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天翔

近年来，在讲述“中国故事”潮流推动下，关于现实主义的复归问题在文学界反复讨论。这个观点有些可疑，现实的丰富性促进文学生产，用文学回应现实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基本关系，从这个角度说，现实主义从来没有退场，又何谈复归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上摇摆，一个时期写什么占据潮头，一个时期又热烈探讨怎么写，总体来看，还是写什么更符合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需要。新中国历经几十年发展变革，生发出数之不尽的创作资源。小说承担“讲故事”的重要功能，作家通过作品呈现一个民族的精神、形象、文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现实主义。所以，今天的现实主义复归，实质上是写什么主导创作的一种体现。作家对现实的关注使得最近两年的小说形成了一片现实主义创作高原，现代主义、先锋主义的“衰落”也就变得在所难免。很多时候，文学在国情、政治等因素影响下，难以按照客观、自由的规律发展。一些作家缺乏问题意识，创作上就容易随大流、一窝蜂。翻阅当下的文学刊物，很多小说不加修饰地表现社会世相、日常生活，或是流于某种人生样态的打捞。个体经验叙事致使文本缺乏精神含量输入，诗性空间被严重压缩，作品写得像新闻复制体。评论家孟繁华认为，这些“在形式上对生活做正面强攻的、不做变化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使得现在的小说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困境，写得都像报告文学，像非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