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鼎

近一段时期，关于苏轼《功甫帖》真伪问题仍是纷纷扰扰（见图1），似乎给大家带来诸多的困惑，且颇受业界内外的关注。平时也常有全国各地的藏友饶有兴趣地向我征询对《功甫帖》真伪的看法和相关的细节问题。想到这件作品的探讨对书画鉴定学术界毕竟是个较好的案例，在文化兴、收藏热、书画防假形势严峻的今天，作为一个从事书画鉴定工作多年的我，不妨以个人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来针对具体的已被举证到的问题说说一些个人观点。这既是我责无旁贷的分内事，也算是给期待我发表见解的许多藏友的一个回复，并借此文再与诸位同仁切磋。

一、任何文字著录产生不了直接证据效力皆不能作为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

大家都看到，在拍卖这件《功甫帖》的之前与之后，作为卖方的美国苏富比拍卖行反复强调说该件《功甫帖》曾见于张珩《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两部书。于是我注意到，卖方所谓的两处“重要著录”，说到底都只是纯文字的寥寥数言。从书画鉴定学理上说，纯文字的著录能产生多少鉴定效力呢？实际上这触及到的是日常书画鉴定原生态工作中常识性的也是基本工作原则问题，即在书画鉴定工作中“任何文字著录都不能作为书画真伪属性判断的主要依据”（详见本人发表于《文艺研究》2012年第7期《书画收藏中的著录问题》一文）。每一位从事书画鉴定工作的人都必须恪守这个原则，否则就不能保证鉴定工作的客观公正，或就是不能胜任书画鉴定与收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