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理念，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进程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价值导向。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与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实践契合等方面概括了新发展理念下的少数民族精准扶贫实践内涵，其主要包括以创新理念创新精准扶贫模式、以协调理念整合精准扶贫资源、以绿色理念加大生态精准扶贫、以开放理念拓展精准扶贫合作平台、以共享理念推进精准扶贫成果惠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难点，认为：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位优势，充分挖掘整合少数民族特色资源，打造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合作产业链，实现精准扶贫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价值导向；贫困治理；少数民族地区；新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D58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4.0014

收稿日期：20160426

作者简介：莫光辉（1980-），男，瑶族，湖南省永州市人，广西大学中国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

*基金项目：广西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XBS16035）；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心项目（JDKF0150100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研究”（15BMZ057）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9卷

第4期莫光辉：价值导向与贫困治理：新发展理念视域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一直以来都是我国政府扶贫工作中的重点与难点，限于生态环境、区位地貌以及民情社情等因素的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推进迟缓。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实现精准脱贫的目标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成为了当下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

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治理的探讨多见于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现象的解析，如王春光等学者认为，社会发育落后、基础设施缺位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十分脆弱，而区域分布广、社会和文化条件差异大、生存环境恶劣等问题更是大大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与返贫率[1]。相较于一般贫困地区而言，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挖掘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如韩彦东则在其研究中总结出少数民族地区的致贫原因多为历史发展滞后、生存环境恶劣、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强调扶贫理念的转变以及扶贫制度的完善在实际操作中的价值，并提出结合民族特色的发展模式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关键所在[2]。而王建民也提出，突出少数民族主体的重要性，将少数民族扶贫工作与少数民族资源的利用联系起来，利用民族资源的优势摆脱贫困局面将成为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重要思路[3]。虽然学界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研究逐渐归于统一，但随着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对于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再次引起了对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策略的讨论，如杨经纬等学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仍然存在扶贫工作面广、缺乏健全的法律体系、扶贫市场机制不明显、扶贫效率不高、公平性欠缺与政策性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推动扶贫开发思路的转变十分必要[4]。精准扶贫无疑成为了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全面脱贫、精准脱贫的现实路径。陆灿平在其研究中认为，推动精准扶贫机制的完善、切实做到“六个精准”的机制要求，通过多元化的扶贫模式实现精准化扶贫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的关键[5]。

目前，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主要区域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少数民族扶贫开发难点主要集中于自然环境更为恶劣、基础设施更为匮乏、发展空间更为狭小、民族文化特性与民俗民风尚待挖掘等方面，贫困问题与历史条件、资源禀赋、石漠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相互交织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殊性，造成贫困问题的复杂性，迫切需要探索出以精准脱贫为目标的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政策体系。因此，在精准扶贫的脱贫攻坚战进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形势更为严峻，坚持新发展理念的理念指导、实现扶贫开发的全面转轨，以精准扶贫推进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工作，不仅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共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成果的重要体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需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趋势：一方面，对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实践的机制体制创新研究尚需完善，如何将精准扶贫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区情有效契合研究仍需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工作仍需进行发展理念层次的思维观念转变，结合新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与价值要求，探索符合区域形势的精准扶贫途径并指导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是当前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的价值导向，需要学界进行全面的深化拓展研究。

二、新发展理念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的可行性分析

（一）新发展理念下的少数民族精准扶贫实践含义

新发展理念是围绕“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进行展望，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的经验，反思以往经济社会建设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提炼总结而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有学者研究指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发展要求与方向指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基本内涵的新发展理念，分别聚焦在发展动力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问题、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6]。也有学者指出，在新一轮的扶贫攻坚工作中，精准扶贫应紧紧围绕“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是从制定政策的上层部门还是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单位，在推进精准扶贫的工作之中不忘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才能使精准扶贫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与持久的活力，最终造福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7]。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不仅仅对我国“十三五”时期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发展战略定位，其在扶贫领域内的实践价值导向延伸同样为精准扶贫的完善提供了理念指引和发展方向。具体而言，新发展理念下的少数民族精准扶贫实践内涵主要有：

1.以创新理念创新精准扶贫模式。创新理念的提出对于应对传统扶贫模式动力不足、缺乏效能等问题提供了发展方向，推动扶贫工作由资金驱动向要素驱动的转变，实现精准扶贫长效发展，为精准脱贫、全面脱贫提供更为明确的方向指导。如四川省在2015年发布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创新改革驱动转型发展的决定》，将发展创新型产业、创新型经济、扶贫体制改革作为推进四川精准扶贫的动力机制，发展多个经济增长点、打造政产学研体系、改进传统产业、优化产业布局等方式实现四川省扶贫开发的创新式发展。因此，进一步提升创新在精准扶贫中的地位，明确创新方向以及创新领域是未来实现精准脱贫的核心工作。

2.以协调理念整合精准扶贫资源。发展失衡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高发易发的主要的原因，协调扶贫资源，推动扶贫资源协调、发展协调、方向协调，确定扶贫攻坚优先目标与重点方向。协调式扶贫有利于平衡当前扶贫工作大格局的资源配给，使得精准扶贫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筹推进。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提出必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整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才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将扶贫资源的使用方向及配给进行了详细的划分，以求扶贫资金在全国扶贫大格局中达到区域协调与使用方向的协调。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受到现实条件的影响，恶劣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使其难以挣脱贫困的束缚。因此，整合协调扶贫资源的倾斜，将少数民族地区作为重点区域进行精准扶贫开发不仅符合“十三五”规划的协调发展精神，同时也与当前扶贫攻坚目标实现的要求相一致。

3.以绿色理念加大生态精准扶贫。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其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恶劣的自然条件，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实现绿色发展、生态发展是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必然要求。甘肃省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指导下，结合自身实际制定了《关于精准扶贫生态环境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强调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发展、环境友好发展的扶贫方向，并将生态产业建设作为主要脱贫动力，通过移民搬迁、林木保护、操场保护、荒漠化治理以及水土流失治理等综合手段，完成各个贫困县的地质灾害隐患治理和搬迁避让工程，并提高区域森林覆盖率，实现生态安全屏障的基本建立。而在草原生态保护方面，着重关注草原沙化、鼠害、超载过牧等突出问题的治理，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协调统一，保持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4.以开放理念拓展精准扶贫合作平台。为了吸引更多资源流入到扶贫领域，改变政府主宰的传统扶贫格局，贯彻开放的发展理念是当下扶贫开发格局重塑的基本要求，根据《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的要求，积极引入军队与武警部队、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到当下的精准扶贫之中，全面调动可调动的一切社会资本与发展资源参与到新一轮的扶贫攻坚之中，改变以往单一主体的扶贫模式。此外，在强调国内社会参与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合作交流，建立长期的国际扶贫交流平台，积极与世界银行、国际行动援助等国际组织开展扶贫合作，推动内外交互的社会扶贫体系的完善。

5.以共享理念推进精准扶贫成果惠民。实现贫困群众及时脱贫、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开展扶贫开发的根本目的，而精准扶贫的推行则更进一步地阐释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发展理念，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需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共享理念目标实现，即要做到“不落一人、不差一村”的完成全面脱贫目标，使得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共建共享精准脱贫成果。《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中明确将革命老区、边疆民族地区和边远贫困地区作为接下来的扶贫重点区域，通过合理的资源倾斜与政策关照，实现扶贫开发的均衡发展，有重点、有计划、有目标地推进精准扶贫。共享发展成果本身便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巴中市在其《关于全力以赴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中将重度贫困地区作为首要开发区域，实现区域稳步发展、同步建设的扶贫开发目标。

（二）新发展理念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内涵

精准扶贫是为解决以往扶贫开发过程中扶贫对象瞄准不够、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内生发展能力有限、轻视扶贫减贫绩效等问题而提出的新时期扶贫开发战略决策调整，精准扶贫在全国各省区的实践推进发展与丰富了精准扶贫的内涵。而如何改进传统贫困治理模式的不足、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转型，仍然需要在理念层次上进行价值引导。因此，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作出了新的实践方向引导：第一，精准扶贫注重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模式的全面创新，推动“大水漫灌”向“精确滴灌”的治理转变需要扶贫攻坚在指导理念、制度设定、工作方法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创新转变，将创新作为常态化、制度化的扶贫要求，而创新理念的扶贫应用则赋予了精准扶贫更为充沛的制度活力，使精准扶贫在新的发展时期都具备了向更高层次跨越的可能性。第二，精准扶贫注重协调扶贫开发的整体布局，统筹全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不仅仅需要在资源分配上实现各个省区的合理平衡，更在于发展进度、发展重点上实现“全国一盘棋”整体规划，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攻坚与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相整合，实现精准扶贫的协同共进。第三，精准扶贫注重民族地区的绿色生态发展，打破发展与环保的不统一悖论，实现生态社会和谐发展是精准扶贫的制度要求，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推动绿色发展的工作模式为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效脱贫、和谐脱贫提供了保证。第四，精准扶贫坚持开放发展的社会扶贫理念，打造多元主体、内外同构的社会扶贫体系，不仅能够广泛吸纳社会资源，激发扶贫开发的现实活力，对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工作效率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最后，精准扶贫的最终目的在于共享社会发展成果，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内在逻辑在于将社会发展成果的普及延伸到贫困群体，通过精准扶贫直接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

因此，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中把握应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内在联系，对于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和深入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践无疑价值显著。

三、新发展理念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发展路径

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全面脱贫是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重要历史任务。因此，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需要在梳理总结以往扶贫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贯彻落实“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和“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等“五个一批”的国家精准扶贫方略，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发展需求，有创造性地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情况相结合创新精准扶贫模式，从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进行有效治理，彻底改变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历史面貌，使少数民族贫困群众共享脱贫发展成果。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脱贫难点

1.生存环境恶劣，缺乏发展必要条件。相较于国内其他贫困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是限制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少数民族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限制了其发展空间，环境缺陷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陷入了扶贫与返贫之间的恶性循环。恶劣的生存环境增加了扶贫开发的工作难度，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深山区、石山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荒漠区、地方病高发区和水库区，地区发展深受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和自然灾害等问题的困扰，如仅在2007年到2009年之间，五个民族自治区因自然灾害等原因返贫的人数达到687.9 万人，且返贫人数呈递增趋势并逐年增多；另一方面，整体发展水平的落后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缺位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而缺乏发展渠道与发展机遇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整个社会发展的层面上全面落后，进一步加剧了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

2.发展空间狭小，资源使用效率低下。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在资源使用上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效率与定位两个方面：一方面，虽然扶贫资源的低效使用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治理成本高、受惠群体有限的客观情况，而“漫灌式”低效开发模式仍是当下难以实现扶贫资源有效利用的关键；另一方面，需求定位一直以来都是扶贫工作的一大难点，而对缺乏自主发展能力的少数民族地区而言，精准定位发展着力点更为重要。以西藏援建为例，在大规模投入资本进行援建的背景下，部分援建项目未能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干群关系、民族心理感受与民族关系等多种因素使得援建项目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8]。

3.发展能力低下，与整体格局脱节。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与素质提升一直以来都是扶贫工作的关键，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则在能力问题上表现得更为严重：首先，少数民族教育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少数民族自治县的学龄儿童在校率仅有96.8%的，远远低于国家扶贫重点县 98.3%的平均值，此外，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投资更是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准。其次，从就业结构来看，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少数民族八省区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高达 82.8%，从事第二、三产业仅为17.2%[9] 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缺乏就业机遇与落后的教育水平使得少数民族地区的就业结构单一。最后，区域产业基础薄弱，扶贫开发缺乏长效的发展动力，区域发展差距的逐渐拉大将进一步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接下来的现代化建设与扶贫开发中消耗更多的时间成本与资源成本。

4.现实情况复杂，制度体系缺位。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具备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性与问题，而宏观层次的扶贫政策有时难以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契合，而传统扶贫的治理模式则很难从灵活性与有效性上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开发的实际需要：一方面，限于分布分散、群体差异大、基础薄弱与技术需求高等治理困难，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开放对于精准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传统模式下的扶贫开发却很难在精准度上契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需求；另一方面，制度与管理缺位使得“漫灌式”扶贫在运作后期中出现了扶贫开发资源分散、扶贫开发过程监管缺失等扶贫问题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项目出现了资金挪用或资金沉淀的问题，缺乏完善的管理体系也进一步削弱了扶贫监管的有效性。因此，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效治理仍需从制度层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二）新发展理念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模式创新

1.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位优势。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工作要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参考，立足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位优势，坚持分类施策、因地施策的扶贫要求创新性进行区位资源优势转化，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内生发展能力。如四川省根据《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对全国143个少数民族贫困县实施教育扶贫的意见》在藏区开展的“9+3”教育计划，组织5万藏区初中毕业生和未升学的高中毕业生到内地优质中职学校免费接受3年中等职业教育，且初次就业率高达98%，通过教育扶贫的方式努力提升藏区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的民族特色与区位优势，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的区位价值，开发地区旅游或发展特色种养。如甘肃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通过实施“五个百万”工程：即依托当地的产业基础，综合考虑地貌、气候、市场、交通等区域情况，着重打造100万亩草地生态畜牧业基地、100万亩马铃薯种薯和鲜薯基地、100万亩蔬菜和中药材基地、100万担优质烟叶基地与100万亩的经果林基地，通过引导产业发展，延伸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加大政策支持等手段对当地扶贫产业进行更为系统的布置与发展，实现了当地贫困群众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

2.充分挖掘整合少数民族特色资源。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要注重协调利用和充分挖掘整合少数民族特色资源，提高扶贫开发资源的利用效率，而充分发挥扶贫资源的效能需要少数民族地区在精准扶贫中进一步推进资源整合工作：首先，要完善扶贫资金管理体系，依据《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扶贫资金的管理办法的科学化，少数民族地区更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细化完善各项管理制度，以求科学管理能够真正落地。其次，强化民族地区的发展评估，合理投入扶贫资源，力求资源使用达到“精准”要求。如黑龙江绥化市根据《北林区少数民族贫困村精准扶贫方案》以及相应民族优惠政策的指导，为全市88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计划提供了总共1.76亿元的资金扶持，缓解了民族贫困村发展的资金短板，以期通过集群扶助、科学规划等措施实现北林区少数民族贫困村的整村推进、整村脱贫的工作目标。最后，积极吸引社会资源，积极协调社会主体与国际主体参与到少数民族的扶贫开发之中，增强资源汲取能力，调动更多更全面的资源以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更为强烈的资源需求。

3.打造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合作产业链。遵循创新的发展要求，转变传统扶贫模式的工作方法，通过科学评估与系统分析，结合当地群众的发展意愿，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依托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开发特色产业，构建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点。一方面，要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积极发掘区域发展优势，通过产业合作社、企业托营、特色种养等方式，构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动力，打造少数民族特色产业，以经济发展促进扶贫开发；另一方面，推动产业发展更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社会因素尤其是民族心理感受与民族关系，如广西河池市，根据本地耕地少而分散、土地贫瘠、水土保持差、生态系统脆弱且境内绝大部分地区属于石山地区的特点，将构树项目与产业扶贫相结合，依托构树产业链的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此外，广西河池市还依托构树项目对当地植被环境进行改造，降低贫困人口的迁徙数量，推动就地发展、就地脱贫，迎合贫困群众的故里情结，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通过特色产业的构建推动民族地区能够更深地融入到当下产业发展的大格局之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众在社会市场中的参与度，共享经济发展的蛋糕，从而将原本的发展桎梏转化为发展动力，发掘民族特色的发展潜质，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

4.实现精准扶贫模式的多元化发展。构建开放的扶贫格局，摒弃以往“大水漫灌”的扶贫方法，结合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依托区域发展优势创新、丰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模式。因此，转化发展劣势为发展特色的关键在于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基础，将全面脱贫的目标导向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导向相结合，无论是扶贫工作者还是贫困群众都应转变思维，推动扶贫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一方面，扶贫工作的开展要严格遵循国家精准扶贫的有关政策规定；另一方面，应树立贫困群体脱贫主体观，结合当地实情探索符合区域发展需求的扶贫模式，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实施的金融扶贫，通过完善政府贴息和风险补偿机制，创新贷款抵押方式，拓展贫困农户、扶贫龙头企业贷款途径，与国际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通过政策性引导和商业化运营，带动金融资本、银行信贷投入扶贫开发，更加广泛地调动社会资源参与到精准扶贫之中。只有在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精准扶贫模式创新，才能够使精准扶贫机制在少数民族地区释放出更强的制度生命力，从而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和全面脱贫，与国内其他地区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樊晓艳.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跨世纪扶贫战略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4）：1115.

[2]韩彦东.人口较少民族贫困原因及扶贫开发对策研究[J]. 贵州民族研究，2005（6）：5562.

[3]王建民.扶贫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以少数民族主体性讨论为核心[J].民族研究，2012（3）：4654.

[4]杨经纬，李军，王成成.长江经济带少数民族扶贫思路的转向研究[J].民族论坛，2015（2）：9094.

[5]陈灿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机制研究：以四川少数民族特困地区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4）：129133.

[6]陈金龙.五大发展理念的多维审视[J].思想理论教育，2016（1）：48.

[7]莫光辉，于泽堃.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的实践方向[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5）：6669.

[8]靳薇.和平解放后援藏项目社会经济效益研究（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3）：410.

[9]张帆.我国民族地区农村反贫困存在的问题[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1（7）：47.

（责任编辑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