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薇

一部关于医院与医生的纪录片，十集，播出在医患、医媒矛盾最胶着的微妙时期，全面地呈现医生真实的工作状态，其中不乏“曝光”失败案例，却在社会引起很大的正面反响

一部由上海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上海广播电视台合作拍摄的十集医疗类新闻纪实片《人间世》，和以往看到的医院故事有些不同。第一集开篇，就是两位年轻病人“不治”的案例——32岁的急性心衰病人朱建峰和24岁的海鲜中毒病人邹磊。一共5个案例，其中3个案例中的患者最终不治。

这一集取名为《救命》，有人开玩笑说，救命就是很难救命;第二集《理解》，记录了急救车不被理解，舍近求远、周转不畅的现实。十集的片子里，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故事，比如一位做试管婴儿失败的失独母亲，一台被迫中止的手术，一位手术做了9小时、直到手抽筋的院士，一位怀孕了被查出癌症的准妈妈……

片子刚播出，就引起不小社会反响，相应的微博微信阅读量也很快攀至十万+。

“我们不想做非黑即白的报道，不写非黑即白的人生，而是想展示黑白之间的灰度。”《人间世》总导演周全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起初，他们担心是不是呈现了太多人生的残酷、生命的痛苦。然而，“人性的光辉是很奇怪的，当你遭遇困境的时候，当生命遭遇悬崖的时候，才会看到生命力的存在”。

他们更希望，通过观察医院这个社会矛盾集中体现的标本，反映社会变革时期，和谐医患关系如何艰难前行，通过换位思考和善意的表达，去展现一个真实的人间世态。

医院主动提出拍摄医学局限性

上海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宣传处处长王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部纪录片能够在上海拍摄并完成，绝非偶然。

在此之前，另两部医疗纪录片《急诊室故事》《来吧，孩子》都是他们与电视台深度合作的产品，反响不错。上海医疗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三大健康指标连续多年居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

表现出“医学不总是妙手回春、不总是人定胜天”的想法，其实是医院自己提出来的。周全记得，早在2014年，在上海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召集的22家医院协调会上，一些医院的院长、党委书记说，能不能通过纪录片客观反映一下，尽管现代医学发展很快，但还是有局限性，有可为和不可为。

周全深以为然。他们与上海卫计委很快达成共识。“医生们长期戴口罩，现在，我们要拉下口罩、拿起话筒。”

他们一直希望做实证类报道，要体验、蹲点、沉浸入某一个领域，做长时间观察，回归到社会记录的本原。为此，他们拟定了不少体验对象：社区居委会、街道派出所，甚至是一家深夜酒吧。记者团队，来自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下属的深度报道团队，共四人，每人另外配两名助理编导，此前他们曾完成315打假、食品安全黑幕等报道。

“拍摄无禁区，播出要沟通”，双方确立了合作原则。电视台想好了“理解”“希望”等几个关键词，但没有预设立场，更不知道将会拍到什么。上海卫计委则为此片成立了医学伦理委员会和医学专业委员会，就片中案例审看、把关。

从2015年初起，记者们穿着白大褂，像见习医生一样蹲守各大医院，做前期调研。“前3个月，完全没有办法跟医生讲话。他说专业术语，还夹杂着英文单词，我们都不懂，只能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记者董路翔说。

有一次，他在手术室里围观。临走时碰了一下主刀医生，告诉他自己要走了。不料医生立刻僵住不动，说“我脏了”。董路翔当时没有概念，医生的无菌环境会被自己的一个指头破坏掉。

在瑞金医院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赵强主任对于记者秦博的到来没什么避讳，依旧像往常一样工作。医疗小组开会，赵强照常批评某位医生：“你不能光看病人目前的病情，他后来的预症你想到了吗？这样方案是不是正确的？”说着说着，意识到记者秦博就在旁边，赵强便稍稍收敛一点儿。

还有一次，赵强查房时和病人聊天，旁边一个小箱子从输液架子上突然掉了下来。他当场发了脾气，直接在现场把护士叫过来追责：“这个东西是要放到中间的，是谁让你放到这边的？是谁？”

这段指责护士的画面出现在了纪录片中。赵强，这位做完手术要喝可乐、雷厉风行的医生，在秦博的镜头下显示出了真性情的日常状态。他为秦博讲解人工心脏泵的工作原理，还在复杂、困难的手术之前，主动叫上秦博。他的微信签名是，“每天都要开心”， 与别人的“开心”不同，他的“开心”是指“开心脏的手术”。

“赵强医生有一个特点，他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别的不是不关心，是他想不到。”起初担心医生对媒体有所保留、利用专业知识屏蔽记者的秦博，最终在瑞金医院拍摄完成了大部分素材。

慢慢地，医生们接纳了记者的存在。有一次拍摄肾移植手术，两名医生周佩军和王祥慧，不约而同在手术快完成时，提醒秦博说，最珍贵的礼物在病床下面。秦博挺纳闷，往下一看，是病人的尿袋子——有尿液，说明新的肾脏开始正常运作了。医生捧着带着血水的尿液袋，像个孩子般开心地笑，还直接指挥摄像，说“赶紧拍特写、赶紧拍特写”。

由秦博制作的第一集《救命》，5位病人中有3位在手术中去世。医生开玩笑说电视台太“狠”，拍摄的二三十个案例中，成功的几乎都没用。瑞金医院领导也很担心，主题和立意能理解，但毕竟以失败病例为主的纪录片从未出现过，观众是否能够接受这样一家大医院的“失败”呢？

最敏感的还是医务处。处理医患关系多了，医务处几乎养成了一种惯性，十分注重基层医生的操作标准。审看时，医务处希望删掉一个几乎是一闪而过的镜头——一位护士，戴的口罩一边没有遮住鼻孔，而是滑落到嘴唇上方。院方担心，这个镜头可能引起争议。

一边在解禁，同时在设防。纪录片的调研与拍摄持续了一两年，过了2015年、2016年两年元旦还没拍完。一位关系熟的医生开着玩笑问秦博：“你们准备拍多久啊？快赶上我们住院医师3年大轮岗了。”

“现在人还胜不了天”

“我只知道你工作是挺累的，但是没想到还要受这么多委屈！”看过纪录片后，妈妈这样对车在前说。车在前，瑞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是第一集《救命》主人公之一。片中，他被一位病人家属掐住了脖子。

病人因心力衰竭转入外科重症监护室。车在前正值班时，几位家属闯了进来，说要看看。那时已是晚上七点多，过了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的探视时间，按规定不允许。不料，一位家属直接上前，掐住了他的脖子。

从医12年，他是第二次碰到类似状况。“可能我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挫折。”他开玩笑说这是自己坚持至今的原因。但是，工作强度与心理压力确实令人心疼。

3台手机，24小时开着。早晨的闹钟一长串，从5点50分起，每隔5分钟设定一个。工作这么多年，假期加起来不超过10天。每6天白班后，会接着值一个晚班，从晚7点到早7点。记者秦博甚至拍到他连续值班48小时的场景。

他在朋友圈中看到一个段子，“如何做到既熬夜又不伤身体？”点开后的回答只有2 个字，“没有”。医生朋友们纷纷在下面留言，“态度很诚恳”“用词准确”……即使不熬夜值班，他也曾在凌晨睡梦中接到病房打来的求援电话。

急诊，最难的一个是“急”，一个是“诊”。急在时间紧急。心梗救治时间12个小时，脑梗到溶栓4.5小时，胸痛中心从接诊至病人血管开通时间是国际标准黄金救治的90分钟。真正留给急诊科医生的时间并不多。

“有时候我们就像破案一样。”车在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举例说，一位女士因肚痛入院，可能是妇产科的宫外孕，可能是外科的阑尾炎，可能是内科的酮症酸中毒，也可能是重金属中毒，甚至还可能是一种代谢性疾病卟啉病——他们都遇到过。

腹痛还有可能是急性心梗的症状之一。他知道有一位病人看腹痛，去扫CT时死亡，最后证实是心梗。

如果把与疾病的较量比做一场战役，车在前医生是会胜利的。一位患有胰腺炎合并肾衰的病人，通常死亡率在百分之八九十的，却在住院一百多天后即将出院;吃了毒蘑菇的一家三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的，有一位已经治愈……“对于治疗过的一些危重病人，我们就会对他的名字很有印象，在我们的记忆中像进入史册一样。”车在前说。

然而，还有一句医学名言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在一些疾病面前，车在前也常常感到无能为力。纪录片中，24岁的患者邹磊因海鲜中毒而在抢救，家属问他：“还有没有希望了？”

车在前回答：“扛啊。我们也是在死扛这件事儿。”

事后，记者问他，是不是说得太狠了？车在前回答他：“我说的是实话啊。我总归要跟大家讲实话的。”

“救该救的人，救能救过来的人。有些病人没救过来，但起码给了家属一个接受的过程。这是一个挑战，不努力的话，一点机会都没有;努力过了，没白费，就可以接受。”车在前已然淡定。

他记得一句话，人这一辈子都要排队走向火葬场。而医生的职责就是，防止有些人插队。如果说有遗憾，一些“插队”没能被防止，一些可逆性疾病没能抢救过来。

他还记得另一位病人，因休克、血压低而入院，基本判定是感染，但是还没来得及彻底搞清楚病因，4个小时后便去世了。这让他有点堵得慌，“这场仗，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能，战争就已经结束了。”

纪录片中，海鲜中毒的邹磊最终没能抢救回来。中秋节时，车在前意外收到家属短信：“临床有各种风险存在，现实也很残酷。现在他已入土为安，我们也会逐步调整过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愿您和ICU全体医护人员工作顺利，中秋快乐！”

他非常感慨。邹磊这位病人，他一直记得很清楚。他也在反思，是不是哪些地方还没有做到，“也许当时应该给他安排一次家属会面交谈吧？”

对生死坦然，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

记者董路翔，在拍摄进行到三四个月之时，莫名地觉得全身不舒服。他去做了个全身检查，肠镜胃镜都看了个遍。他蹲守的医院，是上海市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病房。2015年，这个国内首家社区临终关怀科室，开出了135张死亡医学证明书。

他曾遇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因癌症住院。第一次见面，她坐在病床上，告诉小董自己身上疼。第二次，她躺下了，不过还能说话。第三次，不省人事。董路翔与她见面不过三次，一个星期就走了——这让1988年出生的年轻记者董路翔很不能接受。

病房医生黑子明则淡定得多。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该接受生死教育。他曾是神经内科医生，2012年参加上海全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毕业后被分配过来，至今已握过几百位临终老人的双手。

黑子明要为临终病人减轻痛苦、缓解症状，不让他们因疾病之外的原因去世。仅仅疼痛一项，如果是肿瘤引起的颅内高压，要结合脱水、降低压力的药。一些骨转移的疼痛，单纯用止痛药也不行，还要增加骨治疗药物，或者非甾体消炎药。

多数时候，他还要抚慰病人们的精神痛苦。有的病人完全没有睡眠，精神煎熬，身体却疲倦;有的病人有抑郁倾向，希望不要再折腾，早点离开这世界。有老人想回老房子看看，有孩子想去人民广场看鸽子。与一般医院不同，这里都会准假。

他记得一位病人，预计生存期只剩一周。病人最后的愿望，是去南京长江大桥看一看。医生们允许了。事后，病人妻子说，丈夫特别开心，一边呕吐一边看大桥，回去后精神状态很好，离世时还是笑着的。

“科学越先进，对人的感情就会觉得越冷漠、越无助。”黑子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三甲医院学习，看到癌症中晚期病人们因医院不愿收治，被判定为没有治疗价值，不得不打起背包回家时，好奇地问教授，他们将来会怎么办。教授也无法回答。

他的成就感，来自于病人的亲身感受，而不是必然死亡的结果。当老人们离开，他会想成是一位老朋友离开了，但在生命最后路口，自己是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有尊严的送别。

不论是黑子明，还是车在前，医生们这种对于生死的坦然，会被认为是“麻木”与“冷漠”。记者秦博曾被一位病患提醒，“哎呀，我觉得你这个人挺不错的，但是你在医院待的时间长了，可千万别麻木了。”

秦博起初还这么提醒自己，但他后来发现，这种“麻木”是必然的，因为医生很难再对日常工作一惊一乍;但是，“麻木”其实是打引号的，“因为医生知道自己最该做的是什么，保持热情还是最重要的”。

在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秦博记录下了一位34岁病人朱剑辉的抢救过程。病人突发细菌性心肌炎、极度心衰，状况紧急到来不及上手术台，布帘子一拉，医生和护士就在监护室的病床上准备开胸手术。

当时，三个医生轮番心肺复苏，两个医生在大腿做静脉管。床头医生按十下停一下，床尾医生就趁这短暂的间隙在病人大腿割一刀做插管，动作反复交替。不料，床尾医生突然大叫一声：“不行了，不行了，主动脉瘪掉了，我管子插不进去。”连手术条件都不具备，这位病人最终去世。

“那一次，我能感觉到整个团队非常沮丧。”秦博说。下班后，医生们第一次提出要去蒸桑拿，休息一下。一路上，有医生说病人急诊来得太晚;还有医生埋怨病人6岁时做的心脏手术是在哪家医院做的，发现瓣膜不全怎么不补上、或者安上人工瓣膜。还有的医生分析，器材准备如果再快一点，如果早个几秒钟，也许就好了呢？

对生死坦然，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与希望。“我最看重的是这些医生身上的理想主义。尽管医患关系很紧张，尽管这个社会可能没有变得特别好，但是这不妨碍我冒着风险去救人——这是两回事儿。”秦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接触了多次抢救之后，他觉得，面对病人濒死，医生是一定想着把病人捞回来的，“有时候甚至比病人家属还纯粹”。

所有人需要面对的，

是人类终极问题

“我们不是不救，是已经救过了，没办法了。他已经百分之百脑死亡了，还让他躺在这里，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面对现实……”2016年6月30日下午，上海瑞金医院急诊科主任毛恩强面对着三位病人家属，苦口婆心。

病人44岁，患帕金森综合症，10天前转到ICU，很快转为脑死亡。然而，家属们无法接受这一切，病人依靠一台呼吸机维持至今。在中国社会，传统的死亡概念仍然是，心跳停止、自主呼吸消失，才算死亡。

实际上，中国死亡标准二元并立，脑死亡标准在医学界的接受度越来越高。我国通过了脑死亡标准，但没有就“如何认定死亡”立法。因此，“家属没有让我们拔掉呼吸器，我们就不能拔掉呼吸机，在这里压着，等着家属来接受这件事”，这位脑死亡10天的病人，最近让车在前医生比较纠结。

《人间世》里，记录了一个器官捐献案例。一对父母，在获知24岁的儿子脑死亡后，忍着剧痛，捐献出了儿子的两个肾脏、一个肝脏、肺脏和两个眼角膜。另外，还有一颗被浪费的心脏。因为没有绿色通道，深夜上海没有民航航班，心脏无法在4小时内到达北京。

事实上，这个案例曾被建议不要播出。2015年被称为我国“器官捐献元年”，然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器官捐献通过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简称OPO）来进行，相关信息由OPO录入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根据结果分配。不过，目前主要是肾脏、肝脏，心脏还没有录入。

拍摄越深入，记者们越发现医疗制度、体系的不合理之处。比如，医保，经常有外地病人问医生，这个手术能报销多少？每个省的报销制度不一样，还随时变化，一线医生很难摸清楚。患者不满、医生无奈，误会由此产生。

其实，误会无处不在。有一次，病人手术后，麻药劲儿还没过。医生跟病人说，张大嘴、深呼吸。不巧，这病人姓张。第二天，医生就被投诉了，原因是给患者起外号。后来，医生就只说“放轻松”。

记者们还拍到了急救车被压床而无法出车。因医院病床饱和，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病人只得在急救床上接受治疗，急救车只能等待。有一个人喝多了，掉进井里摔伤，被急救车送到医院。然而，因为他希望得到赔偿，怎么都不肯从床上下来，急救车只能停在医院门口等着，无法离开。

他们拍到了医疗纠纷，但由于没有得到其中一方的允许，不能呈现事件全貌，放弃了。他们还接触到号贩子、“血头”、医药代表们，但感觉重要性暂时排后，先让医院与公众达成基本共识为好，也没有深入。

“医院与公众之间的裂缝，我在内心深处是深深想去缝合的;但是，媒体又有一个属性是发现矛盾，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矛盾，就有责任把这矛盾的背后呈现得最深刻。”《人间世》总制片人李振宇说，他不希望自己继续成为医患矛盾的推手。

纪录片第一季的成功，让更多医院与他们联系拍摄。公安局、幼儿园也表示了欢迎。他们希望继续拍摄第二季。拍摄了一年多器官捐献案例的记者秦博，和摄像大哥一起去红会登记了器官捐献。另一位记者董路翔，则与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位医护姑娘结了婚。

“我们不是传播者和布道者，而是观察者和记录者。我们希望通过这部纪录片，让人们回归到比较理性的生死问答。”不过，总导演周全说自己似乎越来越迷茫，因为最终发现，所有人需要面对的，是一些人类的终极问题。它无限复杂，却又值得我们孜孜求索。

（实习生张池羽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