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近来又发生了多起杀医、伤医恶性案件。5月5日，广东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一名25年前的患者砍了30余刀，离世而去；5月10日，重庆石柱县中医院一外科医生，仅因对患者的伤口处理意见不同，即遭陪同者持刀乱砍，伤势危重。

这类恶性案件屡成舆论热点，论者多把原因归咎于当下正在大幅调整改革的医疗体制，常常简单贴上“医患矛盾”的标签，甚至将之称为“制度杀医”。的确，一切恶性暴力事件，如果探究起来，背后都有某种制度成因——如果某种制度与政策在制定时，过多考虑经济效益或社会效应，而忽略了可能造成的部分民众生存困难、感受痛苦、感觉绝望等社会效果，又并无系统的补救、补偿制度设计等，那么，这些“附加效应”“次生后果”便常常会以暴力、犯罪或自杀等形式，反作用于某种制度与决策——然而，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构成暴力杀医的理由！中国的医疗体制固然亟待改革，改革必然产生代价，但代价绝不应该是以保障民众生命和健康为职责使命的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

医生执业环境如此恶化，在医患与民众中引发的情绪，不只是悲哀，还有深深的恐惧和不安。恐惧的不仅是行凶者的凶残，更是弥漫于人群中的暴戾之气。去年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在2014年的调查中，竟有13.07%的医务人员表示受到过来自患方的身体伤害。即便在陈仲伟毫无道理地被杀后，仍有网友将之称为“暴力与暴利的对决”。在一轮轮的舆论热潮中，极少有人去申明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更谈不上对生命权的尊重。

这种对生命、对生命权的漠视或不尊重，其实不仅医患领域有，也存在于社会多个角落。如最近引发热议的“雷洋之死”，有网友就说：“雷洋四年前已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是国资委下辖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某中心主任。如果不说是‘人大硕士，而说是‘国资委某官员嫖娼逃跑自己磕死，网民就一片叫好了。”细想一下网友所设想的这种情形，完全可能出现。无论是这可能的“叫好”背后，还是北京昌平警方在雷洋死后发布的一些文字声明，人们看到的都是一个东西——对他人生命的漠视。

再如，最近发生在郑州市的拆迁户杀人事件，村民范华培持刀行凶，致三死一伤。范华培虽被击毙，但网上称赞范暴力行凶者大有人在，将他称为“抗暴英雄”，范的家中甚至收到了大量村民、陌生人的捐款。确实，范华培是拆迁事件的受害者，但被他杀死的三个人呢？该由他决定生死吗？网民的叫好，除了借此发泄对暴力拆迁的愤怒外，骨子里透出的仍然是对他人生命权的不尊重。

如果尊重与敬畏生命，中国就不会经年不断地出现“毒奶粉”之类的食品安全事件；如果尊重与敬畏生命，中国许多地方就不会出现各类环境污染事件以及各种离奇伤亡案件。每一起与非正常死亡相关的灾难，究其根源，都是因为人们已普遍丧失了对自己或他人生命权的尊重与敬畏。

对一个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信号！它意味着整个社会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出现了错位。当人们对生命都不介意时，还会介意什么呢？

生命权是最高也是最基本的人权，这一权利存在于国家产生之前，是一种超越国家和宪法的权利，也是人类存在的价值所在。对亲人来说，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卑微，哪怕一个罪犯，他也是唯一的。生命权无高低贵贱之分，贩夫走卒和社会贤达一样。尊重他人的生命不仅是法律的底线，也是人性的底线，更是整个社会的底线。50年前的文革之所以造成那样一种“内乱”，就是因为它彻底突破和毁坏了这一底线：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背后，包藏着漠视生命、崇尚暴力的极端残忍、血腥和蒙昧。

人类的一切正常的社会活动，究其根本，就是为了提高生活和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相反。因此，善待生命、敬畏生命，理应成为一个国家公共文化心理的首要原则。敬畏生命，在传统中国不仅是首要的道德准则，也是一种生存意识。敬畏生命既是人存在的状态，也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因为有“敬”才会有所为，而有“畏”才会有所不为。敬畏生命，虽然不是人的全部美德，但却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不知敬畏与尊重生命的人，就无法理解正义和诚实的重要，也无法从自己生命中体会到人性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会让一个人产生不愿亵渎自己生命的意识，它能成为人们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力量。有了这种敬畏生命的意识，社会上的各种造假、制毒、杀人等伤害生命的事件，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反之亦然，不仅会让人们漠视他人的苦难，也会让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被害的“下一个”。对一个社会来说，还有什么比这种情况更危险、更让人恐怖的？

因此，要改革我们的社会，就须从对生命的尊重入手，这是社会价值观培养的基点。它不仅事关每个个体，也是设定一切法律、制度改革的最高原则。这其中，执法者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对社会最具示范效应。当执法者真正认知到生命平等、生命可贵、生命不可赎买、更不可随意剥夺时，才能逐渐改变民众对生命的冷漠状态。

教育家陶行知早就说过：“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他的话，真没错！

（摘自《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