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玉莹++赵强

【摘 要】《欢乐颂》中安迪、曲筱绡、樊胜美、邱莹莹、关雎尔五位女孩，皆按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塑造而成，虽性格背景大相径庭，但都身形姣好，善良仗义，感性强于理性，在当今男性社会立足极富阻力。在“安迪被小三”、“胜美遭祸事”等乌龙事件中，此剧也发出了女性依附于男性、女性不应抢占男性于公共领域主导地位的信号。因此，《欢乐颂》为一份“伪女性主义”宣言书。

【关键词】《欢乐颂》；男权意识；伪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0-0139-02

2016年7月11日，随着特蕾莎·梅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关于女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议论进一步升温，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不久前被大众讨论得沸沸扬扬的《欢乐颂》。

《欢乐颂》是由东阳正午阳光影视有限公司、山东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都市职场女性剧，一经播出，褒贬不一。关于其评论角度各不相同，当然不失精辟之文。但其中，将此剧作为“女性主义”宣言书的论断，恕我实难苟同。

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上掀起了两次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第一次浪潮发生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而第二次浪潮在20世纪的60至7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向传统劳动分工方式挑战。原有的劳动分工让男性得以控制所有的公共领域（工作、运动、战争、政府），同时使女性成为家庭中没有报酬的奴工。女性要求享有人的完整权利，向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挑战，向所有造成女性无主动性、附属性和屈居次要地位的权力结构、法律和习俗挑战。从中不断涌现出许多女性主义流派，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它们虽在关于性别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以及对于如何消除性别主义上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有着追求男女平等的共同目标，并对历史上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欢乐颂》为“伪女性主义”宣言书，其人物形象塑造及情节设计，隐含着男女不平等的观念。虽标榜着女性剧，实质上还是向观众展现男权思想大行其道的社会。

首先，从人物塑造上看。该剧塑造的五个女孩无论是家庭背景、社会阶层，还是性格爱好都差异巨大。安迪孤儿出身，却智力超群，凭一己实力，跻身社会富裕阶层；曲筱绡，生在社会富裕阶层，古灵精怪，潇洒自由，敢想敢做。剩下的三位女孩，便是社会上逐渐扩张的新中产阶层：樊胜美，重男轻女家庭的牺牲品，长相漂亮，处事圆滑，半成的“捞女”；邱莹莹，直爽活泼，毫无城府，十成的“爽直女”；关雎儿，小康家庭，活在框架中，兢兢业业，十二成的“乖乖女”。她们共同住在“欢乐颂”小区，成为亲密无间的邻居，虽各自特点鲜明，但都身形姣好、善良仗义，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不同阶层男性的关注与青睐。仔细观察不难看出，这是从男性视角出发所显现出的关于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剧情发展过程中不断丰满的人物形象浸染着男权统治、男尊女卑的色彩。随着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的发展，依然从男性视角衡量当今的社会已显得十分可笑，但男尊女卑，以男权思想来制定社会标准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如果《欢乐颂》没有标榜女性剧，它还会像现在这样被议论纷纷吗？纵使此剧其他现实意义仍可使它如火如荼，但绝没有现在如此大的受众。如果2016年7月11日，上任的英国首相是一名男士，估计只有真正关心政治的人才会记得他的名字。女性主义运动之所以历久弥新，就是整个人类社会中，男女平等的思想到目前为止仍只在社会的表面和法案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像女性主义理论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的：“一个人并不是生而为女性而是变成女性的。”女性所获得的自然属性是天生的，而社会属性却是在历史进程中被社会强制赋予的。当今社会有一种人群分类法：男人、女人、女强人。并且，人们总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女强人”群体。这种心理的存在便是当今社会中，男人甚至某些女人心中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权思想被侵略的恐惧或疑惑情绪的流露。比如剧中的安迪，从小因智力超群而受到排斥，她理性过人，做事果决能力强，却因为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被公司下属们质疑。在“被小三”乌龙事件中，社会大众果断倒向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她变成了众人的“唾沫桶”。再比如曲筱绡，从国外回来的唯一目的是帮助母亲与自己无能的同父异母的哥哥争夺家产。她费尽心思、兢兢业业，运用真才实能做出了成绩，虽让父亲刮目相看，考虑委其重任。但父亲对于让公司亏损数百万的哥哥仍心存希望，只因他是长子。再分析樊胜美的境遇，她生于重男轻女的家庭，不仅要赡养父母，还要救济自私贪婪的哥哥一家。但她再怎样努力，仍未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总以男人的审美标准来要求自我，大谈以男人为中心的恋爱经验与心理说，成为男人酒桌上的“主菜”。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为女权辩护》中谈到：“女性应当服从正义，而不是慈善，应当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而樊胜美，在生活中的任何一面都没有为自己而活。她是一个典型的男权社会牺牲品，她想利用男人，但编剧偏让她认识到那是痴心妄想。

其次，从情节设计上看。五位女孩的价值总需要通过男性的肯定和维护才得以顺利实现。安迪如果不依靠谭宗明和魏渭，仿佛就无法找到自己的弟弟，无法探究自己的身世，无法依靠自己的理性去处理好人际关系。虽然，男女在理智和情感需求上天生存在差异，但女性不是原始动物，后天的培养和历练完全可以弥补先天的差异。编剧还传达了一个可怕的信息：当五位女孩遭到困扰，只有男性出现，一切麻烦才能得以彻底摆平。比如，安迪受舆论困扰时，谭宗明的保护；樊胜美遇到哥哥的祸事时，包亦凡的出现才使一切圆满落幕。女性独自生存的能力在男人面前仿佛被剥夺，只剩下了软弱与依附。

而且，剧作的结局，显然五位女孩都有感情的归宿或有感情着陆的倾向才算圆满，但这在最后一集的几分钟里仓促展现，不禁让人觉得观众的智商受到鄙夷。这正中了女性主义者所抨击的叔本华的关于女性的一条荒谬的论断，他说：“女人从本性上来说意味着服从，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一位处于完全独立的非自然位置上的女人都要直接依附于某个男人，使自己接受他的统治与支配。因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相较而言，1995年上映的玛琳·格里斯导演的《安东尼娅家族》便是一部较为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它在坚持男女平等的前提下承认男女差异。安东尼娅接受巴斯的照顾陪伴及寻求生理满足，却不给予婚姻，她坦言她不需要丈夫，想要独立而自由地生活。她的女儿也是如此，只需要孩子。甚至她神童般的外孙女只乐意沉浸在自我与知识的海洋里，她们抵抗恶势力和不平等现象，公然面对人性的丑恶，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家族，走出一条条独自自主，不为世间庸俗观念左右的人生道路。在这些方面，《欢乐颂》实难匹敌。

当然，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会孕育出不同的人物与现象，但人类与社会本质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同的。既然女性的某些特征是社会赋予的，便存在随着社会进步改变的可能。《欢乐颂》中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对真善美的歌颂、对现实生活的反映等还是值得赞扬的。我希望在下一季的《欢乐颂》中，能让观众看到女性的真正社会属性与魅力。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主义[M].北京：北京中文在线数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7-8.

作者简介：

吕玉莹，单位：曲阜师范大学，研究方向：文艺作品批评；

赵 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方向：影视文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