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高华

摘要：东北沦陷后，中国边疆危机越来越严重。为此，知识界从边疆行政建制、边疆政教制度、达赖班禅两系合作、边疆政制现代化还是恢复边疆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边疆政制变革方案.试图以此来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解决边疆问题。这些方案虽然存在着激进与渐进的不同，但是无疑都为日后团结边疆人民抗战作了舆论准备，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局部抗战；知识界；边疆；政制变革

东北沦陷后，内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方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重要，然而，边疆旧有制度依然存在，严重阻碍了边疆社会的发展。如何变革边疆旧有政制，恢复中央与边地之间的正常关系，一时成为国民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边疆旧有政制变革问题，以往学界主要集中于中央政府对边疆旧制的改造举措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鉴于此，本文试图以《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为中心，以中华民族复兴为视角，对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舆论进行一个简要的历史考察。

一、局部抗战时期的边疆问题及知识界的关注

东北沦陷后，外部势力对我国边疆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对边地的实际控制力非常有限，中央与边地之间的关系紧张，形成了严重的边疆问题。正如时人所描述道：“从九一八开始，中国的边疆便闹出不少的岔子来，……东北三省送掉了之后，在内蒙方面跟着有热河的沦陷，察北的丧失，以德王为领袖的自治运动的爆发；在新疆方面，发生回民反对金树仁政权的大暴动，马仲英与盛世才的战争，南疆喀什的独立；在康藏方面，有藏军与刘文辉军队的交战，藏军的人犯青海省境，达赖喇嘛死后西藏内部的纠纷等。”

就内蒙古方面而言。自东北沦陷后，日本迅速占领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呼伦贝尔等地，并将热河纳入“伪满洲国”的版图。1933年，日本唆使内蒙古各王公召开百灵庙会议，要求内蒙古“高度自治”，策划建立伪政权。1936年2月，成立了以德王为首领的蒙古军总司令部.并由吴鹤龄等人设计成立伪蒙古军政府，进而成立伪蒙古国的方案。5月，在内蒙古西部正式成立伪蒙古自治军政府，德王出任掌握军政实权的总裁。次年，伪蒙古自治军政府改组为伪蒙古联盟政府，德王总揽一切事务。总之，在局部抗战时期，日本通过在蒙疆建立傀儡政权，侵占了内蒙古西部的大部分国土，形成了严重的内蒙古危机。

就康藏方面而言。正值东北沦陷之际发生了第三次康藏纠纷，并迅速蔓延为康藏战争。在战争中，英国政府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使得康藏纠纷更加复杂。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主政西藏的热振活佛有内向倾向，国民政府派黄慕松入藏，在拉萨设立办事处，西藏噶厦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缓和的趋势。但英印政府掌握到这种信息后，立即派特使威廉逊“访问”拉萨，谓“中央派员驻藏非善意”、“反对中央派遣专使和仪仗兵（护送班禅喇嘛）入藏”，挑拨西藏噶厦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1937年，英国在拉萨正式设立代表团机构，一方面窥探西藏局势，为英国政府提供情报，另一方面抗衡国民政府的在藏机构，以阻止国民政府行使对西藏的主权。正如有学者指出：“英国一直希冀藏军占领《西姆拉条约》所定的‘外藏界限，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供给西藏地方武器弹药，在关键时候出面干涉中国内政等，这一系列的事实，是不容‘淡化和歪曲的。”康藏战争的爆发及英国的干涉，使班禅回藏无望，国民政府与西藏政府关系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甚至有倒退的危险，康藏社会面临严峻危机。

就新疆方面而言。局部抗战时期，先后主政新疆的金树仁和盛世才完全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统治，加上苏联势力的入侵，中央基本上丧失了对新疆的统治权。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在苏联设立领事，完全超越地方政府的权限。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此事发出电令，要求金树仁召回新疆驻苏五领事，金却不顾中央政府的命令，力陈新疆情况特殊.仍维持现状。1931年10月，未经国民政府批准，金树仁擅自与苏联签订《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新疆省政府对于苏联商务机关及其国民，在喀什、伊犁、塔城、阿山、迪化各区，准予自由执行交易之权。……无论现在或将来，按照中国现行法律所完纳之关税及其他税款，比之中国商民及商号，不能有较高或加重情事”，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931-1934年，新疆爆发长期动乱，英、日利用泛伊斯兰主义、大土耳其主义和新疆民族矛盾，试图将“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马仲英分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鼓动其在新疆发动暴动，建立傀儡政权。1933年4月，于新疆各派政治势力的角逐中，金树仁在迪化武装政变中被逐出新疆。为了确保在新疆的利益，苏联支持盛世才获取新疆政权。盛主政后极力迎合苏联的利益，使苏联的势力全面进入新疆。1933年，盛世才曾提出将新疆划为苏联领土的请求，虽然没有被苏联政府批准，但是双方达成一项秘密协定，明确规定苏联和新疆共同维护新疆的社会秩序，如果新疆从国民政府中分离出来而宣布独立，苏联将提供援助。局部抗战时期，苏联对新疆的干涉严重威胁到中国领土完整。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知识界对边疆问题高度关注。边疆问题研究从边缘走向中心，一大批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创办，诸如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发行《新亚细亚》，边事研究会成立并发行《边事研究》，等等，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边疆问题的高潮。边疆危机促使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民族自强精神，使其“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士亦岌岌莫保，忧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松付诸敌人”。

受此种民族主义精神的鼓舞，围绕在边疆学术团体及其刊物周围的知识精英人士，把边疆问题的解决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新亚细亚学会成员为主体的《新亚细亚》作者群体指出，“西北为中华民族之故乡，文化发祥之圣地”，欲复兴中华民族，必先从事西北建设。他们认为，边疆问题是抗战时期中国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问题的解决维系着中国的国防安全及民族复兴，意义极为重大，“开发边疆是今后中国民族一条最光明的出路”。以边事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边事研究》作者群体，以复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大力呼吁边疆在中华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要复兴中华民族，应先挽救边疆的危机”。他们建议，对边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分别门类的实地考察，然后制定详细发展计划，图谋中华民族的复兴。这些无不表达了知识界对边疆问题的关切。正如时人所指出的：“学者们时时刻刻不忘我们的民族史和疆域史，使企业家肯向边疆的生产投资，使有志的青年敢到边疆去作冒险的考查，使边疆的情势尽量贡献给政府而请政府确立边疆政策，更尽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合作开发的运动，并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

总之，自东北沦陷后，大批知识精英“感于外侮之日亟与边地之重要，咸以团结边胞，建设边疆为刻不容缓之举”，认识到边疆建设的急切性与重要性，逐渐把视线聚焦于边疆，为边疆问题的解决献计献策。此时，以《新亚细亚》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界，试图通过变革边疆政制来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解决边疆危机，达到国家政权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二、局部抗战时期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方案

1.边地行政建制问题

局部抗战时期，《新亚细亚》作者群体对边地行政政制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人主张边地建省，实行与内地同一的行政建制，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宣传边地建省的主要有：黄天硕发表《西康建省问题》，冯云仙发表《目前西康兴革之要点》，郑宝善、刘熙发表《新疆之危机及今后之计划》，等等。有人却认为，在抗战的特殊时代下，保留边地的“特别自治制”，更有利于团结边民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宣传边地实行“特别自治制”的主要有：佘贻泽发表《新疆问题之症结》，陈尊泉发表《从欢迎黄慕松专使说到解决西藏问题》，等等。此时，还有人在《大公报》、《申报》发表《内蒙自治与华北经济之前途》、《内蒙自治问题解决》等，探讨内蒙古省制化问题。

黄天硕、冯云仙等人系统地阐述了西康建省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的建省主张。黄天硕认为，西康为我国西南各省的重要门户，具有极为重要的国防地位，为巩固西南边疆国防安全，必须从速建省。他指出，中华民族同为一家，“国难”之际的当务之急是，消除汉藏两族之间的畛域意识，加强汉藏人民之间的感情交流，促成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西康建省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环节。因此，他建议中央加快西康建省步伐，确保“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实行平等，待遇上不得歧异，以收民族团结之效”。冯云仙认为，西康建省久拖不决，康地政务废弛，而中央政权对于康地又处鞭长莫及之势，导致康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她说：“究其所以，实因西康省政府未经组织，各县政务又乏最高权力机关统治，致成各自为政之势，而达赖乘机常存吞并之心”。因此，她建议中央立即委派专员迅速组织西康省府，使康地政治走向正轨，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新疆虽然名义上已经建省，但实际上仍然拥有高度自治权，与内地省份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利于国家政权的统一。郑宝善、刘熙等人认为，虽然新疆设置行省已久，但从来没有进行过彻底的政治改革，仍处于王公贵族的统治之下，可谓“徒有建省之名，未收其效”。他们认为，只有以“新疆分省”的方式加快省制化进程，才能强化中央对新疆的有效治理，从根本上改变各自为政的现状，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郑宝善等人提出的新疆分省方案遭到了佘贻泽等人的反对。佘贻泽认为，新疆的经济基础相当薄弱，若采取激进的方式实行“分省而治”，难以支付各种地方政费，尤其是贫瘠的天山北路更加无法维持运转。对于新疆行政政制选择，他建议实行“特别自治”。他指出，民国成立以来虽号称五族共和，然因内乱不息，国民并没有取得完全平等的参政机会，为了更好地团结回民抗战，应坚持民族权利平等的原则，在蒙藏委员会下设立回族部，使“回族之贤者智者，多得厕身于中国及回部治理之事，通力合作”，合理解决新疆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为了加强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维护国家政权的统一，陈尊泉主张在西藏暂时保留“特别自治制度”。他认为，西藏并不具备建省的社会历史条件，并从两个方面系统论述实行“特别自治”的必要性。一是从中央对西藏的控制能力上来说。他认为，中央对西藏的控制程度有限，因此在西藏地方政制选择问题上，不要采取激进的方式强行实行与内地同一的省制。他说：“国家未达到某种健全程度时，对于西藏，不要过事实要求，使藏人感到内附无益而且有害，将转好的藏事，又弄成僵局。”二是从恢复汉藏关系上来说。他认为，西藏内部的“亲汉派”大都是一些老年人，而“少壮派”的国家观念十分薄弱，如果不同意西藏的“特别自治”要求，乘机恢复汉藏关系，则将来汉藏关系会更加紧张。因此，他建议，中央应仿照内蒙古，允许西藏实行特别自治制度。

正值局部抗战之际，内蒙古发生高度自治运动，蒙古王公势力要求在内蒙古废除省县制而实行盟旗制。一时，内蒙古行政建制的选择问题成为知识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大批知识分子在《申报》、《大公报》等刊物上发文赞成内蒙古省制化。有署名“明”的论者在《申报》发文指出，随着内蒙古地方开垦的不断扩大，内蒙古正在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在这种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盟旗制度政治必须发生相应的变革才能满足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署名“舒”的论者在《申报》发文赞成这一观点，认为随着内蒙古经济社会的转型，“上层之政治关系，亦将感受同样影响”。还有论者在《大公报》发文呼应上述主张，认为内蒙古经济社会由游牧经济转变为农工经济，而盟旗制无法满足经济转型要求。总之，内蒙古省制化论者认为，内蒙古社会已经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盟旗制已经不能满足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废除盟旗制度，才能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但是，内蒙古省制化遭到了李生泼、贺扬灵等人的反对。李生泼从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反对内蒙古建省。一是从政治上来说。他认为，自从在热、察、绥设立行省后，内蒙古盟旗的地位十分模糊.内蒙古地方的行政建制十分混乱，导致蒙人非常担忧，不知内蒙古政制何去何从，严重影响了中央与内蒙古的关系。二是从经济上来说。他认为，热、察、绥各省所辖的县份不到20个。这种状况导致各县都必须承担巨大的财政负担，“于是收捐浩繁，蒙民备受其苦”。贺扬灵指出。自内蒙古建省设县以来，“盟旗权利，蒙民生计，均为剥削殆尽”，极大地增加了蒙民的经济负担。总之，内蒙古盟旗制论者认为，将内蒙古改设行省制度。造成了管理上的混乱，增加了蒙古人民的经济负担，不利于调动广大蒙民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实现民族复兴。

2.边疆政教制度改造问题

政教分离是构建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局部抗战时期。针对边疆政教合一的情况，知识界较为一致地主张变革边疆政教制度，但在变革的方式上存在着激进与渐进的分歧。有人主张采取激进的方式，实行政教分离，加强中央对边地的治理，巩固国防安全。积极宣传边疆政教分立的主要有：蒋西振在《新亚细亚》发表《西藏政教制度历来相互之关系》，周蓉生在《边事研究》发表《藏事的认识》，王洁卿在《边事研究》发表《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途径》，等等。有人则认为，边地还不具备政教分离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行政教合一更能维护边地社会的稳定，待条件成熟后再实行政教分立。主张暂时保留边疆政教合一制度的主要有：华崇俊在《新亚细亚》发表《康藏政治宗教教育合一之研究》，陈尊泉在《新亚细亚》发表《从欢迎黄慕松专使说到解决西藏问题》，冷亮在《边事研究》发表《中央对于西藏统治权之恢复问题》，等等。

边疆政教分立论者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恢复中央与西藏之间的正常关系，巩固国防安全。蒋西振认为，实行政教分立，宗教领袖专门从事宗教事务，更有利于强化中央对西藏的治理，恢复中央与西藏之间的正常关系，巩固西南边防。周蓉生认为，西藏政教合一制是造成西藏问题的主因，因此绝不能让这种行政制度继续存在，应实行政教分离，使西藏政权直接受中央统治。他说：“西藏人民的愚陋和疾苦都是一班喇嘛造成的。神权为掩饰政权的罪恶的工具……我并非是主张抹杀西藏的宗教，乃是以为喇嘛应该专心教务，不应该干预政务。反正干预也是弄不好的，要想西藏永远归顺中央。必须设法分离喇嘛的政权，否则他们肆行他们那专横霸道的手段，稍不遂意，就会随时脱离统治的。”王洁卿指出，要想恢复中央与西藏之间的正常关系，首要办法是实行政教分立，达赖、班禅只管宗教事务，政治事务则由中央委任官吏管理。其二，避免遇事彼此推诿现象的发生。周蓉生指出，西藏的行政制度十分复杂，中枢政制中有驻藏大臣、达赖、班禅，地方政制中有僧官、俗官，遇事彼此推诿，无人专心处理政务，尤其是各方面的利害时常发生冲突，导致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其三，有利于发扬佛教精神。蒋西振指出，从达赖一世到达赖八世时期，历世达赖都特别崇信佛教。根本不在意王位，即使掌握政权也是设置“第巴”代理，不屑于过问政治事务，然而，后世达赖喇嘛却十分迷恋政治，诸如动辄夺取政权、干预国家外交事务等等，反而无暇研究禅理，置宗教事务于不顾。他认为，实行政教分立，有利于达赖专门从事宗教事务，更好地促进佛教事业的发展。

边疆政教分立论者提出了一些具体操作方案。有论者建议，达赖喇嘛自身觉悟，输诚中央，交出藏政权，中央与西藏共同防御外来之侵略。有论者提议，中央在西藏设置西藏行政委员会。就近处理西藏一切政务。

主张暂时保留边疆政教合一论者认为，在边疆社会还不具备政教分立的社会历史条件.实行政教合一更有利于团结边民来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其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有利于推进边疆政治的发展。华崇俊认为，从历史经验上来说，曾经因维护喇嘛教而在政治上产生了良好效果。武力政治反而使中国与西藏关系若即若离，因此，要想推进康藏政治的发展。必须依靠宗教力量，绝不致重蹈以往武力政治的覆辙。他认为，康藏社会迟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教育落后，若联络喇嘛教首领，实行宗教、教育、政治三者合一，则康藏社会的进步、国家领土完整及民族团结指日可待。冷亮指出，中央要想恢复在西藏之统治权，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对于西藏旧有的政教制度，应暂时不予变更，达赖班禅的选举事务，由中央驻藏办事长官会同西藏噶厦政府办理，选出后由中央册封。同时，他建议召集西藏宗教领袖来京学习，使之逐渐加深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理解。他说：“夫西藏为宗教社会，政权操诸于喇嘛之手，而拉萨之色拉别蚌噶丹三大寺且隐具左右政治之潜势力；即政府之公务人员亦莫不为喇嘛出身，而人民无知，惟喇嘛之命是听，故喇嘛归诚，即为藏事之解决。愚意凡西藏政府之佐治人员。地方之宗琒营官。军队之戴璋以下营官，及三大寺之堪布喇嘛，中央应分批招之来京，予以优待，施以相当训练，使之归诚中央，为我所用，训练期满后，仍令回藏供职，并扶助之取得政权，若果成功，则中央在西藏之统治权自无形恢复。”

其二，有利于促进边疆新式教育的发展。华崇俊认为，康藏边民笃信宗教，对新式教育不感兴趣，致使康藏教育陷入绝境，若能借助宗教势力来推行新式教育。则势必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尊泉认为，西藏没有任何新式教育学校，教育完全属于宗教的范围。藏民子弟送入喇嘛寺学佛念经就是接受教育，因此，想要推进西藏新式教育的发展，不但不应与藏人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且新式教育内容应紧密结合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

其三，有利于推动边疆宗教的革新。华崇俊认为，康藏边民对喇嘛教的信仰极深，宗教情感是其全部生活的重要内容，极大地影响到政治改革与社会进步，如果政治、宗教、教育三者合一，则可利用喇嘛寺为施教场所，逐渐引导边民观念的转变，则无形之中会推动边疆宗教的革新。

当然，华崇俊等人主张暂时维持政教合一制度，甚至提出了边疆“政治宗教教育合一论”。但是，他们在价值诉求上与边疆政教分立论者并无二致，其制度设计的最终指向同样是政教分立。

3.达赖班禅两系合作问题

达赖与班禅同为黄教始祖宗喀巴的弟子，达赖驻前藏。班禅驻后藏。西姆拉会议后，达赖试图推行新政，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关系从此紧张，加之英国从中挑拨，导致达赖与班禅两系关系更加恶化。1923年，达赖命令扎布伦寺几个负责官员前往拉萨，以“亲汉”罪名将其投入监狱。班禅被迫出走内地。而在班禅出走之后，英国企图利用达赖的新政达到对西藏的控制，政治人员为亲英分子所操纵，严重威胁到达赖政教合一领袖地位。于是，十三世达赖转而有投向内地之心，试图与班禅系统合作，但又担心班禅得到内地的支持后影响力扩大。因而在与班禅系统合作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心态。

局部抗战时期，《新亚细亚》作者群体赞成达赖班禅两系合作，并提出具体建议。积极呼吁这一主张的主要有：刘熙发表《解决西藏问题之我见》，陈尊泉发表《从欢迎黄慕松专使说到解决西藏问题》，冷亮发表《班禅回藏问题之探讨》，等等。他们试图消除达赖班禅两系之对抗，稳定西藏政局，恢复中央与西藏之间的正常关系。

1933年，在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出现缓和之际，刘熙对于达赖班禅两系合作问题，提出了两条具体建议。其一，暂留班禅宣化蒙古。他认为，班禅一心内向，中央政府本应协助班禅返藏，然而，为了维护中央政府与达赖之间的关系，在没有得到达赖允许的情况下，与其勉强护送班禅返回西藏，不如暂留班禅在蒙古宣化，以避免与达赖系统矛盾的扩大。其二，促使班禅达赖两系驻京办事处之间合作。他认为，达赖班禅两系不能合作的根本原因是彼此意见相左，而双方办事人员之间又相互隔阂，因此，加强双方驻京办事处之间的合作，是实现达赖班禅两系合作的基础。他说：“中央如能乘此达赖与班禅有合作可能的机会，先使达班驻京办事处人员携手，则达赖班禅亦可因是而谅解，以化除以往之意见，同心努力，倾向祖国，巩固西陲矣。其事虽微，其效则著。”

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陈尊泉对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之间的合作问题，提出了五条具体建议。其一，班禅发表宣言，明确声明决不以武力方式回藏，以减少达赖系统的敌对情绪。其二，班禅回藏后只要求取得其旧有后藏的政教权，前藏政教由达赖系统自决定。其三，前藏政权暂时依照达赖死后的组织，由原有负责者主持，以免因夺取政权而酿起冲突，直到班禅达赖两系嫌怨消失、情感恢复后，班禅再以和平方式取得全藏政教权。其四，班禅应组织自卫队，足以防卫自身的安全，以防备敌对势力的暗害而增大纠纷。其五，中央应派专员，对达赖与班禅两派势力进行调和，至护送班禅回藏安置妥当，恢复正常状态为止。

在十三世班禅圆寂后，冷亮从多方面系统论述了班禅回藏、实现达赖班禅两大系统之间合作的重要性，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有效方法。其具体理由如下：其一。从推动西藏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西藏为宗教社会，还处于神权政治时代，80%的藏民信仰喇嘛教，班禅回藏为西藏的教主，为藏民谋幸福，为国家谋统一，有利于消除汉藏之界限，弥补西藏神权政治的某些不足。其二，从促进西藏经济建设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西藏社会处于畜牧时代，与内地经济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班禅长期在内地，若能够以班禅在内地之所得带回西藏，则能更好地促进西藏的经济建设，以后藏首府扎布伦布为西藏经济建设之窗口，西藏的僧侣、民众观摩之后渐次在全藏推进，使西藏逐渐走向经济近代化之路。其三，从促进内地与西藏信仰统一的角度来说。他认为。西藏为宗教社会，而中央促成班禅回藏，借宗教的力量传播内地文化，有利于内地与西藏人士形成统一的信仰，促进国家政权稳定。总之，冷亮认为，达赖圆寂后，西藏政教权理应由班禅管理，倘若班禅能够顺利回藏，领导藏民归附中央，则有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若中央对于班禅回藏交涉处理欠妥.必使汉藏关系更加恶化，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

除《新亚细亚》作者群体之外，还有部分政界、宗教界人士赞成达赖班禅两系合作.试图以此来解决西藏问题，防止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就政界人士来说。在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班禅为西陲宣化使之前，为了缓和班禅达赖两系矛盾，防止彼此对抗，石青阳特意向达赖喇嘛代表贡觉仲尼解释，中央对待达赖班禅两系并无厚薄之分，班禅宣化西陲只是涉及宗教，决非令其回藏。在授予班禅与达赖的嘉奖上，戴季陶主张两者不可偏颇.防止矛盾激化。他说：“现在全国统一，允宜各予崇褒，期以赞敷至化，嘉惠黎元。”回族人士马步芳，积极倡导达赖与班禅合作，与达赖多次函洽。1933年，他派遣王振纲到南京。谋求调解达赖与班禅之关系。

就宗教界人士来说。1933年4月，安钦带着班禅的亲笔信抵达拉萨，称“昔日两方情感之龃龉，源于左右互相谗搆，嫌隙日深，致酿事端”，十三世达赖恳请班禅“即行西来，协力治藏”，安钦致电班禅“速返后藏，主持政教”。章嘉喇嘛积极调停达赖与班禅之间的矛盾。1933年，他在徐州发表谈话，希望达赖班禅两大系统合作，共同谋求西藏社会的发展和西藏人民的安宁。十三世达赖圆寂后，章嘉致电九世班禅“请对藏事多有筹划”。1934年1月，拉卜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向中央提出，“现值达赖圆寂，班禅远在蒙疆，藏事无人主持，群众失首，情势危急！嘉木样历来分掌教务，时以国是为重，咸望班禅镇危定倾，伏祈急令班禅大师速定善策，兼程入藏，主理一切，免受外惑，固我边圉，国防幸甚，中华幸甚！”5月，后藏扎什伦布寺宗教界人士提出：“藏众比如婴孩，常以达赖、班禅两佛座为父母，今既失达赖，而班禅仍不回藏，是犹失父母之孤子。”“务恳主席迅予赞助班禅大师于木狗（甲戌）年回到藏上，俾西藏教政得以继续维持。”

4.边疆政制现代化。抑或恢复边疆旧制问题

局部抗战时期，《新亚细亚》作者群体呼吁废除边疆旧有政制，促进边民参政，实现边疆政制现代化。积极宣传这一主张的主要有：冯云仙发表《目前西康兴革之要点》，温子瑞发表《开发边疆的理论与实施》，格桑泽仁发表《西康改省之计划》，刘风五发表《中国回民教育》，等等。

土司制度是一种落后的边疆政制。《新亚细亚》作者群体对其危害性进行了批判，主张彻底废除，实现边疆政制现代化。冯云仙认为，康藏地方政治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司干政，若不借助土司的势力，中央委任官吏无法行使职权，而土司肆意横行，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他建议，中央应慎选地方官吏，彻底废除土司制度，达到康藏政治清明、国家政权的统一。鉴于康藏地方土司势力强大。冯云仙提出了废除土司制度的具体方案，即中央及其委任官吏从土司手中夺取地方团练管理权。其具体办法是，由县政府遵照地方团练章程，每年改选1次，废除土司头人世袭制，清理康藏地方团练武装，编制门户。他说：“由县府委派质朴公正之人训练指挥，则虽土司之羽翼全在头人，亦无能施其权力，虽欲干政而不可能矣”。

边民参政是边疆政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新亚细亚》作者群体对此进行了思考。温子瑞指出，在边民政治训练中，最重要的是使他们“能够运用四权，愿意运用四权，以养成自治的能力和习惯”，才能在边疆地方发展民主政治精神。使边疆政治不至于为王公贵族势力所操纵。实现边疆政制现代化。格桑泽仁指出，只有实行边民参政，训练边民行使国家政权的能力，才能使边民真正相信中央的民族平等政策，更加认同中央政治权威。

加强边民教育，提高边民素质，实现边民改造，是提升边民参政议政能力的重要手段。《新亚细亚》作者群体积极主张改边疆宗教教育为国民教育，培养边民的民族民主意识。刘风五呼吁积极发展回民国民教育。确保“回民与汉民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去发展，使整个中华民族健全起来”，为实现边疆政制现代化奠定基础。

局部抗战时期，在上述知识分子呼吁实现边疆政制现代化的同时，也有人主张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来解决边疆问题。宣传这一主张的主要有：刘熙在《新亚细亚》发表《解决西藏问题之我见》，余贻泽在《新亚细亚》发表《新疆问题之症结》，徐位在《外交评论》发表《西藏问题之解剖与今后解决之途径》，沈毓祺在《蒙藏政治训练班季刊》发表《解决藏事的方案》，王洁卿在《边事研究》发表《西藏问题之症结及今后根本解决之方案》，凌纯声出版《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一书，等等。

他们认为，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是解决边疆问题的有效方法。其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有利于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沈毓祺认为，在前清时期设有驻藏大臣总领西藏外交、军事事务，中央权力一点也不松弛，西藏地方丝毫不受外敌侵略。他认为，解决边疆问题的首要任务在于恢复前清边疆旧制，使中央与边地关系更为紧密，中央政治权威无损，边地又可免于外祸。

其二。是实现边地政教分离的有效手段。王洁卿认为，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派专员管理边地政务，代表中央拥有边地的军事、外交、诉讼等事权，政治完全由中央委任的长官来掌握，达赖、班禅只管宗教事务，是实现边地政教分离的有效方法。

其三，边疆自治不是解决边疆问题的有效方法。徐位指出，有人以为实行边疆自治，规定边疆自治的程度与范围，明确划分中央与边地之间的权限范围，就可以解决边疆问题，而事实上边疆自治一时难以实现，只有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才是解决边疆问题的根本办法。

其四，达赖喇嘛曾希望恢复前清边疆旧制。徐位指出，在民国十八年间，中央政府曾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八项主张，派员征询达赖喇嘛的意见，后者明确希望能恢复前清时期西藏与中央之关系，因此，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既不致引起国际社会的猜忌与反对，又迎合了西藏宗教上层人士的意愿，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有效良方。

恢复前清边疆旧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操作方案。具体举措如下：

其一，中央派驻藏专员驻藏。刘熙认为，西藏达赖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之所以从事一些国家分裂活动，是因为中央与西藏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西藏宗教上层人士及其民众未能真正了解中央对西藏的政策。因此，他建议，中央应乘康藏纠纷告一段落之机，仿效前清驻藏大臣制度，续派驻藏专员，使达赖等宗教上层人士了解中央对西藏的真正意图，消除其若即若离的念头，实现中央与西藏关系正常化。凌纯声认为，要想恢复中央与西藏关系，第一步工作是派驻藏长官入藏，既代表中央处理西藏地方事务，又指导藏人办理外交。徐位赞成凌纯声的观点，认为中央恢复与西藏关系的第一步是派驻藏长官处理西藏地方事务、指导西藏噶厦政府办理外交。沈毓祺认为，西藏政制变革不可急于求成。他建议，先成立一个直隶于中央的西藏地方自治委员会，专门管理西藏地方自治事务，军事、外交事务一律由中央主持；同时，中央设置专员一人常驻拉萨，其职权在地方自治委员会之上.指导西藏地方自治事宜。他认为，只有划清西藏地方自治委员会和中央驻藏专员之间的职权界限。才能确保中央在西藏的政治权威，巩固西藏边防。

其二，选派专员宣慰边疆。刘熙认为，若突然恢复驻藏大臣制度。达赖等西藏宗教上层势力往往不明真相，转而怀疑中央的治藏政策，给西藏问题的解决带来阻力。他建议，在恢复驻藏大臣制度之前，选派宣慰专员赴藏，将中央治理西藏的政策，即除军事、外交权归中央之外。其余事权都归西藏地方自治政府，事先转达给西藏噶厦，以便消除西藏地方对中央的怀疑。佘贻泽建议采用宣慰制度来解决新疆问题。他认为，回民素来守法，如果没有遭受忍无可忍的压迫，绝不会发生变乱，新疆变乱的原因在于地方军阀的残酷统治，因此，采用武力平乱不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办法。他认为。恢复前清的宣慰制度，从内地选派素有名望的回教首领，随同政府专员前往新疆宣慰，向回民宣传民族平等政策，则新疆问题不难解决。

其三，加封达赖及三大喇嘛尊号。中央曾经试图加封达赖喇嘛尊号，但鉴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达赖喇嘛没有做出任何答复。在康藏纠纷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之际，刘熙建议，中央应乘机加封达赖喇嘛尊号，同时加封三大寺的三大喇嘛以相当之尊号，间接促成西藏问题的解决。

三、局部抗战时期边疆政制变革方案之评价

局部抗战时期，受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的影响，中央与边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国家分裂的危险愈加严重。为此，知识界从边疆行政建制、边疆政教制度、达赖班禅两系合作、边疆政制现代化抑或恢复前清边疆旧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边疆政制变革方案。

在边地行政建制的选择问题上，以《新亚细亚》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就西康而言，他们较为一致的赞成西康建省，并提出了一些建省的具体建议，就西藏而言，明显偏向于实行“特别自治”，就新疆而言。其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就内蒙古而言，有的赞成省县制，有的主张盟旗制。从理论上来说，实行边疆政制与内地政制的同一，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淡化边民的族群意识，强化国家观念，使边疆与内地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从事实上来说，若在不能得到边民支持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方式变革边疆政制，强行在边地推行“省制化”，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而在不具备建省条件的部分边地暂时保留特别行政建制。用渐进的方式改造边疆行政建制，更能团结广大边民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从价值诉求上来说，《新亚细亚》、《边事研究》等作者群体并不赞成边疆政教合一制度，而是倡导边疆政教分离。但是，考虑到局部抗战时期边疆社会各种客观条件，因而部分人主张暂时维持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甚至提出了“政治宗教教育合一论”。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边疆宗教改革的方式。是采取激进的方式，立即实行政教分离，还是采取渐进的方式，在尊重边疆宗教信仰的前提下，逐步改革其不合理成分。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知识界边疆政教逐渐分离主张，暂时维持边疆政教合一制度的存在，但最终目标是实现政教分离。可以说，在国家已经进入局部抗战的背景下。采取渐进的方式来改造边疆政教合一制度，更有利于团结边民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

以《新亚细亚》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界积极呼吁达赖班禅两系合作，对达赖系统、班禅系统及国民政府各方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十三世达赖晚年一面整顿黄教，一面争取与班禅系统合作，并派贡觉仲尼、巫明远等人来内地协商，希望加强西藏宗教界内部的团结。抵制外部势力。巫明远在参加西防会议期间指出：“康藏纠纷，双方均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日内并无激烈冲突。川藏两军仍相持于金沙江两岸，专候中央秉公调查。本人与贡觉代表此次来京即系筹商此项办法，本人已拟有和平解决之意见书.面呈蒙藏会石委员长以供采择。”班禅系统表现出与达赖系统洽商的姿态，多次请求中央协助解决直接与达赖系统洽商返藏事宜。譬如，1934年初，九世班禅在南京发表谈话指出：“余与达赖前次虽略有误会，近已冰释，达赖曾表示迎余回藏。遽闻逝世，个人至深哀痛，陈令蒙藏青海各喇嘛寺诵经追荐，并著一书，嘱达赖从速转世，俾政教主持有人。”中央对达赖班禅两系合作问题十分重视，并试图采取折衷办法妥善解决两大系统之间的分歧。譬如，1933年，国民政府致函陆兴祺，望其斡旋达赖班禅两系之间的纠纷，力图恢复旧日感情。以便平衡两大政教领袖之关系。

当然，知识界试图利用达赖班禅两系合作来解决西藏问题的期望值过高。他们将达赖班禅两系合作纳入中央与西藏关系问题中考虑，希望能以此恢复中央对西藏的治权。同时，鉴于班禅在内地活动的效果，因此，在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为防止西藏局势的恶化，知识界极力主张加快班禅回藏的步伐。他们忽视了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班禅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以及达赖系统的态度。事实上。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之际，国民政府害怕与英国发生冲突，于是命令班禅暂缓入藏，1937年底九世班禅圆寂。虽然知识界试图借达班合作来恢复中央与西藏关系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但是无疑为日后团结西藏宗教上层势力支持抗战提供了舆论准备。

关于边疆政制现代化抑或恢复前清边疆旧制问题。刘熙、佘贻泽等人建议恢复前清边疆旧制，实行驻藏专员制度、宣慰制度等。试图以此来解决边疆问题。前清边疆旧制在维护中央与边地关系问题上，或多或少地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正如当代学者李治安所指出的，通过册封致祭奠，“不但宣传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慰问了少数民族人士，交换了意见，密切了联系，更重要的是依据惯例，行使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明确宣示了国家主权”。但是，人类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不断变化，国家已经从君主体制转变为共和体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前清边疆旧制，无疑不是解决边疆问题的最终出路。在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体制，提高边民参政议政程度，实现边疆政制的现代化，才是彻底解决边疆问题的良方。当然，在局部抗战时期，中央与边地关系紧张，立即废除边疆旧制而实行边疆政制现代化，并不是十分可取，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前清边疆政制，可能更有利于团结边疆宗教势力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

总之，东北沦陷后，边疆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在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方案中，处处凸显了民族复兴的价值诉求。他们试图通过各种带有民族复兴色彩的边疆政制变革主张，向边疆人民输入国家观念，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动员他们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中，知识界的边疆政制变革方案，为化解中央与边地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舆论支持，更为后来的全面抗战获得了稳固的大后方，对于促进抗战胜利、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