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斌

都说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在这场暴雨中，武汉的排水系统面临严峻考验

7月6日一早，伴着一夜电闪雷鸣入睡的武汉市民推开窗户才发现，窗外又是一片泽国。武汉气象站记录的数据显示，从6月30日20时至7月6日10时，本轮强降雨已累计降下560.5毫米。彼时，雨还在下，据最终武汉市水务局给出的数据，当天实际降雨量达到了588毫米。

这一夜，位于武汉市水务局的防汛指挥部内，已经没有人能够坐得住，所有人都紧盯着前方显示屏上的气象图。到了凌晨4点，雨势依旧没有减弱的趋势，王钧叹了口气：“‘狼终于来了！”

作为武汉市水务局污水管理处处长，王钧并不担心堤防设施。因为自1998年那场大水以后，武汉不断加强堤坝建设，在他看来已经足够坚固。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城市内涝。

王钧的担心很快得到印证，这场暴雨导致当天中心城区最高峰时共有162处渍水点，城市排水系统面临严峻挑战。

城市排水系统面临考验

持续连降暴雨，武汉城区部分地段出现了大面积渍水，由此引发了对武汉排水工程建设的质疑。

从2013年开始，武汉市启动实施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重点建设17个排水系统，总投资规模为132.85亿元。通过3年努力，系统完善排水体系、整体提高排水能力，实现在日降雨200毫米以内、小时降雨50毫米以内，中心城区城市功能基本不受渍水影响。据测算，日降雨达到200毫米，相当于下了15个东湖。按照计划，第一年将投资34.28亿元。但也正是这项130多亿元的工程建设投资，引发一些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查阅武汉市政府和武汉市水务局网站时发现，除了在2014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时任武汉市市长唐良智用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建设三年攻坚行动计划》的提法，指出“2013年新建地下排水管网115公里，清淤排水管网4000公里，完成20个易渍水社区整治，城市排渍能力明显提升”。

而在此后的2015年、2016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没有使用这一提法，只是在市政设施建设中对管网建设情况进行了介绍，是否属于三年攻坚行动计划范畴不得而知。

《中国新闻周刊》向王钧求证130亿元的去向时，他以今年6月3日央视《新闻1+1》节目中已做过权威解答为由，回避了这一问题。

在《新闻1+1》节目中，武汉市水务局的官员透露目前资金只使用了40亿元，并表示工程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改造项目涉及极为复杂的征地拆迁和补偿问题，结果工程进度被延后。

尽管出现质疑，但不少武汉市民却力挺城市的排水系统。市民肖先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次他所在的小区没淹，车库也没淹，足以证明市政排水设施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水比1998年退得快多了。”

1998年的大水给湖北人民留下了痛苦而难忘的记忆。当时，武汉中心城区全城内涝，几天后才逐渐退去。此后，武汉大规模开展防洪设施建设，截至2002年底，完成了397公里长江、汉江堤防整险加固工程。

2001年，武汉市专门成立水务局这一机构，所有和水有关的事项全部交由水务局管理。每年水务局都会设定目标，对市政排水设施进行完善，改造已有的排水管道，新建排水管道和泵站。

在王钧看来，与新建管道相比，对已有管道的改造难度更大。“就像装修新房和装修旧房，哪个更容易？”

在武汉市水务局网站上，2014年12月的排水基础设施数据显示，当时武汉市中心城区共有22个排水水系，汇水总面积1798平方公里，现有排水泵站38座，总抽排能力958立方米/秒;现有市政公共排水管涵4155.87公里;市公共进水井和检查井约19万座;主要明渠87条，总长240.7公里。根据2016年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新增排水管网109公里。

随着排水系统的逐渐完善，渍水点也逐渐减少。2011年武汉市有88个渍水点，而据2013年6月公布的中心城区渍水地图显示，渍水点已减少到54个，并按照雨量被分为两类，分别用红色及绿色图标标识，“绿色”代表大暴雨，即24小时降水量100～250毫米积水点，共有22个。“红色”代表特大暴雨，即24小时降水量250毫米以上的积水点，共有32个。

而在武汉市水务局2016年5月12日最新公布的中心城区渍水风险图中，进一步降低了渍水点的雨量标准。在武汉市现有排水设施情况下，当发生3小时54.7毫米或24小时95毫米降雨时，中心城区将共产生渍水点67处，当发生3小时88.8毫米或24小时162毫米降雨时，中心城区将共产生201个渍水点。

走进武汉市防汛指挥部，迎面就是一个巨大的显示屏，显示着武汉市水务局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移动的显示屏。左边是武汉市水务局空间地理信息系统，右边是武汉市排水泵站管理处排渍指挥系统。

2016年，武汉市水务局整合各相关部门数据，投入1个亿建立了这套指挥系统。只要轻点鼠标，武汉市的河道水情、湖泊水情、水库水情、涵闸水位、滞水水情、港区信息、雨量信息、气象信息水质信息、泵站信息、土壤墒情，以及闸孔监测信息均可一键查询。此外，通过和交通运输委和公安局的监控系统相联，能实时将画面切换到任意监测点。

彼时是7月8日傍晚，王钧随机调出后湖大道反腐倡廉基地门口渍水点的监控，只见地面已干，路上车水马龙，行人如常。而通过江岸区滨江苑的堤防监控，可以看到江边绿树成荫，静静的江水被抹上一缕霞光，远处高楼林立，展示着城市的繁华。谁能想到就在两天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呢？

而在排水泵站管理处排渍指挥系统上，打开后湖泵站三期实时系统图，能看到12个泵的动态情况，每个泵下面一个转动的圈，如果停止转动，则表示对应的泵不在使用状态，用绿色标记。如果依然在转，则表示泵正在抽水，用红色标记。《中国新闻周刊》看到，除两个泵还在转动以外，其他的泵都已经停止，表示已无渍水。

城建争议

从6月11日武汉降下第一场大雨以来，王钧脑子里那根弦就没有松过，一个星期加起来睡眠不到十个小时，其中有两天，整整48小时没有合眼。焦虑加上疲惫，他患上了重感冒，嗓子有些嘶哑，但即使这样，手里的烟也没停过，一根接着一根。

随着大雨而来的，是各种谣言和负面的声音。为了化解被动局面，武汉市水务局开始主动披露信息，王钧成了临时的新闻发言人。连他自己都记不清究竟接待了多少家媒体，“应该有300多个记者吧，就今天已经接待了6拨，晚上还有。”

实际上武汉在防汛方面是很有经验的，早在4月底5月初，水务局就一直开动水泵，将湖水抽到长江中，保持着湖泊在可能的最低水位，尽量能降低内涝的可能性。在汛期之前，还发动一线的人疏管涵清淤泥，保障所有的水泵在最佳状态，保证每一寸水管都拉好。“就这样花了150天时间，把全市5800个管道全部掏了一遍。”王钧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如果不是提前做了这些，后果更不可想象，但这次雨实在太大了，我今年50岁了，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雨。”

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防汛数据，武汉关水位在1954年曾达到29.73米，这是长江曾经达到的历史最高水位，也是武汉的保证水位。7月6日这场大雨，武汉关水位达到28.37米，水位排武汉历史上第五，超过1931年的28.28米。

此外，据王钧介绍，武汉有着全国最大的抽排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如果下大暴雨，长江水位比较低的情况下，雨水可通过管道直接排到江里，但武汉有个关键的不足就是雨汛同期。目前在武汉中心城区里，平均海拔高度在25米以下，低于7月6日当天的长江水位，因此，武汉的水只能靠泵站抽排出去。连日来，各泵站都已经是超负荷运转。

虽然武汉投资巨大建设排水系统，但城市依然存在“看海”的问题。在7月6日下午，武汉防汛指挥部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相关负责人坦言，武汉市的排水系统建设标准偏低，为24小时降雨100毫米，小时降雨34.5毫米。只要其中一项指标超标，就会产生渍水。

在《武汉市排水防涝系统规划设计标准》中，重要地区和路段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是20年，一般地区和路段的设计暴雨重现期是10年。这一标准是如何制定出来的？《中国新闻周刊》曾试图联系武汉市规划设计院负责人，得到的答复是必须通过上级部门批准才能接受采访，截至记者发稿，依然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此次渍水严重的地区并非老城区，而是一些新城区，比如这次渍水严重的光谷金融港，过了两天水还没有完全退去。

“老城区基础设施没有新城区好，老城区也没有新城区排水管大，基础设施也没有新城区全面，为什么老城区不淹，反而新城区淹了呢，这不是规划问题，而是后面的建设管理问题。”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石楠一针见血地指出，规划里面做了开挖疏通工程，但在建设过程中把一些自然水系统中的河汊部分打乱了，在自然的状态下，水是可以排出去的。

“从根上找原因，是建设程序有问题，如果真正把防洪排涝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么在开工建设之前，应该是先把整个区域内的排水做好，然后再做内部建设。因为新的建设打乱了原有水系，要给水流新的出路、新的蓄水空间。”石楠说，“但现在很多开发商只管自己的地盘，反而对排水的系统性不注意，或者是只把自己地盘以内的排水系统做好，而不管水排出去之后怎么办，从而导致排水不畅。”

除了规划理念的问题，一些水利专家也纷纷撰文，指武汉大量地填湖，大大减弱了湖泊调蓄能力。历史数据显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汉市城区湖泊127个，但目前只剩下40个，近90个湖泊消失。

一则来源于新华社的报道被迅速传播开来，报道通过谷歌地球的历史图片，清晰展现了武汉湖泊“消失”的过程。以沙湖为例，截取西南一角，便可以看出历年的变迁。2000年还是一汪湖水，到2003年可看到填埋作业，随后几年展开建设，2011年填埋范围进一步扩张，到了2015年，几栋高层住宅拔地而起。

沙湖边上的梦湖水岸就是一座2005年在湖面上盖起的小区，刚因一场“民告官”的官司一战成名。2010年，武汉市相关部门为了改善沙湖水质，对沙湖进行清淤，挖出来的数万立方淤泥堆在小区临湖栈道栏杆边，面积越来越大，散发出一阵恶臭，久而久之，成了垃圾堆积的场所，淤泥渐渐变成了一片陆地。

梦湖水岸的居民黄先生2008年搬到小区，那时候，沙湖边上有一大片荷塘，一到夏天，池塘里开满了荷花，美极了。那时候水也很清，总有人在围栏边的石凳上钓鱼;每天早上，附近湖北大学的学生在湖边背书，人和景浑然一体。但随着淤泥的堆积，人们不爱上湖边来了，而荷塘也被垃圾填埋，一下雨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居民们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却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到了2014年，梦湖水岸居民突然发现，这段遗留多年的淤泥上，竟然有人运来了建筑垃圾，准备在上面修路。经过多方询问才知道，相关部门在这里规划了一条长约1.2公里，宽20米的马路，并在下面设箱涵，将周边雨水收集至二郎庙污水处理厂。

这一方案遭到小区居民、邻近湖北大学师生以及爱湖护湖人士的反对。他们认为，规划的环湖路北段北面几十米，就是平行的团结大道，再修建20米的道路根本没有必要，势必占用过多湖面，而且由于环湖路的尽头是湖北大学附属小学，如果这里开通车行道，会给小区、学校带来安全隐患和噪音污染。

2014年12月5日，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了《沙湖环湖路北段（沙湖大桥～福星西路）规划方案批前公示》，因为之前20米宽的方案遭到反对，该局对方案进行了调整，这条路准备修成6米宽的绿道，仅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行。公示显示，这条道路长1741.97 米，红线宽6～20米。因为附近小区污水向沙湖直接排放，环湖北路下面修建箱涵将污水引至污水处理厂刻不容缓，不可避免要占用湖面和沙湖边的藕塘。

这一方案依然遭到居民的反对，于是他们将负责湖泊管理的水务局告上法庭：“我们小区居民花了20多万元打官司，连中央电视台都来了，但这条路还是照常修起来了。”

在当地居民黄先生带领下，《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踩着泥土爬上了这条新修的环湖路，水泥路面平整宽敞，湖风徐来，很是舒服，但路沿和小区交界处，依然可见淤泥和建筑垃圾。

黄先生指着路边的布满青藓的石凳说：“原来人们都在这儿乘凉、钓鱼、聊天，你看现在，唉，都荒废了。”又指着路中间的杨树，“原来为了填湖，这些树都砍掉了，后来才种的，你看现在都长这么粗了！”

这场官司最后以居民的胜利告终，判决市水务局赶紧清走淤泥和建筑垃圾，还居民一方清水。2016年3月29日判决书下来，要求6月29日全部清走。但直到7月8日，岸边仍有大量的淤泥，工人正在烈日下紧张地施工。“我们沙湖还是幸运的，你看南湖、汤逊湖，淹水的居民现在还出不了门呢。”黄先生说。

对于网上关于填湖造成武汉内涝的说法，王钧有些愤愤不平。他表示，填湖并非近几年城市发展才出现的，更多的湖泊消失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的围垦造田。当时自然条件恶劣，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只能向湖水要地，在里面种上庄稼。

上世纪90年代，为了城市发展，确实也有填湖的现象，最大的填湖工程是现在的东西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2002年，武汉市出台全国首部湖泊管理条例，对填湖进行严格地遏制。“当时中心城区40多条湖泊，加上远城区一共166条湖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到现在为止一个都没有少。所以湖面减少这个账是历史的账，怎么能算在现在人的头上？”王钧说道。

对此，石楠也表示，从规划部门角度，其实是反对填湖的，在前几年，甚至通过公示，对违规填湖的区县进行排名，以示警戒。

但这并没能阻止填湖的步伐。站在梦湖水岸，远远能看到湖对岸高楼耸立，黄先生介绍说，那是楚河汉街，也是在湖面上兴起的，将沙湖拦腰切断。

王钧也坦承，尽管湖泊管理条例出现后，湖泊数量没有减少，但面积有一点萎缩，因为湖泊条例出台之后的确有一些细致的工作没做，因为湖不是一个完整的方形或者圆形，对于一些边边角角的部分是否属于湖泊并无定论。因此在规划中，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是可以开发的。

近几年来，武汉市一直推进湖泊管理工作，2007年编制了《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三线一路”由蓝线（水域线）、绿线（绿化用地线）、灰线（外围控制范围线）和环湖道路组成。蓝线、绿线之内不得任意开发，灰线内的建设要与滨水环境相协调，保护湖泊资源的公共性和共享性。

据王钧介绍，其中，蓝线是最难画的，要观测几年的数据，春夏秋冬，根据气象条件淹没到什么程度了，然后计算出在什么雨量控制到什么水位，通过这个水域线把它控制住。

武汉市2012年划定了中心城区40个湖泊的“三线一路”，2013年划定23个湖泊的保护范围，到2015年2月，又新增103个湖泊。 至此，武汉市166个湖泊的保护范围全部划定。

2015年，《武汉湖泊保护条例》完成12年来最大的一次修订，在这部堪称最严湖泊保护条例中，对涉及湖泊水域的建设行为作出更加严格的规定：建设防洪、改善修复水环境、生态保护、道路交通等公共设施，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涉及生态底线区调整的，应当事先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对占用湖泊水域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组织听证，听取周边居民和有关专家的意见;在报市政府批准前，应将有关事项向社会公示。而且，湖泊保护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对破坏湖泊环境的行为也加重了处罚力度，对违法填湖、湖泊水域的违法建设最高可罚款50万元。

“这是高压线的线头，绝对不能动。如果真的因为市政建设非要占用湖泊，那么要以水还水，在另一个地方另启一处湖还回来。”王钧表示，2009年武汉市在水务局下面成立湖泊管理局，负责全市湖泊的保护、管理、治理和监督、承担全市水务执法工作。至今，没有批任何一条占湖填湖的申请。

不应过于强调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目前武汉市开展的规划中，有两条路径被认为是缓解内涝问题的良方，一个是海绵城市建设，另一个是地下排水深隧系统。

所谓海绵城市，是指城市像海绵一样，遇到降雨时能够就地或者就近“吸收、存蓄、渗透、净化”径流雨水，补充地下水、调节水循环;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出来并加以利用，从而让水在城市中的迁移活动更加自然。2015年，住建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海绵城市试点，武汉市成为首批试点城市之一。

据武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设工程节能处副处长彭波介绍，武汉市政府在申请时，按照国家规定的15平方公里下限，选取了青山示范区和汉阳示范区两个示范区，共38.5平方公里的范围。青山示范区是一个典型的老城区，它是基于共和国的长子武钢共同成长起来的，有几十年的历史。汉阳示范区则更多是一个新区，原来是在四新新区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建好，周边的规划设计也都是近几年的事情，建设的空间比较大。

“当时的设想就是选一个旧点的区域，一个新点的区域，去做一些探索，因为海绵城市毕竟是一个长线发展的事情，所以从两个方面积累一些经验，也是为更好实现未来2020～2030年全面推广海绵城市的目标。”彭波说。

为支持全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改造和管理机制的探索与创新，武汉市拟投资102亿元。这些资金将主要用于居住小区、公共绿化、道路海绵性改造和排水系统建设、水生态修复等7大项目建设。根据规划，改造完成后，武汉市年径流总量控制率在70%以上。

按照国家集中连片示范的要求，武汉市确立了389个海绵城市项目，分别散布在两个示范区里面。从项目进展来看，开工的项目不少，但真正完工的项目只有汉阳示范区里的一个项目，因为很多前期开工较早的项目，一般工期拉得比较长，比如说大一点的泵站、岗渠工程，工期都在两三年以上。

在部分海绵项目上，武汉市要求每次下大雨都要给做一个雨情专报。6月11日，汛期下了第一场暴雨，这场雨从早上8点开始下，10点钟开始下暴雨，一直持续到中午大概两三点钟。根据监测表现的结果，如果不做海绵城市，正常情况下，大概10～15分钟之后，这个区域就会有水往外流，但从实测结果来看，直到11：30才开始有明显的雨水外流。

“这就说明这个区域通过海绵改造，已经出现一个半小时的错峰和调蓄。如果全市所有的小区、所有的道路、所有的项目都能够为城市贡献一小时以上，哪怕是半个小时，就可以为治水和防涝做出巨大的贡献。”彭波说，他打了个比方，本来人一天要吃三碗饭，分成早中晚三餐吃。但如果把三餐都堆在面前，让你一次吃下去，就会很难受。

“错峰是对一个点而言的，但是对区域而言，其实应该叫做削峰更合适。”彭波说，因为如果所有区域都在第一时间把水排放出去，就会形成一个总体的排放峰值，这样会非常糟糕。但如果每个地方都能够延缓排水的峰值，那么整个周边管网的负荷压力就会小很多。毕竟连续不断超强度下雨的情况不多，所以稍微缓解一点，海绵城市的调蓄能力就跟上来了，就可以用整个管网释放大量的压力。

从实践来看，小雨和中雨可以使用海绵功能，而对于武汉市而言，针对24.5毫米左右的降雨量，也就是中雨的时候，海绵城市有较好的调控能力。如果到了25毫米以上，特别是像武汉这一次的日降雨量到了大暴雨级别，海绵功能就没用了。此外，对于长时期的降雨，梅雨季节，海绵项目作用也有限。“一块吸足了水的海绵还能指望它持续吸水吗？”彭波反问。

对于海绵城市，住建部提出了四个指标，“小雨不渍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一位不愿具名研究海绵城市的专家认为，这并不意味着海绵城市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内涝问题。“海绵城市是涵义更广的一个概念，包括内涝但不限于内涝。”

上述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海绵城市包括三套系统，第一是源头，第二是管网，第三是调蓄，如果终端调蓄功能跟不上，单依赖于源头做大，无法解决内涝问题。因此，在整个城市规划层面要进行系统规划，不该规划建设的一定要守住，河湖、山地、林地该保护的一定要保护，如果违背自然规律，一定会遭到大自然的警告。

同时，很多城市地下管网配套设施跟不上，包括管网标准偏低，建设过程不到位，管网运行不到位等，“如果这些传统的基础设施都没跟上，就空谈海绵城市，那只是白费力气。”上述专家说。因此，要解决城市内涝问题，还需要运行、建设、管理多管齐下，特别是加强管网、泵站、地表设施管理，而不能奢望海绵城市解决所有问题。

除了海绵城市之外，武汉规划部门正会同相关单位编制《武汉市中心城区深层排水隧道概念性规划》，拟在汉口、武昌沿江地区修建大型深层排水走廊。对此，王钧从概念层面向《中国新闻周刊》作了介绍：此前，武汉一般排水管道的深度在地下3米至8米，而深隧可达到地下40米;一般排水管道直径为1米，深隧直径或达3米至4.8米，可以跑汽车。所以，深隧比起浅隧，就像“大动脉”对上“毛细血管”，排水能力将大为增强。但他同时表示，目前还在做前期论证，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工程操作。

近年来，武汉在排水系统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也做了很多的尝试，但在石楠看来，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武汉还是其他城市，都过于倚重工程措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很多问题靠工程能解决，但如果把工程想象得过于强大，肯定会违反自然规律，受到自然惩罚。”

石楠表示，城市本身是个人工系统，水是自然系统。按照自然规律，雨水下来，先到土壤，土壤渗下去，表面来不及渗下去的流入小河，然后到大河、到长江里去，一般来说，从土壤到小河可能要20分钟到1个小时。可现在工程措施十分强大，雨水来了就直接进了管道，不到5分钟就能到小河，汇水面积太大，小河根本来不及排。

“从城市建设理念来讲，不应过于强调工程措施对自然的改造能力，我们的工程在大自然面前非常脆弱，尤其是超强大暴雨来临时，武汉这场雨，搁到任何一个城市都可能是灭顶之灾。”石楠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的“王钧”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