiotica，1971，（3）：189-222.

[5]Kövecses，Z.and G.Radden.Metonymy：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Cognitive Linguistics.1998，（1）：37-77.

[6]Lakoff，G.& M.Johnson.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2003.

[7]Lakoff，G.Women，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8]Lakoff，G.and M.Turner.More than Cool Reason：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9]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Z].New York：Basic Books，1999.

[10]Saussure，F.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Translated by Wade Baskin.New York/London：McGraw-Hill Paperbacks，1959.

[11]李弘.语音隐喻初探[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5）：70-74.

（蒋大山 河南开封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 47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