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李立

晚饭后，她换上宽松的白色汗衫和黑色速干裤，又从行李箱里取出黑色的跑步鞋。跑步鞋还很新，她从北京大费周章地带回成都来。鞋子先装进一个白色防尘袋，再放到箱子里，立刻就显得格格不入。跑步鞋太大，显得20寸的行李箱像个豪华版的鞋盒子。那时她想，也许该换成阳台上那只28寸的行李箱——一直压在一堆杂志下面，已经很久没有用过了。她很快又对自己摇头，再大一些的行李箱，是需要托运的，她不想在机场为等行李耽误太多时间。这次她一个人回成都，如果拖只大箱子，兴师动众，倒像是一种讽刺。母亲也许还会因此认定，她这次回成都来是要长住的。她不希望给母亲造成这种错觉。哪怕她明明知道这种错觉会让母亲高兴一点——她不需要给母亲这种虚假的快乐。她打定主意，回成都母亲家里，就待三天。往返机票已经订好，事情不会有什么变动。三天，其实是不需要太多行李的，她对自己妥协了。当然，也有没能妥协的部分，就是跑步鞋必须带上，连同跑步时穿的衣服和棉袜，哪怕她要因为它们放弃本来也想塞进行李里的那几本书，还有可以让她在飞机上睡个舒服觉的U形枕。回成都去，她就没想过要让自己舒服。

她就这样删繁就简回到成都。第一天，一直在母亲家里。其实曾经也是她的家，或许现在还是，因为房产证上写着她的名字——沈媛媛。当初母亲一心认定，她大学毕业就会回成都工作，所以提前为她预备下一套房子，倒像是一种急于撇清干系的交代——该给你的我都提前给你了，所以别再觉得我还欠你什么。母亲急于告别。她不怕告别。其实她根本就没想过回成都来，那时母亲不过是习惯性地自以为是。然后母亲的第二任丈夫死了，母亲就理所当然住进这套房子里了，那本来就是母亲买的。

她对成都这城市没太多好感，这里到处都是昏昏欲睡的人。何况，这里还是母亲的城市，不是她的。所以她一直留在北京，哪怕北京跟成都一样，也没有格外善待她。母亲一直住在这里，先前还有其他男人，后来只是一个人。她也一样，一直住在北京，先前还有其他男人，后来只是一个人。

她拎着跑步鞋，打算到门口再换上。母亲在客厅看电视，可能也没有。因为电视里正放着猪饲料的广告——美好猪饲料，生活更美好。她想起很小的时候，电视上就在放这个广告，顿时有种都是徒劳的感觉，因为她又回家了，她离开母亲很多年，其实一切都没什么转变。

“你要出去？”母亲说，显得很惊讶。

“出去转转。”她没说自己要去跑步。她知道自己不一定非要去跑步的，她甚至都不记得上次跑步是什么时候了。北京的空气太任性，几乎所有的日子都不适合跑步。在得知必须回成都一趟的时候，她用跑步做借口说服自己，就当是去成都跑步，不是吗？五月，成都正是湿润愉悦、适合跑步的好天气呐。在北京十年，她学会的最有用的本事有两样，一是她懂得好天气多么难得，而差不多所有的好东西也都太难得，如果不抓住，它们就像这一年跌落的股票大盘一样，转瞬即逝。二是必要的自欺欺人有多么重要，为的是度过那些糟糕透顶的日子，毕竟大部分日子都是这样的，雾霾重重，风霜刀剑严相逼，糟糕透了。

“现在出去？你自己？”母亲追问道。她蹲下换鞋，回过头来，看见母亲在沙发上坐成一种永恒的样子。遥控器在母亲手里舞动，像什么武器。母亲把遥控器抓得很紧，母亲一贯如此，恨不能把所有东西都紧抓在手里，可是母亲没能做到。母亲现在，只是抓着遥控器——但在连播三遍猪饲料广告的时候，却没想起来换个频道。

她嗯了两声，算是回答。她下午两点到家，用了半个小时就把自己能给母亲说的话都说完了。她不能应付接下来的沉默。整个下午，她过一会儿就去上一次卫生间，坐在马桶上长久发呆，想着吃完晚饭就出去，跑步去，可是该死的天，为什么老也不黑？

“你是，要去跑步？”母亲竟然站了起来，十分警觉的样子。好像她不是去跑步，而是要去抢银行。

她已经穿好了跑步鞋，直直地站在门口，理直气壮接受母亲的审视。她轻巧地说了声是，假装自己是那种每天都会跑步的人。她想，又没瞒着她什么，该可以理直气壮的。

母亲似乎放心了一些，又坐回沙发上那个深陷的洞里，但母亲在她打开门的时候又叮嘱，早点回来。她想，母亲在担心什么呢？担心她会去找那个人么？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怎么可能。

母亲住在同仁路。这样的路，在成都有无数条，每一条都不是太直，又没有太不直，总之，如果你在北京横平竖直的城区里生活了十年，你会很容易在这种路上迷失方向。

她沿着同仁路往南走，说是往南，也只是一个大概的方向。路两边都是餐馆，火锅店把矮桌摆到店外，就在路边那些茂盛的泡桐树下。人们坐在低矮的小凳子上。在树叶遮挡的路灯稀薄的光线下，只看见一片密密麻麻的人头。不时出现一些卖冰粉或者凉面的流动商贩，三轮车整个用玻璃罩起来，变成一个个流动的玻璃橱窗。她小心翼翼避开地上散乱的串串香的竹签子、一些变色的西瓜皮。在一家药店关上铝合金卷帘门发出的撕心裂肺的噪音中，快走了几步。她始终没能跑起来，因为同仁路并不适合跑步。她的目的地，是宽窄巷。

五年前么，也许是六年前，她上一次回成都的时候，总在宽窄巷跑步，几乎每晚都是。那是她对成都的记忆中最美好的部分，虽然那一年，母亲打算第三次结婚。她回成都参加母亲的婚礼，她觉得自己已经习惯了，反正母亲第二次婚礼的时候，她也参加了。但事到临头，她才知道那有多么难。母亲第二次结婚的时候，她只有九岁。而母亲的心思里，那时又总像顾不上她，她为自己的第三次婚姻欣喜。好在，那时那个人还在。晚上，那个人就带她去宽窄巷跑步。他一般在楼下等她，每天准时，七点半。然后两个人沿着同仁路走过去，在窄巷子的西头就开始慢跑。他是跑步爱好者，对这件事上瘾。她不是，她只是想要跟他在一起。他也是。她知道，他总是故意跑得慢一些，如果她还是跟不上，他就在窄巷子东口，等着她。他会从那个永远坐在竹椅上的老太太那里，买一瓶汽水和一包白盒的骄子烟。汽水和骄子烟，都是桔子味的。骄子烟过滤嘴的海绵正中央，有一个橙色圆点，像联系着她和他之间的那条纤弱的线索。老太太的摊子，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圆形簸箕。她一直觉得，他可能是老太太整晚唯一的顾客。

天啊，太想抽支烟了。她已经快走到宽窄巷了。从母亲家里走过去，并不远。于是她抽了支烟，不是骄子。她很久都不抽骄子了。橘子的味道，让她受不了，那是过时的味道了。她这天回母亲家后，就没抽过烟。她不想让母亲知道她抽烟，很多事她都不想让母亲知道。母亲的生活一塌糊涂，结婚三次，前两任丈夫都死掉了。她的生活也差不多，好一点，但好不到哪儿去。于是她觉得还不如彼此忽略，免得她们都为对方生活里那些麻烦事心焦。她从来不告诉母亲自己的事，也不想听母亲说那些事，死掉的前两任丈夫，还有后来这个，是个做玻璃生意的，把家里所有碗碟都换成透明的玻璃，那个人也长得像一块透明的玻璃，让人疑心大声一点讲话，他都会自行碎掉。但他却有着“坚韧的精神”，母亲是这么说的，母亲的第三任丈夫加入了邪教，“是精神教，不是邪教。”母亲徒劳地为他解释，他在一座山上修炼，给自己的前妻留了一座小玻璃厂，但什么也没给母亲留下，母亲说，“他告诉我，我是精神。”她希望母亲没有告诉自己，母亲还认为他修炼好了就会回来的，执迷不悟。“她才是需要修炼的那一个。”她这样恶毒地想着母亲。

窄巷子入口处，灯火通明，跟她预料中完全不一样。她有些惊讶，不自觉丢掉了烟头。她看见成排的出租车，堵住巷子入口。入口正对面，是一座巨大的停车场。她想不起来停车场的位置原来的样子了，难道这里凭空出现了一大片空地吗？载客出租车不断抵达，从车上下来一些人，很多都像是游客，有的也不像。大部分女人都衣着单薄，但长裙扫地。她们的首饰或者手包，在四面八方闪动出星星一般的光。她往窄巷子里望去，看见人头攒动的一条银河，两边商铺的霓虹招牌，像五颜六色的琴键。

她迟疑了，但终于还是走了进去。她没有太多自信，因为想起身上的速干衣裤和跑步鞋——这不是她惯常出现在人前的样子。不知何处传来各色的香水气息，让她感到自己的样子太不合时宜。

她其实早该知道的，宽窄巷子已经被旅游开发，现在是成都最火热的步行街。但她还是自欺欺人地想来这里跑步。她总是这样，明明知道事情是不对的，还是会那么做，怪谁呢。她对自己不满。但还是硬着头皮往前走。既然都已经来了，不是么。

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走路都不可能太快。她想，是否是周末，但又不太确定。

一张张脸从她身边游过，像一个个切碎的镜头。那些好奇的、木讷的、自得的以及醉醺醺的神情，像存在于另一个时空里。她假装自己置身事外，或许，她早已经置身事外了。

她猜想宽巷子的情形，该也差不多。这两条巷子平行，相隔大概十米远，曾经住着老成都的居民。他们去了哪里？快到窄巷子中间的地方，她记得还有一条井巷子，穿过井巷子，可以到宽巷子去。但后来她发现，曾经的井巷子，现在是供游人休憩的街心花园。

她在一处清静的花坛边坐下来，打算再抽支烟。好像这晚她出门来，只是为了抽烟。在她正对面、窄巷子临街的一家咖啡店里，一些衣着艳丽的年轻人，为着什么事情在举杯，吼着一些她听不见的话。

一个年轻的女孩从咖啡店里走出来。齐耳短发和刘海的边缘，笔直得像是刚用刀切过的黑色橡皮。女孩黄色荧光的衣服太抢眼，她不得不注意到她。但女孩又穿着闪光的黑色短裤，两条藕色的腿胖乎乎的。她转过脸又去看别的什么地方，哪里都是一样，刺眼的热闹。

“不好意思，姐姐，我想……”女孩在跟她说话。她愣了片刻，才确定她的确是在跟自己说话。她下意识把右手从嘴唇边放下，半口没有吐出的烟，从鼻孔里缓缓流出。她不希望说话，在这样的时候，跟一个这样的女孩——一片黄色的荧光，晃得她难受。她知道，自己在她眼里，只是一个堕落到不堪的老女人。于是她有些木讷地看着女孩。在一片荧黄的光晕之上，她看见一张年轻得可怕的脸。荧光色的衣服也没让女孩的脸色显得泛黄，那么粉白的脸色，也许并不是因为那上面扑着一层雪白的粉。

“姐姐，姐姐……”女孩执拗地叫着。一只手在她眼前来回晃动。她回过神来，感到香烟夹在手指间发烫的温度。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算是回应。

但她实在懒得理她。“嗯？”于是她让自己干脆像个真正的老女人一样，傲慢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能给我一支烟吗？”女孩说。

“什么？”

“我想抽支烟，我看见你在抽烟。”她又重复了一遍。

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中南海，里面还有两支烟。女孩自己抽了一支出来，又从她手里接过打火机，点烟。

女孩说，“我会付钱的。”

“不用了。”她说。

“姐姐，你真好，那谢谢了。”女孩在她身边坐下来。花坛不大，两个人坐着有些挤。她感到女孩身上一种热烘烘的气息，于是又往旁边挪了些位置出来。她不想这么干，开始想要不要起身离开。

可是，女孩说，“你也只剩一支烟了。”听起来很抱歉的样子。

她想说这真没什么，她可以再去买一包，只是当年那个卖骄子的老太太肯定已经不在了。但她不想说话，一点也不想，干脆把最后一支烟也点燃了。

“你也是来成都玩儿吗？”女孩又问。

她不耐烦地看了女孩一眼，女孩正望着天上一个什么方向，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于是她简单地答道，“不是的。”

“那，你是成都人？”女孩似乎不甘心，非要问出什么来。

“我？其实也不是。”她停了停，心想自己并没有撒谎，因为她从来就不觉得自己是成都人，她来成都是因为母亲在成都，而母亲在成都只是因为母亲的第二任丈夫生前生活在成都，还有母亲的第三任丈夫也在成都，可能也不在了，玻璃人现在在川西某座山上。

她说，“你是来成都玩儿的？”她想转移话题。

“是的！成都太好了，东西好吃，人也好，成都人说话软绵绵的，可好听了！”女孩很兴奋地说着。

“哦，你都吃什么了？”

“火锅，甜水面，钟水饺，哎，姐姐，明明是‘甜水面呀，为什么还那么辣呢，你看，我一天就长了这么多痘痘出来。”女孩转过脸来，头微微上扬，指着下巴的地方给她看。她看见几个不明显的粉红色圆点，觉得很性感，但她没这么说。她只是假装很配合地笑了起来。

“我们好几个人一起来的。”女孩指着咖啡店里。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每人都抱着一个大相机，正专注地看上面的照片。“我们明天的飞机，去九寨。”女孩很得意，问她，“你去过九寨吗？”

她没去过，于是摇头。

女孩又突然想起了什么，她说，“姐姐，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什么？”

“帮我买包烟，我付钱，我这次一定付钱。”她央求着。

最后的两支烟也已经抽完了。她其实也需要去买烟的，但不是非得帮这个女孩买，开什么玩笑，一个陌生的未成年人。

她说，“小小年纪，烟瘾还挺大。”

女孩笑起来，像在跟长辈撒娇，“姐姐，你最好了，我刚看见你在这里坐下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你也一定会理解我的。”

“你可以自己去买啊？”她说，其实她已经决定去买烟了。

“我，我不好意思嘛……”女孩说。

她假装有些生气，“抽烟就好意思啦？”

女孩厚着脸皮连连点头，“好意思，好意思。”

她叹口气，站起来，说“等着我啊！”

“姐姐我给你钱……”女孩大声说。

“不用了，”她也大声说。

她在一家不远的小便利店买了两盒骄子烟、两罐百威啤酒，她本来应该多买一些啤酒的，只是她没有在速干裤的口袋里掏出更多的零钱。

女孩看见她回来，激动得像要跳起来。“还有啤酒，我爱死姐姐了！”女孩夸张地嚷着。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了一个最没意思的问题。

“姐姐可以叫我小南瓜，我的朋友们都叫我小南瓜。”女孩很有意思地回答着这个没意思的问题。

“小南瓜。”她看着女孩胖乎乎的身体，在心里笑了笑。

她们各自打开一罐啤酒，她觉得很渴，虽然她还没有开始跑步。

小南瓜喜欢说话，她的嘴不是在喝酒，就是在抽烟，要不就在说话，“姐姐，你妈妈知道你抽烟吗？”

她愣了一下，说，“不知道。”

“我妈妈也不知道，不能让她知道，你用什么办法？”小南瓜问。

“什么什么办法？”她不明白。

“不让她知道啊，我晚自习放学，会一连抽好几支烟，在操场上，然后要跑一圈，才能散掉头发里的烟味儿，你用什么办法？不让你妈妈闻到烟味，对了，你穿成这样，是要跑步吗？”小南瓜语速很快，有些北方口音。

“我？我跟我妈妈，我们不住在一起。”她说，心想难道小南瓜还认为她和妈妈住在一起吗？她竟然想跟自己探讨这些事，这些小孩儿们的把戏？

“哦，也是，真好，我也不想跟他们住在一起，太不自由了，等上大学就好了！”小南瓜说着。

“你还是高中生？”她看着小南瓜荧光色上衣里起伏的胸脯，觉得不可思议。

小南瓜不好意思起来，说，“我马上就毕业了，高二。”

她默默算着她们的年龄差距，15年？还是17年？

“抽烟几年了？”她问。

“三年，不，四年。”小南瓜说。她觉得她并没有隐瞒什么。

“少抽烟，对身体不好。”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可能因为小南瓜太年轻了。她不喜欢自己这样说话的口气。

小南瓜说，“那你为什么抽烟？”

她不知道，没人问过她这个问题。父亲早死，母亲又嫁人，继父死了，又来了一个继父——她不愿这么称呼玻璃人——加入了邪教，谁还会管她抽不抽烟这种小事？她答非所问地说，“可以用毛巾。”

“毛巾？什么毛巾？”

“如果你不想头发上有烟味儿的话，可以用毛巾把头发包起来。”她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她从前就这么干，虽然没人在乎她的头发里是不是有烟味。高中的时候，她把头发包起来，然后放肆地抽烟，假装自己很聪明。那是很多年以前了。她自顾自笑起来。

小南瓜也心照不宣地笑着，“哦，好主意！我会试试的。”

“你又为什么要抽烟呢？”又过了片刻，她这样反问小南瓜。

小南瓜说，“因为不可以，因为这是不可以的事啊……”她咯咯笑着，眯起来的眼睛好像在说，“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哦，也是，你这年龄，是没什么不可以的。”她自言自语。

“看你说的，姐姐，好像你这年龄就不可以了一样，我多想到你这样的年龄啊。”小南瓜的语气里有点不屑。

她踩灭烟头，打起精神来，“我再教你一招，不，是两招，”

“快说，快说！”小南瓜的眼睛亮闪闪地，睫毛上沾着一些亮片。

“第一招，你永远用不着代数里那些你不懂的东西，所以千万别为数学烦恼。”

“哈哈，有道理。”

“第二招，你得知道，其实，什么事都很平常的。”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你以后会明白的。”她希望从前也能有人这样告诉自己，没什么事是大不了的，其实都很平常，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小南瓜似乎失去了兴趣，安静了一会儿，突然又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问，“姐姐，你还没说呢，你是要跑步吗？”

“我？”她看着自己的跑步鞋，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好在小南瓜立刻又发现了别的话题，“姐姐，我觉得你长得有点像Maggie Q……”她没听清，“像谁？”

“Maggie Q啊，这你都不知道，你太落伍了。”小南瓜显得很轻蔑她。

她很不服气，说，“我为什么要知道？”

小南瓜似乎也有点生气，但又马上原谅了她，她说，“姐姐，你看我像谁？”

“你？你像，梁静茹？”她费力地从脑海里捡出一个年轻的名字。

“梁静茹是谁？”小南瓜无辜地眨眼睛。她觉得很崩溃。

“梁静茹，马来西亚的吧，唱歌的。”她回答。

“不知道，算了，告诉你吧，我像Lord，你也不知道吧，新西兰的，刚拿了金曲奖的……”小南瓜说。

她默默地把啤酒喝光，心知她们无法再继续聊天了，但又觉得不是那么甘心，她希望证明一些什么，她突然明白，就连这晚来宽窄巷跑步，其实也不过是为了证明一些什么。

小南瓜说，“我男朋友一直说我像她呀，的确很像呀，我觉得。”似乎在怪罪她，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

她只好没脾气地笑了笑，打开骄子烟，抽了第一口，一股甜腻的橘子味儿。她觉得自己快被呛到哭出来了。“白盒骄子，适合你抽。”那个人总是这么说。但这么多年没抽了，她也会不习惯的。她曾经觉得他们是适合的，但他却不这么想，看来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一致，也难免会分开。

小南瓜的手机响了，接通之前，她说，“姐姐你别走啊，你等我接电话。”好像她们真的有很多话要说一样。她轻点了下头，算是答应了。后来小南瓜走开去接电话。她看着她手舞足蹈讲电话的样子，觉得电话那头可能正是那个说她长得像新西兰人的男朋友。

那一年他们在这里跑步的时候，两条巷子里，连路灯都罕见，巷子两边青色的墙面之间，偶尔闪过一扇虚掩的门。一些竹制的茶几和竹椅子，像是被人遗忘一般，永远摆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从黑漆漆的窄巷子跑过去，又从宽巷子跑回来，根本就不会累，甚至还有力气在黑暗中拥吻。他们的相见似乎永远在黑暗中，于是现在回想他的样子，她觉得已经不是太记得了。她能想起来的唯一一次，他们在大白天见面，是那一年母亲婚礼当天。母亲第三次结婚，却依然大事操办。她在母亲的婚礼上喝多了些，中途从酒席上逃了出来，给他打电话。但她没在电话里说那些事，那个卖玻璃的商人，在跟母亲结婚的前一天晚上还骚扰母亲的女儿，假装梦游，站在她面前露出阳具。那样的时候，她不知道自己还能给谁打电话，她说你快来，我一定要见你。他说宝贝，我在开会。他来成都，是出差，顺便陪她回成都，参加她母亲的婚礼。她哭了。然后他真的马上来了。他们站在酒店外的一颗泡桐树底下，像两个准备开战的角斗士。她觉得自己马上会死掉，她最受不了婚礼这种事，何况还是自己母亲的婚礼。他说，你喝多了。她知道他只是在逃避，他不想谈论婚礼的事情。母亲穿着大红的旗袍正好走出来，看见了他们，什么话也没说。一次难堪的见面。然后母亲知道了，他也是从北京来的。母亲招呼他们进去敬酒。但他们都没动。她似乎还有力气冲母亲吼着什么，一些不合适的怨言。她没说那些梦游的事，那其实都是没必要的。

现在，他如果知道她一个人来现在的宽窄巷跑步，会怎么想。或许他只是会笑笑，暗示她的无知。他们只应该在黑暗中牵手跑步，现在，这个明晃晃的地方，不属于他们了。他永远比她理智，想问题比她多几个层面。他也永远比她跑得快，如果他不等等她，她不可能追上他的。而她很早之前，就远远落后了。

“姐姐，你在想什么呢？”小南瓜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完了电话，又坐回她旁边。

“没想什么。”她说，“男朋友的电话？”

小南瓜羞涩起来，“是的，他每天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不然就活不下去。”

“真好！”她觉得这是这个夜晚自己讲得最真诚的一句话。她从前也是这样，在每天一个固定的时间，等他打来电话。他不愿意她主动打电话过去，她只能等他的电话。后来，电话也少了，最终干脆没了联络。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还为哪天没有打电话这样的事斤斤计较呢，如果早知道会是现在这样的话？

“他对我特别好！”小南瓜似乎还嫌不满意，“不过，我不喜欢他开车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不安全，他开路虎，姐姐，那车太大了，我老觉得会蹭到旁边的车，我每次上车，都要跳上去，真的，是跳上去，但是他说没事，说大车才安全……”

她不明白小南瓜为什么会有一个开路虎车的男朋友。但她不想问。

小南瓜大概也感到说漏了嘴，突然又不说了。

她没劲地笑着，心想自己还没必要为一个陌生的女孩操心。何况她早就对小南瓜说过，“什么事都是很平常的。”只是她当时不知道，她以为自己是不平常的那一个，就像小南瓜现在一样，兴高采烈地生活着，以为世界终将为自己网开一面。但事实却相反，世界会一面一面地把窗户都关起来，终于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她带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神情看着小南瓜。商铺的霓虹灯在小南瓜绸缎一般光亮的黑色短发上，洒下一些斑驳的色块，像头发上的彩色泡沫。只是，没人会发现这些的，除非像她一样，离小南瓜坐得那么近，才能看见她头发上五颜六色的诡异光晕。她不知道小南瓜是否看出了此刻自己眼神里的东西，那略微有些阴暗的东西，就像眼睁睁看着什么东西在眼前碎掉，没有惋惜和遗憾，因为那本就是不属于你的。

她问小南瓜，“你男朋友，是你的同学？”她没期待得到肯定的答案。她想自己不是个善良的女人，有窥探的好奇。就像当年，她急于了解那个人的一切，动用了各种不堪的手段，宛如完成一项精密设计的工程，她从未如此投入。她的确获悉了一切，通过录音，还有拷贝他电脑里的文档。但这些东西，却背离了她，她希望它们能永远把他留在她身边，但是没有。从古到今，愿望与事实本身，简直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她用这句话，打发了在监狱的那一年时间，倒也过得很快。

“不是的。”小南瓜轻巧地答道，“姐姐，我只告诉你，这是个秘密。”

她握着啤酒的手微微用力，一种很难抑制的激动，像电流一般击中她的手。果然是个秘密，其实她一开始就知道，经历了那些事，她早就有了足够的敏锐，还有直觉。女人依赖着直觉，甚至盲目崇拜。当初就是直觉告诉她，他有事，她才想方设法去证明。那时她太年轻，喜欢让一切都清晰可辨。但现在她已经不这样了，从入狱的那天开始。她告诉狱友，她被男朋友亲手送到这里来的，罪名是敲诈。这不奇怪，他有这个权力。她们都同情她，但又鄙视她。她们看她的眼神里，总显出她是那种为情所困的傻帽婊子。她不管她们，随它去吧。她开始让一切都混沌起来，反正只有一年。她自己很清楚，她没有敲诈过他，她不可能敲诈他，她那么爱他，只是，她从来没说过这个。

“我跟谁说去啊，你不想说就不说。”她这样说着，其实她知道，小南瓜终究会说的，小南瓜的秘密。这世界上的所有秘密，都必将被揭穿，被说给什么人听，然后才成立，根本就不存在永不公开的秘密。当然，也一定会有人，为那些揭穿的秘密付出代价。

“他是我同学的爸爸。”

“哦，年纪很大么。”

“这不重要，”小南瓜严肃起来，“我只是，想让自己开心一点儿。”

“哦，”她沉默着，感到小南瓜的话，根本无法反驳。

“我，活不长。”小南瓜小声嘀咕。

“什么意思？”

“我会死。”

“人都会死。”她母亲的前两任丈夫都死掉了，第三任丈夫没有死，但也是会死的。玻璃人不想死，才会去修炼。

“有个东西，长在我这里，”小南瓜指着自己肚子上一个什么地方。她不知道那是哪个器官的位置，胃？肝？“这个东西，还在长，就这样。”

她没有说话。她想，如果一个陌生女孩告诉你她随时会死掉，你该说些什么呢？

“我不骗你。”小南瓜认真地说。

她点头，轻声说，“我知道。”然后，她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说，“我坐了一年牢。”

“姐姐，”小南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内疚，“你知道，你不用说这些的，我们，我是说，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话。”

“不是的，我真的坐过一年牢。”

“为什么？”小南瓜远远看着咖啡店里面那些年轻人，好像她根本就不认识她那些同伴。

“敲诈罪。我男朋友，他结婚了，有老婆，我知道，我怕他离开我，我拿着他贪污的证据，敲诈他，让他别离开我，哈哈，然后，他把我关进监狱，一年。”她觉得这件事被这样说出来，就是个笑话，说到后面，她真的大笑起来。

“哦，姐姐，”

“不，没关系的，真的，我出来好几年了，没事了，本来就没事嘛。”她说，然后又大笑。

“天啊。”小南瓜长出一口气，也没来由地笑起来，“他现在在哪里？”

“在北京，我们没联系了，但是我知道他的所有事，他升职了，在郊区有专门度假的房子，前年他给老婆买了一辆捷豹，他的孩子今年上高中，他胖了几斤，他不是胖子，虽然他每周一三五晚上九点都去健身房跑步，我还知道，他现在有两个女朋友，一个在广播学院，上大三，另外一个是个什么肚皮舞教练，他给她们在新天地买礼物，一模一样的两条项链，他带老婆在国贸吃饭，过结婚纪念日，我知道他的所有事，我跟踪他，调查他，不为什么，就是想……”她一口气说完，好像在说自己的事，这些年，她的时间和事业，都被她一股脑儿告诉了小南瓜——一个年轻的、有秘密的、活不长的孩子。

小南瓜似乎被吓住了，她看见小南瓜的嘴一开一合，像溺水的人在水里拼命呼吸，然后小南瓜终于讲出这样的话，“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她轻松地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疯子。我自己都觉得我是疯子。但是我没办法，我从十八岁开始，就为着这些事忙来忙去，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事别的什么人可以让我感兴趣的。十八岁，你还不够十八岁呢，你没法了解，十八岁的时候做的事情，很容易就成习惯了。”

她看着小南瓜点烟，“说出来好多了，不是吗？”她说。

“姐姐，”小南瓜叫着。

“我是说，你的秘密，男朋友，还有快死了，这些事说出来，是不是好多了。”

“是的，我想，是的。”小南瓜回答，一边踩灭了烟头。

“小南瓜，你怎么又抽烟了。”一个高大的男孩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男孩的衣服上有一只巨大的阿童木，跟小南瓜衣服上的阿童木一模一样，是情侣装。她正好看见男孩衣服上，阿童木高举着一只手臂，是预备一冲上天的姿势。

小南瓜抱歉地对男孩笑着，又下意识地低头，把头抵在男孩身上那只阿童木上，像是刚刚长跑了一场。男孩抱着小南瓜，轻拍着她的背，眼神透露出不解。后来，她看着他们牵着手——两只阿童木高举的胳臂碰到一起，像是两颗彗星要火并——往咖啡馆去了。

她也准备回去了，站起来的时候，男孩又静悄悄地突然出现了，他面孔雪白，皮肤几乎透明，像一个玻璃做的娃娃，他用稚嫩的声音说，“对不起，我女朋友，她不能抽烟，她生病了。”

“生病了？”她假装惊讶。

“是的，挺严重的，抑郁症，老是幻想，没来由的事情，不过没事，我们陪她出来玩。”

“哦，这样，我不知道，是我不好，那，你们好好玩。”她觉得有点头晕。

“姐姐再见！”他几乎蹦跳着走开。

她又叫住他，“喂，你开路虎吗？”

“什么路虎？”他问，不知道是没听清，还是没听懂。

“算了，没事，再见啊！”她一边说着，一边挤进人群里。

走出窄巷子后，她继续往南，往宽巷子的方向走去，人渐渐少了，她不自觉地越走越快，到后来几乎是跑起来。然后，就有风了，四川盆地的风，只在你奔跑的时候才翩翩而至。在右转进入宽巷子东口的时候，她突然想起来，小南瓜在这个时候走出咖啡馆，不是为抽烟，也不是为聊天，她只是在等一个电话、一个不被提及的电话、一个每天固定时间打来的电话，或者，那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电话。但是，女人们总是要靠这些不存在的东西过活的，不是么？就像母亲仍然相信加入邪教的玻璃人会回来，她仍然相信自己与那个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有关一样。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琢磨这些事情了，其实，都是不必要的，只是从来没人告诉过她。她多么希望十八岁的时候，有人这样告诉过她。于是，她仇恨着那个十八岁的自己，画浓妆、穿半透明的长裙，羡慕其他女孩的长睫毛、细腰和名牌化妆品，为这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牵肠挂肚。

宽巷子的景象仍是灯火明亮、人潮涌动，一切都和窄巷子没什么不同。她停下脚步，慢慢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来。

她全身都开始发烫，一些汗水黏住了额头的头发。在一片晃动的光影中，她看见了过去的自己，在这条夜晚的巷子里跑步。那个跑步的身影，那是她最喜欢的自己，利落的装扮，脸上的粉红颜色，加速的心跳，这所有的一切，让她误以为自己无往而不胜，以为再没什么力量可以阻碍她穿越沉淀已久的黑暗、抵达那个终将出现的出口。

她回家的时候，母亲仍在沙发上看电视，一部古装电视剧，对白里的“老爷”、“娘娘”一声声传来。母亲眼巴巴地看她慢吞吞换鞋，像是很希望她能说些什么。

她坐在另一侧的沙发上，没有看母亲一眼，她觉得疲惫不堪，一句话也不想说。

“跑步去了？”母亲问。

“嗯，”她点头，又说，“只是跑步，我没见那个人。”

“什么？”

“我们早分手了，我知道，那一年我总是趁跑步的时候去见他，但现在不会了，我们早分开了，他在北京，还有，他本来就有老婆。”她一口气说完。其实她明白，这些事母亲早都知道。

“我知道，我也没觉得你是去见他了。”母亲似乎在为自己解释。

“嗯。”她一下觉得所有话都说完了。

“我真的只是以为你去跑步了。”母亲又毫无必要地说了一句。

她没答话，而是慢慢地掏出烟来，是白盒的骄子，又慢慢地点燃，像进行着一种古怪的仪式。“有玻璃人的消息吗？”她第一次主动问母亲玻璃人的事。而母亲，也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她听见母亲仓促地答着，“没有，要有他的消息，就不会叫你回来了。”母亲又说，“你抽烟多久了？”

“20年。”她平静地答道，她刚刚认真算过，的确是20年。

“哦。”母亲只是平静地哦了一声，看她把烟灰弹进茶几上的一只茶杯里。

又过了一会儿，仿佛只是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她听见母亲说，“少抽点，对身体不好。”

她觉得如释重负，似乎一整个夜晚的紧张和努力，不过是为了等来这样一句话——她刚刚也是这样说的，对小南瓜。

“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把抽了一半的烟扔进茶杯，茶杯里还有些水，烟头在茶杯里熄灭，发出噗的一声。“还有，别想他了，他不会回来了，我也不想他了，他不会回来了。”

“嗯，好。”母亲慢吞吞地答话，开始专注地看电视剧，正是武打场面，母亲喜欢看武打戏。她看着母亲，这个女人，在她刻意的忽略中，变得前所未有地脆弱而苍老。她不知道母亲和玻璃人曾经的生活，但她能想象出来，母亲如何低声下气地对他讲话，那个不允许别人高声说话的男人。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工作过，她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找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丈夫，然后各种方式讨好他们。

“你不知道，他说我克夫，我克死了两个丈夫，所以他才走了，去修炼，都怪我，现在，我自己也遭了报应了……”母亲幽怨地说。

她从来没听母亲说过这个，“嗯，你没告诉我这个，”她假装很轻松的样子，“没事，他修炼好了，就会回来的。”她想，母亲和自己一样，她们不过都是需要一些虚假的承诺和希望而已，现在，她们能给彼此的，其实，也只有这个了。

“他们经常做这样的手术，是吗？”她又说，尽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足够平静，尽管她其实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明天的事，陪母亲去做手术，一个小手术。她没有做过手术，连医院都少去，但母亲让她回来，母亲说没人陪她去做手术了，除了你。母亲有三任丈夫，只有她一个女儿，她曾经坚信母亲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男人们身上了，她也是，所以母亲连一句话也不舍得对她讲。比如，没什么事是大不了的，没什么事是过不去的。我们不都是这样过来的么？

“是的，子宫肌瘤，不算大手术。”母亲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犹豫，或许是胆怯，她从来没有听出过的胆怯。

“我想也是，很平常的，没什么大不了，是吗？”她说。

“是的，没什么大不了。”母亲停了很久，才慢慢地重复着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