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女兵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与抗美援朝相比，人民解放军进军高原解放西藏这段历史，半个多世纪来显得平静而沉默，甚至有些孤独悲壮。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进军西藏的行军队伍中，还夹杂着1100多名女兵。她们书写了一个人类行军史、世界女兵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

如果不是那些穿军装的老照片证明身份，谁都会把唐崇敏当作一名普普通通的山西农村妇女。她所收获的口碑也无非是：劳动积极，孝敬公婆。但她的真实身份却跟一段被人们淡忘的历史息息相关——进军西藏。

重走文成公主进藏线

1949年12月中旬，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提出了进军西藏的想法：“解放西藏要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第18军。

与内陆任何一块土地都不一样，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环境决定了——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另外，解放西藏和解放内陆不同之处还在于，部队进去后要留下来长期建藏，巩固边疆，需要一批从事医疗、文艺、通信、后勤等工作的女兵。因此进藏队伍里有了1100多名女兵。

单从行军艰苦层面上讲，它超越了红军长征，在人类行军史上空前绝后，集中表现了中国妇女在罕见的恶劣自然环境中，无比坚韧、不可超越的精神。

由于高原反应，许多人呼吸困难，吐出的痰都是粉红色的。随行的医生说这是由于缺氧引起的肺出血症状。但当时既无氧气袋，又少药物，只能做一般的抢救，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行军的另一个难题就是饥饿。有次由于连日大雪封山，后方补给无法上来，部队每人只能定量为4两（相当于现在的125克）代食粉。女兵们饿得头晕眼花，脚下打晃儿。为了充饥，她们只好挖野菜、扒草根。

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对于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行军中来“例假”让这些女兵吃尽苦头。过冰河时，会有指导员好心提醒，有没有需要背的？女兵们都明白这话里的含义，但大多会不好意思，不好劳战友的“大驾”。当时女兵们用的卫生纸，都是手工做成的又粗又硬的草纸。来例假时，只能用它垫上。行军时间稍长，硬草纸在两腿间不停地摩擦，很快就将两腿内侧磨出血痕。一段路走下来，大腿间被磨得血肉模糊，疼痛难忍。如果疼得实在不行，干脆就扯掉坚硬的血浆草纸，任凭经血顺腿流下。结果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景象”：每趟过一道冰河，河面上就是一片鲜红。以后再来月经时，那些女兵肚子便疼痛难忍，经血也不再是红色，而是像牲口吃了青草后嘴里的绿泡沫状。到了拉萨，由于生物钟被打乱，加上冰河水的刺激，几乎所有进藏的女兵都闭经了。

当年五位将要入伍进藏的女兵胸佩红花

给西藏带来繁荣、温馨、和谐

进入西藏后，女兵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概括来说，那就是：带来了繁荣、温馨、和谐！

纪实作家纪晓松曾从《解放军报》上看到过关于进藏女兵王季秀的报道。报道中有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藏民中间，两个穿着白衣的年轻女兵在两边拉着锦旗，锦旗上用汉藏两种语言写着“愈我疾病，如同再生”。

在进藏后的解放军中，有两支队伍最受藏民欢迎，一支是包括王季秀在内的医疗队，另一支就是文艺队。当年第18军文工团指导员张均后来回忆说，在与当地贵族和藏民的交往中，如果没有文工团这个特殊的“统战队伍”，很难想象队伍能在西藏迅速站稳脚跟。

当时由于藏区一些反动分子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所以恶意散布谣言。有的说汉人来了要抢粮食、牲畜、女人，有的说汉人来了要烧寺庙、除宗教。更荒诞无稽的说法是：汉人都是一些绿眼睛、红眉毛的杀人魔头，抓到小孩子就要吃。这些谣言在藏区各个地方流传，那些没见过解放军的藏民难免半信半疑，听说解放军要来，便惶惶不可终日。文工团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消除藏民的疑心，大家穿上演出服装，唱着歌、打着腰鼓走街串巷。这一招果真奏效。躲起来的藏民见半天没人来抢人、抢东西，外面咚咚嚓嚓的挺热闹，想到刚才那些汉人一个个笑容满面挺和善的，那些一个个挺精神的女兵姑娘，哪像什么杀人魔王。于是有人小心地探出头来，有小孩子钻出屋来。

修筑康藏公路时，女工兵与男同胞一样住帐篷，碎石铺地，上面垫一层树枝杂草、铺件雨衣，就是“钢丝床”。据当年女兵吴景春所讲，出发的时候就练习搭帐篷，几分钟就能支起来，大家比赛。因为在收容队，男女住一个帐篷，很别扭，从小到大也没有这么住过，晚上换衣服都偷偷的，听见人打呼噜睡着了才敢换，大家都住在一个帐篷里，晚上支，早上收。有的时候走沼泽地，这是最艰苦的，几天也走不出泥坑，那个时候没有塑料，就把帆布铺在泥坑上，把马达放在上面，钻到里面，最好的是有一个狗皮褥子能够防水，就睡在上面。一路行军很艰苦，什么地方都支过帐篷。

据女兵黄崇德回忆，一路上都是搭帐篷睡觉。夜间下雪的话，早上起来看不见帐篷，只看见一个又一个雪堆。人从雪堆里爬出来，鞋都冻在地面上，要使劲才能拔起来。“每天早上穿鞋的时候最痛苦，鞋冻得硬邦邦的，脚硬往冰鞋里穿，最后是靠体温给暖化的。”

默默无闻不求回报地活着

当年的进藏女兵几乎没有一个关节是好的，阴雨天关节就会疼得发木，这就是所谓的“雪域高原病”。据女兵黄崇德讲述：“我们在爬丹达山（音）时雪特别深，走起来很艰难。下山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往下走，只能往下滑。天气变得也特别快，飞砂走石、冰雹打得头都疼。夜里睡觉都睡到冰地上，像我们文工团还要背道具、帐篷、粮食，有好几十斤，所以我们的被子很薄。我们两个人铺一个被子，夜里就趴在地上，一夜就那样冻着。基本上睡的是冰床，这种情况是经常的。”

几十年后，就是这些曾在共和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女兵，却因同一个时段内更具轰动全球效应的抗美援朝，而被很多人忽略和遗忘，进军西藏几乎成了一个记忆中的盲点。

2006年数据显示，这些女兵存世的大约在600-800人之间。进藏女兵大多从北京、成都、重庆、西安、郑州、南京等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内陆应征入伍，千里迢迢“挺进”西藏。基本是16、17岁的小姑娘，最小的只有10岁。唐崇敏就是这千名进藏女兵中的一员，当时的身份是54师的文艺/卫生兵，在甘孜机场、川藏线上修路后回到内地。因为档案和复员证件相继丢失，唐崇敏始终没有工作。无奈之下，她回到丈夫老家山西农村劳动，多次被村里评为劳动积极分子。

如今，这些存世的进藏女兵，主要集中在四川成都、宜宾，北京、西安、贵州、重庆、南京、郑州、上海等城市。在纪晓松看来，她们大多生活得很好。当然，这“很好”不一定意味着她们的工资待遇、享受的福利有多好，而是她们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境界很好——她们默默无闻，付出却不求回报地活着。

本文开头提到的唐崇敏老人，在丈夫去世后，仅靠几百元的生活费过活。

而让人有些唏嘘的是于俊娥。这位山东籍的女卫生兵，在进藏路中被称为“巾帼女力士”。在岗托兵站，怀孕4个月时，她为了翻晒仓库粮食，运输前方，被倒塌的仓库砸成重伤——骨盆砸坏、嘴角砸歪、胳膊砸断，人当场昏迷。在岗托无医无药的条件下，于俊娥躺在床上于痛苦中自救，顽强挺了过来，几个月后，奇迹般地生下了儿子“小岗托”。她曾被西藏军区医院评为二级乙等残疾军人，转业地方后，因为精神状态好，头脑清楚，说话声音洪亮，残疾级别居然被降了一级。

只是，这些进藏女兵依旧宽容大度。有一位叫孙常瑜的老人这样说：“我始终认为进藏这段历史对于我平凡而普通，我是幸运的参与者，同时又是受益者。受益何处？磨练了意志，净化了灵魂，寻找并确立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给了我一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人民网2016.8.26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