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康

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日常的用具，只要它一被讲究，便能够超凡入圣，成为流传千古的艺术佳品。在华夏大地，但凡有文人墨客的地方，其案头都会置有插放毛笔用的笔筒。本来笔筒并没有什么稀奇，普通至极。字典上也说它是：“以竹筒所制，放笔之器也。”但是，毛笔是文房四宝之首，文人们离不开的法宝，这就让放置的笔筒也沾了光。还传说笔筒的美感会激发文人的文思，于是，它堂而皇之地在书桌上占据了显赫的位置，简直成了文雅的招牌。再加上历代的能工巧匠精心雕琢，文人名士书画题咏，还有的名人亲身参与其制作，这就让这不起眼的笔筒成为博大中华文化中独具个性的精品了。

笔筒是从什么时候有的？这已经很难弄清楚了。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楚墓、湖北睡虎地秦墓、甘肃居延汉墓等出土的毛笔都是套在竹制的套里，并不放在筒里。就连出土的整套文具，也没有笔筒的踪影，看来笔筒的使用应该是在汉代以后。在明无名氏《致虚阁杂俎》里有记载：“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斑，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由此可见，至迟到东晋时，笔筒已开始成为文人案头的珍玩了。据考证，笔筒在明代开始流行。明中晚期以后，笔筒已经广泛置于书桌案头，成为与读书人朝夕相伴的宠物。因而笔筒成为了一种文化积淀很深、人文色彩很浓的文房器具。

王献之的“裘钟”没人见过，传世的笔筒，目前可以看到的年代最早的当属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明隆庆五年嘉定刻竹名家朱松邻所制松鹤笔筒。松鹤笔筒雕老松巨干一截，密布鳞纹瘿节，其旁又出一松，虬枝纷陈，围抱巨干，恍若附干而生。松畔立双鹤，隔枝相对（见图1）。整体寓意是“松鹤延年”。款识阴文，刻于松皮卷脱露木处，是专为题识而设的（见图2）。题款共有五行，为行楷体，法效晋唐风格：“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熙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这件笔筒因材取势，构思奇妙，布局合理，刀法娴熟，书法亦有晋、宋风韵，实为一件难得的艺术瑰宝。

朱松邻名朱鹤，字子鸣，号松邻，一作松龄，嘉定人，先祖是徽州人。朱松邻工书法、篆刻，精雕镂图绘之技，亦擅竹刻，为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其子朱小松，其孙朱三松皆为刻竹名家。祖孙三世都工诗文、善书画、精摹印。有此功力，故以刀代笔，无不得心应手，精妙绝伦。他们所制的竹雕，件件皆为精品。

自明中叶之后，竹刻名家辈出，他们有张希黄、濮仲谦、沈大生、王永芳、周乃始、朱文右、周芷岩等。这些经名家之手、风格各异的竹制笔筒，因其特有的艺术性，受到了文人们的喜爱。笔筒逐渐地取代了案头的笔架，成了置放毛笔的主要用具。

周芷岩竹刻笔筒，表面细腻光滑，通体赭里泛红。画面源于王蒙画本的山水画，整个画面恬静雅逸，气势雄伟。近处是片片溪塘，粼粼水波。塘边置亭一座，内隐约有三人围坐，似对弈，似谈天，线条潇洒自然。中景巨松一株，树干高耸，枝叶茂盛，叠叠层层，覆盖茅亭，荫及四周，使人顿觉凉风习习，舒坦爽气。画面主次有序，布白恰到好处。远景，以简练的笔法勾勒了逶迤连绵的高山峻岭，山不见麓，似是云气弥漫，茫茫深邃，甚觉险峨雄张（见图3）。该笔筒正是周芷岩工深底厚、艺术精神的具体表现。

与此同时，各种瓷制、木雕、牙雕等质地不同的笔筒也逐渐地发展起来。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初吴之璠《东山报捷图》黄杨木笔筒。整个画面分三个部分：苍松山石之下，有一石桌，桌上置一副棋盘，三位老者围石而坐，一人观棋，二人对弈。一方指指点点，成竹在胸，一方呆呆木木，神情紧张，观棋者笑而不语。三位老者身后，有三女侍立，手持莲花窃窃私语。笔筒的另一面两位手举小旗的信使乘马飞奔于峡谷之间。这是著名的“淝水之战”故事：晋军胜利后，前方信使正向运筹帷幄的谢安飞骑报捷。当时谢安正在和朋友下棋，他看过捷报后，神情如故，随手把捷报放在一边，依旧专注在棋盘上。笔筒的全部画面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这段故事，故名《东山报捷图》。这件黄杨木雕用薄地阳文刻法，布局疏朗有致，刀法圆润精熟，是从嘉定派竹刻之法变化而出的（见图4）。

吴之璠，字鲁珍，号东海道人，是活动于清康熙年间的清代书画家、竹刻家，为朱三松之后嘉定竹雕第一高手。他承袭嘉定三朱的高浮雕传统，研创出一种稍高出地子的浅浮雕技法，被称之为“薄地阳文”。乾隆四十年（1775年），清高宗于内府看到他的笔筒作品，见刻有“槎溪吴鲁珍”名款，询问鲁珍何人，侍臣据陆廷灿《南村随笔》记载入奏，从此名声大噪。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牙雕松荫策杖笔筒为明末清初时期作品。笔筒随牙形，体近椭圆，上小下大，口壁厚而足壁薄，后嵌底，腰部一周收分较大，将器身分作上、下两部分。笔筒纹饰以浅浮雕为主，刻有一株虬枝屈伸的老松，松间飘浮着两层白云，增加了画面的空间效果。松下一老者持杖徐行，旁随一小童指手画脚，似在讲说。二人立于山间隙地，一侧山石丛树，限于下部区域内；另一侧悬岩峻峭，松干夭矫，直入云端（见图5）。山石之间显现出明末清初文人的隐逸生活。雕刻多在一侧，笔筒背面有大片留白，以备题记。这件笔筒刀法简练，可以明显看出受竹雕的影响很深。

在五彩缤纷的笔筒世界中，不可忽视的当属瓷制的笔筒。瓷制的笔筒，器形多样，釉彩丰富，纹饰画面多姿多彩，生产规模大而成为笔筒制作的主流。瓷制笔筒兴起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至明末崇祯时开始大规模生产，但传世作品较为少见。这个时期主要以青花瓷为主，有直口与撇口两种。平砂底洁白细润，器口露胎或施酱釉，纹饰内容以人物故事为多。青花呈色淡雅，绘工精细。清代康熙时期，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政通人和，文化昌盛，制瓷业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瓷笔筒有直筒形、束腰形、竹节形等。口部或露胎无釉，或施酱釉、粉白釉。器足或为圈足，或为三足，或无釉平底。品种有青花、三彩、五彩、斗彩、釉里三色、洒蓝、乌金釉等。图案纹饰丰富多彩。后来制作工艺更进一步，许多新品种的笔筒相继出现并开始以粉彩为主，装饰性进一步加强，但装饰则过于繁琐复杂，清新秀雅则显不足。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釉里红《圣主得贤臣颂》文笔筒。器呈筒形，直口，直壁，玉璧形底。外壁青花书馆阁体小楷《圣主得贤臣颂》文，字体工整，笔法精细，下钤釉里红“熙朝传古”篆书方款（见图6）。底心施白釉，上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圣主得贤臣颂》是汉代王褒奉汉宣帝刘询之诏而作。清代康熙年间的笔筒以题写长篇诗词歌赋作装饰纹样，最具特色。除《圣主得贤臣颂》外，尚有苏轼《赤壁赋》、诸葛亮《出师表》、欧阳修《秋声赋》《醉翁亭记》、陶渊明《归去来辞》、王勃《滕王阁序》等。

此外，还有各种玉制的笔筒、葫芦笔筒、雕漆笔筒、金属笔筒等（见图7、图8）。当然常见的普通笔筒，并没有介绍的这些名品那么讲究。

尽管现代多数人都用钢笔之类，但笔筒依旧昂然立在书桌上。除了实用、赏玩之外，个中内涵，当然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清初文人朱彝尊在《笔筒铭》中这样描写：“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清人梁山舟则有《紫檀笔筒铭》：“诗有简，酒有简，尖头公，居此中。床以翡翠易毁，架以珊瑚太工，檀心坚栗而圆通，紫气郁郁腾虚空。立而不倚，和而不同。君子鉴之，以束吾躬。”这些，颇能表达文人学士对笔筒的钟情。一只精美的笔筒置于案头，似乎在彰显着主人的闲情雅趣，以致物我交融，与日月相对的文人诗情勃发、文采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