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运抟

摘要：中国文学接源哲学源远流长，如传统文史哲的不分家，先秦诸子散文的哲理思考.近代王国维接受西哲而融合中西的文艺研究等。中国文学大量接源哲学则始于五四后流行的“主义文学”。如前30年新文学曾舶来各种“主义”，共和国新时期文学对表现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等西方多种主义的借鉴。主义文学涉及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但所依“主义”都有哲学背景。接源哲学极大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形上思考，涉及文学性质、作家认知、作品价值等评判问题。接源哲学有不同情况：或激励文学的探索和深化，或因教条而阻碍文学.甚至流于装点门面。对个体作家，哲学往往成为重要认知甚至灵魂性影响，也可能是表面认知。现代文学接源哲学主要有三种效应：主义文学接源多元哲学；影响个体作家认知；影响文学走向及其性质结构。从哲学认知入手，不少问题更能正本清源。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接源哲学；哲学认知；文学效应

文学接源哲学是久远现象。哲学不仅影响文学创作，更是文学研究的认知基础与阐释工具。欧洲文艺素有哲学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论就显示了哲学魅力；丹纳从种族、时代、环境考察艺术史的《艺术哲学》，哲学认知推进了艺术批评的完整丰富。创作方面，荷马史诗与古希腊悲喜剧多有哲学思考；但丁《神曲》揭示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还多有哲学知识陈述。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人是中心”主题由人本哲学支撑，而《蒙田随笔》可谓文学与哲学的双重文本。启蒙时代文学家多哲学家和思想家，如写过20多部哲理小说的伏尔泰.写了“教育哲理文学”《爱弥尔》的卢梭（其随笔更是文学与哲学交织），创作了史诗《浮士德》的歌德。现代西方文论注重学科化，但哲学对文学依然重要。韦勒克为《20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撰写的《文学批评》认为20世纪文学批评有三个变化：更多自觉意识，社会地位提升。发展了新方法与新的评价尺度。而“批评的世纪”恰恰大量得到哲学启示。现代主义创作的哲学化也成为潮流。卡夫卡的荒诞世界具有穿透性的哲学思考，“卡夫卡热”与此相关。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意识流、黑色幽默、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等文学都有哲学支撑。诺贝尔文学奖也始终看重给人类精神提供深刻启示、富有哲学价值的创作，体现了文史哲的综合尺度。

中国文学接源哲学同样久远。传统文史哲不分家虽与学术领域不明有关，但也是因为三者有密切关联。先秦诸子散文代表如《论语》、《墨子》、《孟子》、《庄子》和《荀子》等都有哲学思考，尤其是《庄子》阐释的万物之“道”。它们或许缺乏古希腊哲学的逻辑性和形上意义。但也体现了中国哲学特点。古典文学向现代转型中，最早结合中西美学的王国维则是接受了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王国维曾说其《红楼梦评论》“全以叔氏为立足点”，其是《人间词话》创作也体现了叔氏哲学。中国文学大量接源哲学始于五四后流行的“主义文学”。中国现代（包括当代）文学伴随着各种“主义”，甚至可以说没有“主义”就没有中国现代文学。前30年新文学不必说，共和国前27年是社会主义文学大一统，新时期文学除启蒙主义重演，更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等。主义文学涉及思潮、流派和创作方法多种情况，但“主义”都有哲学背景。接源哲学极大影响了文学的形上思考，涉及文学性质、作家认知、作品价值等系列问题。如新文学长期纠缠于阶级话语权，从接源哲学的效应看就无法独尊一端。接源哲学能激励文学的探索和深化，但教条化神圣化则会阻碍文学。哲学可能成为作家的重要认知甚至产生灵魂性影响，也可能为表面认知。中国现代文学接源哲学主要有三种效应：主义文学接源多元哲学；影响个体作家认知；影响文学走向并成为其性质证明。从哲学或我们曾津津乐道的“世界观”人手，不少问题更能正本清源。

一、“主义文学”与多元哲学

中国的“主义”多是舶来品，五四时期由于大量舶来还引发“主义与问题”之争。有感于知识界爱谈甚至奢谈主义，胡适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章首先声明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认为它们也是研究问题的重要工具，但“‘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了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胡适看法无疑受到杜威实证哲学影响。李大钊很快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同意胡适所说要研究问题和不空谈主义，但声明必须谈主义，依据有两个：一是应该“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二是主义有“根本解决”功能，如“依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解决了，诸如政治、法律、家族制度、妇女解放、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差异似乎在主义功能的认识，其实关键在主义选择。胡适的主义是泛指，李大钊则特指马克思主义，否则难有“根本解决”论。

文学与哲学的关系比较复杂。从认知目的、知识谱系和研究方法看，除探讨世界本原事物本质的本体论.如亚里士多德寻找宇宙“第一推动者”而被亚氏称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还有很多领域哲学，如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心理哲学、文化哲学。中国现代文学接源哲学既有本体论启示，更有领域哲学影响。如文研会受俄国和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前期创造社受欧洲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启示，还涉及“新浪漫主义”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颓废主义，后来革命文学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它们接源哲学就包括本体论与领域哲学。接源多元哲学从影响最大的启蒙文学、阶级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就可看出。三种主义文学都有贯穿性：启蒙文学从五四兴起而新时期又重演：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的激烈提倡到共和国一统天下：曾颇为兴盛的自由主义文学在共和国受到冷遇，新时期又枯木逢春，如胡适的现代思想史地位被重新重视，大量自由主义文学经典被重新出版，周作人散文成为畅销书，出现了徐志摩热、林语堂热、沈从文热、张爱玲热等。

先说启蒙主义文学哲学背景。以“光明驱散黑暗”的启蒙思想源自欧洲文艺复兴。围绕“人是中心”的人本哲学，文艺复兴以理性反对愚昧，以人性对抗神性与禁欲主义。启蒙运动提倡的“科学理性”、“天赋人权”、“自由天赐”等，则将“人是中心”推向“人的解放”，哲学思想主要为科学理性与人道主义。而启蒙成为中国五四知识界的共识，启蒙文学成为五四文学主潮，则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欧洲启蒙主义契合五四新文化的科学与民主。正如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所指出的：“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日，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不管是否赞同陈独秀的理解，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留学欧美的胡适、陈西滢、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等，还是留日的前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张资平、成仿吾、郁达夫、田汉等。包括鲁迅与周作人，均受到欧洲启蒙思想影响。二是本土封建文化的顽固也需要启蒙。如鲁迅塑造的阿Q、孔乙己、祥林嫂、爱姑、九斤老太等体现了集体无意识的典型，这种国民性批判正是针对封建文化而有振聋发聩的启蒙意义。中国启蒙文学涉及文化思想和社会现状很多具体问题.但万变不离启蒙主义的哲学认知，这就是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人的解放”。

同样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涉及问题则较复杂。中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自由主义状况.有研究者归纳了几种主要看法：如殷海光概括为抨孔、提倡科学、追求民主、好尚自由、倾向进步和使用白话文：欧阳哲生概括为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伦理观上的个体主义，历史观上的进化论与经济思想的放任主义；许纪霖则认为理解自由主义不能看表相，而要关注终极价值问题。可谓见智见仁。不管看法多少，就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而言，强调“人的自由”是基本立场，特别重视个体价值和保障个人自由的必须。因此自由主义反专制愚昧与启蒙主义一致，自由主义者必然也是启蒙者。胡适启蒙立场就很鲜明。如《易卜生主义》认为“易卜生主义”就是易卜生以写实主义“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种痛恨“黑暗腐败”与鲁迅痛恨“吃人”文化可谓一致。但哲学认知和社会思想，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又有差异。如面对“人的解放”这个总命题，启蒙者立足社会群体，自由主义者则看重个体价值。这并非忽视群体，而是认为群体由个体组成，个体命运是群体命运的立足点，个体权益得不到保障，群体权益则无从谈起。强调个体价值是自由主义人道思想的基本立场，并涉及如何理解科学理性和社会治理等问题。就文学思想看，启蒙者更强调文学为社会代言的功能，自由主义者也重视文学社会功能，但认为这种功能要经由个性创造，应该保留个人情趣与个人园地。

这方面。周氏兄弟文学观念的差异就具有代表性，也导致他们分道扬镳。周作人当然赞同启蒙。他在《人的文学》中还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人的发现”为背景表达了启蒙思考。围绕底层“非人的生活”，作者指出人的文学首先应具备人道立场，而这种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怜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体的“我”应该“讲人道，爱人类”。强调个体未必不可，但与鲁迅启蒙立场显然有异。鲁迅很个体化。但其启蒙恰恰看重为社会代言的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更非个人情趣。同为“语丝派”核心作家，鲁迅认为小品文是匕首与投枪，提倡思想革命与战斗性；周作人则提倡书写个人性灵和题材多样，并喜欢平和冲淡风格。也是“语丝派”核心人物的林语堂不仅介绍西方幽默理论.还提倡以“幽默的艺术方式”去描写社会和揭示问题。“论语派”时期的周作人和林语堂一如既往。根据当时社会与文学的复杂状况，很难简单评判孰是孰非。但坚守个人园地确实是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文学研究会宣言》曾声称文学是一项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而这种工作“正同劳农一样”。但注重为社会代言对作家个性多少有束缚。周作人是文研会发起者之一，《人的文学》却宣称自己既非“人生派”也不“艺术派”，而是“人生的艺术派”；认为文学工作不能“正同劳农一样”，与一般社会工作也不同，是个性精神的创作。这同样体现了自由主义文学立场。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谴责中国社会“黑暗腐败”，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催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如何发展个人的个性？胡适提出了两个互为支持的观点，一是必须保证“个人自由的意志”，二是个人必须对社会“担干系，负责任”。周作人的“讲人道，爱人类”明显有些模糊空泛，胡适的“担干系，负责任”则明确强调了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关系。这点非常重要。杜威实证主义哲学极大影响了胡适的哲学认知与文学研究。杜威1919年5月到上海后在中国呆了两年多。走遍大半个中国，在北京的五种演讲录先后重版10次。对老师的中国之行，胡适曾总结说杜威虽然没有给我们一些特别问题的特别主张，但给了我们一个哲学方法，让我们用它来解决我们的特别问题。曹聚仁也认为新文化运动风行的“历史方法”和“实验方法”在新文学方面的成果，与杜威实证主义密切相关。胡适确实偏爱实证哲学。如为何给自己白话诗集取名《尝试集》，胡适解释是：那时他想起陆游的一句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故用“尝试”为诗集名，也表明自己认为的“自古成功在尝试”的探索思想。1930年胡适在苏州青年会发表题为《科学的人生观》演说，由于涉及宇宙时刻、自然规律、物竞天择进化、社会道德等多方面，演说有些拉杂，但始终突出了“科学”立场。如何以科学的方法、精神、态度来解决人生问题。胡适就明确解释了四点：怀疑、事实、证据、真理。胡适以考据方法研究古典文学当然也与此有关。

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阶级革命文学。不管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普罗文学影响多大.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学说。由此革命文学强调了几个观点：一是无产阶级先进神圣，资产阶级反动腐朽，小资产阶级是个人主义。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就认为具有先进思想的无产阶级是天然神圣的阶级。二是反启蒙主义。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思想产物，并极力解构五四启蒙话语。如阿英（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就批评阿Q形象已无时代意义；麦克昂（郭沫若）的《英雄树》则将反封彻底的鲁迅也视为“封建余孽”和“二重反革命”。三是将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捆绑。这看似奇怪（资产阶级恰恰是反抗封建阶级而产生的），但却符合阶级革命文学逻辑：即除无产阶级之外，其他阶级都有问题。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就宣称“作家立场不在无产阶级，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边”。由此还谴责了“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儿”，认为他们提倡“趣味”与“闲暇”，不仅“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也代表了“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哲学支撑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成仿吾呼吁：“努力获得辩证法的唯物论，努力把握唯物的辩证法的方法，它将给你以正当的指导.示你以必胜的战术。”但革命文学的唯我独尊与上纲上线战法其实背离了辩证法。这些问题左联时期得到纠正，但根本思维没变，并且延续到共和国文学。

二、个体作家的哲学认知

加谬《西绪福斯神话》讨论哲学与小说关系时，认为真正有思想的艺术家是“创造自己的宇宙”，伟大小说家通常也是伟大哲学家，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斯丹达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等就是。哲学认知对个体作家确实重要。中国现代大多数知名作家都曾被划入各种“主义文学”，其实两者关系复杂（一个作家可能涉及多种主义文学，可能前后变化很大）。即使划分不无道理，也无法概括作家的哲学思想、文化认知与生命感悟。如果说“诗僧”苏曼殊的超尘脱俗。冰心基督教的“爱的哲学”，许地山的佛教救赎。这种自我还相对单纯，更多作家的思想情感则不如此。而个体认知的多元与复杂，不仅给文学史带来丰富的思想细节和历史信息，也成为文学思想史的重要构成。

个体思想的形成涉及多种因素，包括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接受教育、社会环境以及生物学遗传因素。如俞平伯、许地山、瞿秋白、郁达夫等不少作家与佛教产生关系就有家庭影响。但导致中国现代作家个体复杂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新旧文化和中西哲学的激烈碰撞。

不妨还是从王国维说起。钱基博说王国维“治日文之余，则从腾田博士受欧文及西洋哲学、文学、美术，尤善韩图、叔本华、尼采诸家之说，发挥其旨趣，为《静安文集》”。但王接受西哲有明显偏好，偏好就反映了个人性情。曾师从日籍教师腾田丰八、田冈佐治学习西哲的王国维，最先读的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等经典。先有语言障碍，但“能够自读康德书”后还是觉得难解而不喜欢。改读叔本华《世界是意志与表象》等著作后则“大好之”，这种喜欢无疑是叔本华悲观哲学契合王国维悲观性格。王国维诗人气质重，其《文集续编自序二》就感叹“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这些都反映了个人性情。学术思想与心智活动.王国维融合中西学理没有根本困难。尽管叔本华影响甚大。王国维依然不弃国学传统。如有人指出《人间词话》词学理论的深层哲学根基是叔本华哲学美学，但理论内涵和表述方式又源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王国维的最大困惑是心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矛盾。关于王国维死因，人们围绕其遗书所说“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而有殉清说、因病厌世说、与老师罗振玉不合说、欠债说等种种，叶嘉莹则提出“新旧文化急变中的悲剧人物”说，认为王国维死因涉及其悲观性格、洁身自好与理想主义，这些个体因素在新旧文化碰撞中产生了矛盾：“静安先生对于新文化之接受，实在只是限于知识及心灵的属于心智一方面的活动，而在行为与道德的属于实践方面，则受到其性格与传统文化所导致的价值标准。所以静安先生虽曾以心智之相近，对叔本华、尼采二氏之天才推崇备至，然而若以行为及道德论，则静安先生为人与二氏之绝不相类，判然可见。”王国维自家行为确实有浓重传统情结。王国维死因或许复杂，叶嘉莹所说心智与实践难以调和应为主要。新旧文化及中西哲学碰撞也是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原因。

再说鲁迅。作为五四启蒙文学的旗帜，欧洲启蒙思想极大影响了鲁迅，但鲁迅思想情感难定一端。鲁迅接受过儒、佛、道、墨、法等多家思想熏陶，也受到尼采哲学在内的西方多种思想影响。据曹聚仁说刘半农“曾经送给鲁迅一副对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朋友们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自己也为之首肯。”所谓“托尼学说”，是说鲁迅曾受到托尔斯泰和尼采影响；所谓“魏晋文章”则指鲁迅文风有魏晋风格。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就认为魏晋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且“确有异彩”。鲁迅在章太炎影响下专门研究过佛经，而魏晋文人的张扬个性、抒写性灵、叛逆性和崇尚自然的精神，是魏晋“玄学”与佛教结合的体现。鲁迅内心深处还有种难以言说的孤独与悲凉，这使其人生感受往往交织着激进与绝对。有些私人化表现也可证明。如鲁迅数次与林语堂交锋就有些意气行事。对顾颉刚更是如此。1926年鲁迅去中山大学执教，受到校方和学生热烈欢迎.而鲁迅离开中大去上海，原因之一就是中大不顾鲁迅反对而接受了顾颉刚。鲁迅1935年写的小说《理水》还以“鸟头先生”讽刺顾颉刚。如此反感虽有“道不同不相谋”，但也有个人意气。不过总体看，鲁迅思想情感的复杂与新旧文化及中西哲学的碰撞有直接关联。鲁迅曾被纳入各种阐释。王富仁归结为启蒙者、民族魂、政治工具、文化的鲁迅和人的鲁迅，这些阐释依据虽然不一，但事实上也反映了新旧文化和中西哲学的纠结与影响。

宗教有哲学与神性交织的双重性，接受宗教哲学则是中国现代文人接源哲学的重要现象。其中佛教影响特别大。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有个观点即晚清新学家者（主指维新派人士）“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则分析了佛教在中国民间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五四新文化那么激进，很多作家却对佛教情有独钟。哈迎飞《“五四”文学与佛教文化》专门研究五四文学与佛教文化关系，认为五四作家普遍近佛或对佛教表示好感。与佛教精神魅力密切相关。佛教人生皆苦、世事无常的苦空观。能够传递现代中国特有的悲观情绪；佛教的自贵其心、不依他人的精神追求则与“五四”个性解放意识有契合之处：现实问题与道德困惑也使得作家对佛教本性观、清净观产生好感。周作人《五十自寿诗》自谓“半是释家半儒家”。而俞平伯、许地山、瞿秋白、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的思想都与佛教有关。这方面弘一法师是代表也是楷模。作为新文化运动早期活动家，李叔同曾出国学习西洋美术、音乐、话剧，诗词书画皆有造诣。他人生中途毅然出家在当时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震荡。而弘一法师“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则如朱光潜纪念文章题目《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画龙点睛。法师这种高风亮节的释家意识也得到夏丐尊、朱自清、叶圣陶、宗白华等很多文化名人的高度赞扬。夏丐尊与弘一法师情谊笃厚，法师曾给夏丐尊写过一个对联“一法不当情。万缘同镜象”，而开明书店1929年为弘一法师出版《李息翁临古法书》就是夏丐尊操办。除半儒半释，更多是儒道释互掺。儒家的社会伦理说，道家的人生自然说，释家的四大皆空和修行说，在很多知识分子内心有调节功能。

接受西方宗教也值得注意。如“学衡派”梅光迪、胡先骗、吴宓这些留美教授提倡“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就受到欧美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影响。这里想特别说说闻一多。作为很有个性的学者和作家.闻一多曾留学美国接受西方思想，但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诗云子日”的他又有传统士人气节.对新旧文化和中西思想差异有深刻体会。其《从宗教论中西风格》就是从宗教角度比较中西文化。文章认为中西风俗差异可从多方面谈。但宗教更扼要。作者指出：宗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从狭义看中国人则没有宗教，因为中国人缺乏虔诚的宗教意识。闻一多认为“宗教本身尽有数不完的缺憾与流弊”，但“产生宗教的动机无疑是健康的”，因为原始社会开始形成的宗教虔诚体现了人类原始思想动机，源于原始人的求生意志以及对大自然和对神的敬畏。而中国人“既没有真正的灵魂观念，又没有一个全德与万能的人格神。所以说我们没有宗教”。由此作者比较了中西宗教观念：“有人说西洋人的爱国思想和恋爱哲学，甚至他们的科学精神，都是他们宗教的产物，他们把国家、爱人和科学的真理都‘神化了，这话并不过分”，相较西洋人宗教动力的虔诚与执着。作者对国人则有激愤指责：“你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和你古圣先贤的什么哲学只能令人作呕，我都看透了！你没有灵魂，没有上帝的国度，你是没有国家观念的一盘散沙，一群不知什么是爱的天阉”，文章最后还痛斥“你这没出息的四万万五千万！”这种愤怒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毛泽东曾赞扬朱自清和闻一多爱国，因为前者宁可饿死也“不食美国粮”，后者面对国民党高压“拍案而起”。但两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爱国内涵却很丰富。1944年5月西南联大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座谈会，闻一多发言说道：“五四时代我受到的思想影响是爱国的，民主的，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如何团结起来救国。五四以后不久，我出洋，还是关心国事，提倡Nationalism（国家主义）”，但接着又有“我念了几十年经书，愈念来愈知道孔子的要不得，因为那是封建社会底下的，封建社会是病态的社会，儒学就是用来维持封建社会的假秩序的”。这种启蒙立场的爱国，从政治出发显然无法阐释。

建国后我们对宗教的重视通常与民族政策相连。即使有知识分子和作家接受宗教哲学，个体也不会公开表达。这在新时期发生明显改变。如果说赵朴初这种著名佛学家还有官方色彩，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将宗教视为人类精神救赎途径，张承志皈依伊斯兰教和北村信奉基督教，就属于个体公开的代表者。其实从作品看，很多当代作家至少对佛家哲学是欣赏的。

从哲学认知和文化思想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个体情况确实复杂，而新旧文化及中西哲学的纠结也确实是根本原因。左翼文学史作家论有鲁、郭、茅、巴、老、曹序列，这种意识形态化的排位显然难以说明他们的深层精神。比如素来定论茅盾左倾，但其深层精神其实很难得知。茅盾北大预科毕业即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很早从事外国文学介绍并有专门研究，对丹纳从种族、时代、环境考察艺术的思想也很欣赏，即使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往思想资源也不可能抛弃。巴金在法国留过学，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著作，欣赏过俄国民粹主义，其个体思想也难以被“左翼化”。旅居英国长达5年的老舍同样如此。左翼文学史赞扬的作家中。郭沫若与周扬的变化最有代表性。五四时期郭沫若奔放不羁，凤凰涅槃的高歌和泛神论色彩（包括闻一多批评的“欧化”），都使其新诗独步一时。后来郭沫若创作基本政治工具化，政治操守更受垢议，但其内心世界无疑有矛盾。周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拓者和宣传家，译介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翻译过托尔斯泰作品，年轻时西装革履神采飞扬，但到延安后深藏不露完全变了个人。李辉曾以“摇荡的千秋”比喻周扬的人生变化，感到“他的复杂，他的难度，远远大于我以往所描述过的任何人物”。周扬的多面性确实令人惊讶。李辉《是是非非说周扬》记载了近20位采访者对周扬的看法，众说纷纭中有天壤之别。李辉发现为适应政治而改变自我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难以避免的结局，这种状况包含了政治状况、思想环境和生存考虑等多种因素，但相关政治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新旧文化及中西哲学激烈碰撞的结果，而知识分子的个体尴尬也与此相连。

三、文学性质的证明

无论群体影响还是个体接受，接源哲学都带来很多文学事实的改变，发生了显著效果，它们可以作为评判中国现代文学状况的重要依据。此问题长期纠缠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争夺上，并涉及新文学与当代文学两个时代。

关于新文学性质，很长时间遵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定位，即五四前新文化运动还是资产阶级领导，但五四后的“盟长资格”则属无产阶级。因此新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丁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等新文学史都遵循这种定位。但正如曹聚仁感慨的：“谈革命文学的，每每强调阶级意识的觉醒，好似五四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若干叙说新文学演进过程的.也把以农工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当做进步的记录。其实，五四运动所促醒的，乃是知识青年，以及城市一部分资产阶级，领导社会革命的，也就是这一群人。”即使五四新文化新文学推动者不限曹先生所说“这一群人”，也是众声喧哗状况。有学者指出国民党政权虽然在政治、经济、军事占有绝对优势，但国家权力对文学的控制始终未能集中。如左翼文学兴起同时，自由主义文学、民主主义文学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也在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并存竞争，恰恰与多种“主义文学”接源多元哲学相连。换言之，多元哲学认知已经确立了新文学性质的多种构成。后来的“重写文学史”事件，不仅是对争夺阶级话语权导致历史曲解的反思。也是对新文学多种构成的追认。关于1988年《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栏目原因，当事人王晓明有如此回忆：重写文学史事件“不是哪一个人或哪几个人发动的，是那个时候许多学者的共识。虽然看起来是我们这一辈人在出头，发文章啊，主持专栏啊，背后其实有很多前辈学者的支持，如北京的王瑶先生，上海的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他们的支持是很重要的。我们都是他们的学生.而‘重写包含了对老一辈的研究成果的重新审视，例如对王瑶的《新文学史稿》，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的重新评价。如果他们那儿有阻力的话，情况就会不同。可他们却积极支持，在背后推动这个事情，这一点非常重要”。

作为事件的“重写文学史”过去了，但相关思考一直延续。新世纪以来有些新文学研究者提出“中华民国文学史”概念，显然更有突破意义。民国文学虽然只是一种国家制度的文学表述，但摆脱了争夺阶级话语权的主观与局限，也更重视特定时空的文学事实。如李光荣《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出版后，张中良书评指出：有批评者把“民国机制”说成是学者想象，其实民国机制只是民国制度及其功能的一种表述，抗战烽火中，西南联大不仅集中了一批著名的文学教授和作家，而且培养了一批年轻学者和作家，“西南联大不仅有现代主义，也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而这样的特征也是民国文化自由性、包容性的表征”。书评还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信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召开的一次年会中，张中良负责学术组会议发言安排，由于“当时担心政治上有风险”，民国文学话题就没列人大会发言。如今西南民族大学还成立了民国文学研究中心。由担心“政治风险”到能够名正言顺地研究并成立公开研究机构，无疑体现了学术思想的开放和学术环境的宽松。

民国新文学走到共和国当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性质出现了分水岭。正如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该书1963年和1964年分上下两册出版）确认新中国文学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1980年修订本对极左思潮有所注意，但性质解释依旧。随着时间推移，文学内容逐渐增加。但1980年代的当代文学史教材关于性质的界定还是延续以群本，至多说社会主义文学主旋律外伴有其他成分。何谓“其他成分”却语焉不详。之后的教材有所改变，但大体如故。尽管新时期初期有“两个凡是”，即使起初的启蒙重演还肤浅幼稚，但文学表现与前27年政治工具化的文学还是完全不同了。

文学思想及其话语模式出现天壤之别，当然是由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引进与借鉴。而它们恰恰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哲学的接受。我们不难发现引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话题，往往多是哲学美学。如1978年至1982年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文章（有各种数量统计，大体500篇左右），如弗洛伊德热、荣格热、尼采热、萨特热的出现，如大量译介西方哲学美学的翻译热。新时期文学蔚然成风的艺术试验，确实存在形式主义问题，但很多作家还是为了表达社会批判和文化比较。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有深刻背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摧毁、资本社会的激烈竞争和物质时代的精神困惑，使西方现代作家产生了巨大荒诞感。不少人认为西方思想不符合中国社会，但对经历了极左荒唐尤其文革荒诞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至少对西方的荒诞感产生了共鸣。无论早期宗璞、李国文们嘻笑怒骂的“怪诞小说”，还是后来的先锋文学、寻根文学、新写实文学、新历史文学和女性文学，很多作品都显示了卡夫卡式的荒诞意识，都以“神似”方式揭示了生存变态。很多作家对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也显示了对生存变态与荒诞世界的批判。新时期文学试验不仅呈现了哲学认知的多元，某种意义上还重现了民国多种主义文学的状况。由此，当代文学性质也出现多元结构。

探索精神是哲学本体的关键所在。从中国现代文学大量接源哲学的情况看，很多接源就体现了探索精神，就会多出经典或比较优秀的作品。但将接源的哲学思想教条化神圣化。则不仅明显地阻碍了文学发展，而且留下了很多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