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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文学部分先行者(上)

2016-10-28王泽群

柴达木开发研究 2016年2期
关键词:海西州柴达木张家

王平顺

认识王平顺先生的时候,他已经是海西州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了。

那时候的王部长,年纪大约也就是40岁刚刚出头吧(就这样,也许还把他说大了呢?),但几乎是一头白发了;个子不算高,身体却不错,给人一种结实、干练、精力充沛的感觉。他是陕西人,据说是1958年进柴达木的,最初在粮食部门工作,应该是从低层做起,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吧。那时候,我因为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最惧与领导打交道,很有些“老鼠见了猫,掉头就跑”的胆怯心理。能不见则尽量不见,见了也尽量不说话。希望是不给领导们留下任何印象,悄悄然地生存。但是,文学的创作欲望和起步比较好的原因,我这个人也不能不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1978年调到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的时候,我在思想上的政治压力小多了,也常常能够与平顺部长对话与交流了。我的感觉,平顺部长是一个极亲和的人,也有相当的理论水准,在偏僻、闭塞的柴达木盆地里,他是一位开放型的、能够接受新事物,善于理解新观念,有许多新思维的领导。现在想想,其实那时候,他就掌握着海西州文学艺术发展的大方向,是海西州文学艺术方面的最高领导,什么事儿,到了他那里,他点了头了,基本也就可以实践完成了。像创办《瀚海潮》杂志,调高澍同志到编辑部工作,都是平顺部长拍的板才实现了的。他的文字功力也相当好,记得1981年的海西州文代会,他的报告都是自己动手广征意见,仔细修改,高屋建瓴,全面细致,很有说服力的。

可以说,柴达木在改革开放初始的文学艺术发展,有那么好的一个形势,王平顺先生功不可没。而对于我,有一件事情铭刻在心,此生难忘。

由于观念与历史的原因,“十年动乱”里,夫妻分居的问题从来没有列入我们党的议事日程里,那些年间,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对夫妻分居两地“干革命”,高至被打倒的省部级干部、低至平头老百姓。我和妻子结婚后,一直两地分居,为了彼此能够多少有些照顾,我在省“五七干校”毕业后,谢绝了干校领导的热情挽留,直奔海西州,主动要求去大柴旦镇工作,盖因那里离我的妻子工作的马海农场较近,相隔近100公里,偶尔有个假期、有个顺风车,我们年轻的小夫妻还可以一聚。1974年,有了一个机会,海西州文工团,正缺少一名编剧,因为我已经写过一部话剧《柴达木人》,一部小歌剧《草原夜校》,还有许多诗歌、散文见著于报端,所以,他们很想调我去。而如果我调过去,就极有可能把妻子也调过去——这可是一个好大的希望呀!——为此,我专门从工厂里请了假,到了德令哈。

文工团的吴团长、白教导员对我想要调进文工团,都表示了极大的欢迎,特别是白教导员,记得他好像就是从组织部出来的干部?他几乎一天一趟组织部、宣传部的走动,天天回来都会告诉我,快了,快了,没什么问题了。你的创作成绩和能力,大家都知道,领导也了解。我们就缺你这种人才,组织上他们更知道。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啊。只要你过来工作了,我们就把你妻子的调动工作抓紧,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事儿。你等着……

我也在一片温情与希望里等着。

不料,有一天白教导员找到我,脸色很沮丧地对我说:“泽群,不行了。调不成了。你还是回工厂吧……”我心上一凉,不由得问:“为什么?为什么呀?……不是说差不多了吗?”白教导员有些尴尬,他想了想才说:“还是你的成分问题。组织部没通过……”我不解,忙说:“他们不是早就了解吗?您不是说这不算个问题吗?怎么?……又成了问题了呀?……”白教导员无言以对,沉默良久,才说:“组织上就是这么个理由啊……泽群,你先回去吧。等以后,等以后有了机会,我们再一齐使使劲吧……”我虽然心里冰凉,但也知道,此事终结了。于是,只得垂头丧气地回了工厂,继续搞我的材料计划与采购工作。但对于我的调动,州文工团的领导先热后冷、截然两样的态度,我一直存有极大的悬念而不得其解。

粉碎“四人帮”后的某一天,省上的专业作家金荣章到海西深入生活,一次饭后闲聊,他突然问我:“74年你调动工作的事情吹了,原因你知道不知道?”我一凛,忙应道:“不知道呀。我也纳闷呢?……”金荣章阴阴地一笑,说:“你还纳闷?你差一点儿就叫人家杀头了呢!”我大惊讶,心上全凉了,家庭包袱再一次沉沉地压在心头,忙说:“不会吧?我怎么不知道呀?一直是风平水静呀!……”金荣章听了,便把手中的烟灰一磕,说:“他们一直不让我告诉你。好在‘四人帮也垮掉了。想来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我就告诉你吧……”他紧接着问我,“你到了州上,住在哪里?”我忙应道,“广播站呀。那时候没钱,私事儿住不起旅馆,只有广播站上能够在办公室架一张床。王文泸出差了,不在。是XX拿了她的被褥给我用的。”金荣章哈哈地大笑了,“就是这个XX,差一点儿拿你垫背,把你告了,她有了功,就可能调回北京去了。你呀,太轻信这个XX了。”

这位XX,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也是分配到青海工作,进了柴达木,在州广播站上做编辑兼播音员。有一天,我们同在汽车修理厂工作的高澍找了来,说,走,一块儿吃饭。州上来了个XX,人品不错。你认识认识。就这样,我与XX也就在大柴旦认识了。听她一番谈吐,是个大城市、上过名牌大学的知识女子。“感觉相同,涸壑相濡”,便也就通过高澍,认了这么个朋友。74年跑调动为了省些住宿的“银子”,文泸不在,就找了她。

不料,找了她,险些酿成杀身大祸!

XX的未婚夫是她原来大学里的讲师,她那时候一门心思想调回北京,苦于求告无门,也没有突出的政治表现(好像她的出身也不怎么样呢?)。社会上正“批林批孔批大儒”,稍有点儿政治良心的知识分子,都知道这又是一次那四个坏蛋搅出来的浑水,虽然学习会上、公众场合都是噤声,但私下里也常常说些知心话,发发牢骚。那夜,住在广播站的办公室里,恰好我的四弟在海西州体委暂借做乒乓球教练,于是,XX,强文久,加上我们弟兄俩儿便趁夜开怀畅谈,由历史说到当代,由当代说到“批孔”,由“批孔”说到当时的那些宣传口号,大家都认为又是一场荒诞至极的“运动”,又是江青借毛主席的威望在胡搅蛮缠,妄想篡党夺权。我那时候才29岁,年轻气盛,说着说着便豪气顿生,说了一句:“我是近不得江青身边,若近了,我一定一刀刺死她。‘我以我命谢天下!当时,并没有人表态反对,甚至都点头赞许。哪想到,第二天清早,XX却去了宣传部,直接找到了部领导,反映了“王泽群出身不好、贼心不死,与共产党有刻骨的阶级仇恨,说了反江青的恶毒言论。”王平顺部长听了,当即出了一身冷汗!……组织部刚刚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认为王泽群是个人才,既然文工团需要,调过来也可以么。却突然有这XX女士,反映上来这么一件“恶攻事件”,这可是不敢耽搁的“大事”!……但是,平顺部长一是心存善良,二也是有工作经验,仅XX一人的话,不可作为证据。他决定进行调研了解,及时地找了强文久,强文久听了,也吓了一跳,但他深知厉害,一口否认我说过这等话;平顺部长再询问了詹文锦(时任文艺科科长),好人詹文锦当然知道事态的严重,他说,泽群这人不敢说这种话吧?他的出身他自己不知道吗?……再说他的创作、诗歌、散文、戏剧,都是很健康,很向上的,有一定影响的么。仅凭XX一人的汇报,不敢做定论吧?……而机智的王贵如(时任文艺科科员)反诘道:“且不说谁也不知道泽群是否说过这种话。若是有这种话说出来,也必定要有一种气氛,一种环境。XX说泽群说了这种话,她当时一定说了一些类似的话,才能引出泽群的这种话吧?否则,空穴来风,王泽群怎么会敢说这种话?……”平顺部长听了,想了想,叹一口气说,“算了,算了,这事儿到此为至吧。真有这话说出来,那是要掉脑袋的。但是,让泽群还是呆在工厂里吧,调文工团当编剧的事儿,暂时不办。”

这也就是白教导员忽然冷了脸子、沮丧地告诉我“调不成了”的真正原因。至于他是否知道内情,则不得而知。

听了金荣章的介绍,我热血贲张,泪涌满胸。对这一批爱护我、保护了我的同志们心存万般感激!……不容易哪!在那个时代,那种时候!……尤其是王平顺部长,他的练达、成熟、与人为善、事理明了,使我在极严峻的生存环境里得以安生,斯情斯意,此生难忘矣。

金荣章说,其实这个事件的因由,许多人早已知情,但碍于我的个性,又不曾真担了罪名,便一直压着不让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始末,也只有金荣章一个人向我讲过。是否与当时的事实还有些出入?我就不能再肯定了。若干年后,我与王贵如先生共事时,也说起过这件事情,贵如兄说,当时,大家都觉得XX太过分了,也都为你说了好话。但王部长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这个领导,能力强不说,品质也好。斯言是也。

呜呼,近30年过去。想起柴达木肩负着文化与文学开拓者重任的同仁们披肝沥胆,风雨与共走过的道路,第一个让我纪念的,当是王平顺部长。不说那一番事业,他是鼎力中坚;就是这件“案子”,没有他的爱护与保护,泽群也许早做了“冤鬼”,命丧黄泉了呢!……善哉。善哉。只是而今天各一方,琐事繁乱,我离开柴达木便不曾与王平顺先生联系。不知老部长现居何处,身心是否安康?……

泽群今日窗下敲键著文,仍是思念深深。但愿老部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哦……

张家斌

我的文学生涯,有一位与我渊源深远,教益辅大者,是原海西州文化工作站站长、党支部书记,1986年以海西州文联主席职务内调上海的张家斌先生。

其实,不止是我,改革开放初始,从柴达木盆地海西州文联发轫的作家、艺术家,不曾受到张先生泽被者,几乎鲜见。无论是仍留在青海省内的姜维周、井石、风马、杨勇军,还是已离开青海的许多柴达木的作家、艺术家,都曾经受到过张家斌先生的扶掖与支持。他是一位深谙艺术规律,颇有创新精神,眼界高远锐利,胸怀宽广博大的难得的基层文化工作领导人。

我与张家斌先生,相识于1974年。

那一年,省上有个文艺会演,海西文工团在筹备节目时,特地请了还在水电站工作的张家斌,有格尔木的作者写一出小歌剧,张家斌负责导演。但他读了剧本之后说,这本儿不行,没有矛盾,不出戏……正这时候,我因公务到德令哈。1972年和我合作过的吴团长见了,赶紧请我帮帮忙。我读了那本子,确实差点儿,就趁着晚上在招待所里拉了一稿,交给了文工团。张家斌见了我写的剧本,说:嗯?行了。你们请谁改的?这个人懂戏。这剧本好排了。由此,吴团长便介绍我与张家斌认识了。后来这个小戏,好像还在省上得了个什么奖?这可是记不清了……

1978年夏,我出差去德令哈,在马路上碰到了张家斌,知道他已调海西州文化工作站做站长,我顺口就说了,咱俩有缘分呢。我也想到这种单位来工作。您若是方便,调我过来如何?他却就一口答应了。我也没想到,几天之后,借调令就到了工厂。厂领导李家同志,非常通情达理,立刻通知了我,而且他还说,小王,你做好思想准备,不用回来了。我觉着,你应该到这种单位,发挥你的才能。李家书记的话,给了我不少鼓舞。

到了德令哈之后,张家斌安排我暂住招待所,立刻开始工作。那时候,百废待兴,希望在前,人们对新生活充满憧憬,何况,大家都想好好地做些事儿,热情都极高!正是一个新的“十一国庆”,文化站搞了许多活动,不敢说人山人海,可也是热闹非凡!……

也就是这一年,文化工作站又前前后后陆续调进了不少有专长的人才。我记得名字的有:姜维周、傅其麟、史振荣、童定怀、杨勇军、刘玉峰,后来的高澍、孙正平、朱文虎等同仁,此前,连北师大的毕业生、在中学里教数学的强文久先生都主动要求调入了文化工作站呢。我以为,因为张家斌重视人才的缘故,许多同志都来到了文化工作站聚集,群才群艺、群策群力,很快成为柴达木的一个文化热点。这年冬天,《瀚海潮》杂志由州委批准,正式创刊。张家斌责无旁贷,做了主编。

他担任主编之后发表的履任讲话,就很让人钦佩。他说:柴达木这片古荒原上,咱们这是第一份文学刊物。不容易呀。说文化,我“阿拉巴拉”地懂点儿,真要弄文学刊物,我也不打肿脸充胖子,我基本是外行。就靠你们这些人才了。上面有宣传部,贵如、生龙,都是内行;下面就靠你们了。但是,我当这个主编得有肩膀头子。你们放心大胆地编刊物,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艺术上又不错,好的,你们就大胆发。审查,宣传部有人负责;作品的艺术质量,你们编辑负责。真要是出了问题,上头找了下来,你们放心。我顶着!绝不把责任朝你们头上推!

张家斌说到做到,刊物稿件、内容、编排、版式,他从来不管,交给我们放心大胆地去编;但有了问题,他却真正敢于承担。平常里,省上召开个座谈会,刊物通气会,他从来不去,总是让年轻的我们去长见识,学经验。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风刮得很厉害,有些人也对《瀚海潮》提了一些意见,省上要开会,他却二话不说,把胸脯一拍说“这个会我去开。”就和宣传部的同志去了西宁,针对那时的一些“左风”意见,他在会上慷慨陈词,一是说《瀚海潮》仅只是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上的地区刊物,不能刻意上纲上线,州委办这样一个刊物,也是为了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艺术,培养少数民族人才,批评者要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刊物;二是对一些并不公正的意见,他是非常细致地从理论高度上进行了分析、认识,肯定大方面,改进小侧面。使那次的“清除精神污染”的风,对我们影响甚少。我个人以为,张家斌的文学修养与理论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为了办这个刊物,他订阅了许多在全国都有影响的杂志,仔细读过后,还常常向我们推荐介绍,使我们也受益匪浅。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次去西宁开会,会上,发表了在全国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春雪》的作者余易木先生,非常郑重地向我推荐了一篇评论鲁迅的文章。我读后,觉得论点固然偏颇、尖锐,但也很有可取之处。稿子带回来,请张家斌把把关。我当时还说过,鲁迅先生的小说创作,确实有一个成熟期与衰退期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请作者修改一下,专论鲁迅的小说创作,似能站住道理,以引起争鸣。岂料,张家斌看过之后,立刻找了我说:“泽群,挂号把稿子退了吧。鲁迅是中国文学的真正旗帜。他老人家是动不得的。再有理由,也轮不上咱们这么个小刊物来研究讨论。”我还想讲讲道理,他却脸色一板,说:“你是主编?还是我是主编?……这事儿,不讨论。”我再争辩,“可以让贵如看看么。”他却依旧板着脸说:“到不了他那儿。我这一关就没过。我都没过,你麻烦人家领导干什么?……你赶快退稿!”于是这稿子就“完璧归赵”了,后来,有一家省级刊物将此稿发出,果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别人家的事儿,不提。但张家斌当时处理此稿的态度。却让人难忘。

对于干部管理,办公制度,张家斌在那个时候就实行了非常宽容的“弹性”体制。他从不要求我们按时踩点上班,也不要求我们没事儿坐班,喝茶,看报,侃大山。他说过:“我知道,你们都是些夜猫子。越是晚上越来精神。所以,不开会,不学习的时候,上班时间随你们的便。但是有一条,该拼命的时候,都得拼命;该顶住的时候,一定顶住。古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一时你们干得好,其他小事都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文化工作站的工作,总是忽喇喇地齐心合力,闹腾腾地有说有笑就干了!那时候年轻,同仁们都好酒,有时候一喝喝到下两三点,醉里还在小城马路上角力摔跤、“干架”,记不清都有谁了,但我和高澍是绝对在其中,好像是惊动了一些早睡的人?第二天,时近中午,我们才到了办公室。张家斌先是把我们“臭骂”了一顿时,却早在家里煮好了稀粥、备好了干粮、小菜说,“一个个准都没吃早饭。我给你们准备好了。吃去吧。但是,不准有下一次了啊!……”大家都嘻嘻哈哈地跑到他家里吃饭去了。边吃边调侃道:“哎呀!幸亏有这样一位好领导。若不是站长给我们熬了稀饭,这醉大了的肚子,别的还真吃不进去呢……”

我这一生,参加工作后,调动了五六处工作单位,人文气氛最好的,当属在海西州文联的那8年时光。1986年,张家斌调回上海的时候,我也奉调去了省文联搞专业创作。1996年,我去上海公务,张家斌已经退休,恰好,由我做文学统筹兼执行制片人的一部电视剧《龙珠》,要去泰国拍摄,听说他一直没有出过国,为了感谢他在高原对我的帮助,便请北京电视台给他们单位发了一份公函,请他做了该剧的制片主任。我们老哥儿俩在泰国亲亲热热地一起工作生活了50多天,又是朝夕相处,又是他给我把关,那日子,过的正像泰国的天气:热。

柴达木天高地远,德令哈小城旖旎。地处西北边地里的海西州文联和那些主管文学艺术的领导,至今让人怀念。

陈登颐

他当时在大柴旦中学里教书。上海人。

陈登颐来柴达木之前,已是相当有名气的译书人。“十年动乱”之前,译了多种著作,译笔秀美,释意准确。我现在手头还有他赠送的《大音乐家舒曼传》。

但他在大柴旦中学的个人生活,却是乌七八糟,不堪细描。不大的房间里到处都是书、书、书;除了书,还是书。又掺杂着一种独身男人特殊的不洁的气味儿。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不是很强;但是生活生存能力,却极顽强。身体也不错。膂力极大。多年来,他一个人生活在高原盆地里,太太身体不好,留居上海,不曾记得来柴达木看过他?

那时候,军垦青年里爱好文学的人不少,对陈登颐先生也是钦佩之至。每逢从马海、格尔木农场过来,途经大柴旦,只要有点儿闲暇,总会结帮成队地去拜访“陈老师”。携一瓶酒,几个罐头,在陈老师那里开伙,边吃边喝,边喝边聊。文化的极度荒芜与文学的极度渴望,形成青年们心理上极大的反差。而在陈老师这里,总能得到一点儿文学“甘酿”、或是泊来的异样思想。

我在《扬子晚报》上开的散文专栏《西部青春》,在《城市》一章里,对大柴旦有过这样的描述:

大柴旦是1954年开发柴达木时工委驻地。盖因它的西面发现了冷湖油田,南面发现了锡铁山,附近又有煤矿资源;而它又正处在东西、南北两条拟建的公路交叉点上,海拔3100公尺。北依达肯大坂雪山,南望大、小柴达木湖。湖边有些须牧草,树却不能活。典型的荒漠风光。但一座城市却就这样诞生了,人口不到两万。我进这座城市的时候,大约是它的鼎盛时期——虽然那时候州府就已迁至德令哈——不仅有火电厂、化工厂、汽车修理厂、拥有三个车队的运输公司、冷湖油田地勘总部,而且邮局、医院、百货公司、招待所、电影院一应俱全。最令人感叹的是不足两万人的小城里,仅两三年里从北大、清华、西安交大、东北林学院等分配至此的大学生,再加上“626”指示从北京、上海下来的高级医生竟有600人之多。一下子,这座城市有了“文化”,地区的足球、篮球冠军、青海省的桥牌冠军盖出此城。1972年以后,响应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会上的讲话而下基层西行的“文化人”,也大多选择此城驻足,也是因为这里的“文化”和众多的文化人。

与陈老师相处的那些年里,就是在外部自然环境如上,精神世界又是“十年动乱”压抑极重的时候。大家找了来一聚,在陈老师的狭小房间里,是舒一口浊气,偷几缕阳光,发一顿牢骚,泄几分郁闷的快乐日子。所以,心里,对陈登颐都十分敬重。他那里,那时候,有一块“文学空间”。

他是有学问的人。他是懂外国文学的人。

陈登颐对音乐的造诣也颇深。他懂得旋律与作曲。1972年,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30年的时候,文化空间曾有一点儿舒展,陈老师找到我,要了好几首我现写、现作的歌词,他谱了曲子(说实话,他谱得相当好听呢)。由我送到了州上的专门纪念讲话的“办公室”,结果却不了了之了。这真是一件憾事。

陈登颐个子不高,头发早就谢顶,终年戴着干部帽子,轻易不摘。眼镜后面的眼神深、且异样地难以琢磨,注视你的时候,很难想象他在想些什么。最精彩莫过于他的胡子,他是注意修面的。但只修到下巴,于是光光的脸颊下面,从下巴直到脖项上,全是浓密的胡须虬生。一点儿也不文明。

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立刻翻译出版了《外国短篇小说100篇》,厚厚的三大册。成为当时许多大学中文系里的教材。他送过我一套,被年轻人借了去,不曾归还。

我调入省文联时,他还在大柴旦;我离开青海省时,他好像在海西州政协做了一个什么委员?常委?还是副主席的?……我不大清楚。但我以为,他做这些事情绝对不能胜任。以他的个性,接了这种“荣誉职位”,有时不是说假话,就是得罪人。而且,可能是前者的成分居多。因为,陈老师毕竟已历练不凡了,他已经学会珍惜那些他年轻时不屑于珍惜的“社会荣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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