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浩

周日的早晨，兹沃伦的街道上空荡荡。在斯洛伐克的这座中型城市里，民众此时大多都在做礼拜，另一些没参加的大概还没从宿醉中挣脱出来。侯赛因·穆费迪也感到很头疼，他是真的偏头痛，跟酒精没有什么关系。穆费迪是一名穆斯林，也是前关塔那摩监狱囚犯。

两年前，穆费迪还和其他数十名囚犯一起被关在美军设在古巴关塔那摩湾的军事监狱里。这些人都没有接受审判，但一直被关押。虽然穆费迪在2008年就被确认无罪释放，可他还是在“不明不白”的情况下，坐了超过十年的牢。直到2014年11月14日，美军拷住穆费迪的双手，蒙上了他的眼睛，把他带上了飞机。等飞机落地时，穆费迪才发现他踏上的不是故土也门，而是距家乡数千里外的一个陌生国度——斯洛伐克。

穆费迪从床上爬起来，走向浴室，他的步履看起来有些“笨拙”，因为他穿着一条无比宽松的米色裤子。这条裤子是关塔那摩监狱发的，他到现在一直还穿着它在家里晃荡。穆费迪说，这是一种习惯，很难改变的习惯。站在镜子前，穆费迪习惯性地用手捋头发，却发现头发已剪短。之前他的头发长过肩膀，一个月前他剪了短发。“或许这样我看起来会好相处些，别人不会盯着我看。”

接着穆费迪来到厨房。厨房看起来很新：干燥架上搁着几个盘子，灶台简洁干净，冰箱几乎是空的。整个公寓显得非常安静，只有时钟的滴答声和穆费迪的宠物麻雀偶尔发出的鸣叫声。平时很少人会造访穆费迪的家，穆费迪的朋友用十个指头就能数过来：一些协助他的社工和几个同样被安排到这座城市的前关塔那摩囚犯。对穆费迪来说，今天与往常的任何一天没有二致，他没什么需要干的，也不用找谁。

“我快40岁了，”他说，“我常常幻想，我在哪天会有一个家庭，还有孩子。但结果到现在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斯洛伐克无容身之处”

在过去两年里，美国奥巴马政府再次推动“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进程，释放了那些不被视为威胁的囚犯。自2001年“9·11事件”发生以来，关塔那摩监狱囚禁过约780名囚犯，如今监狱还剩61人，其中20人已被准许释放。获释的囚犯如果来自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战乱国家，他们将不被允许回国，因为美国政府担心他们会加入或再次加入极端组织。

美国国防部已将这样的55名前囚犯安置到海湾国家，而非他们的祖国。但海湾国家的接收能力有限，因此还有一些囚犯就被遣送到他们难以适应的哈萨克斯坦和斯洛伐克。“当局看起来好像只管把他们弄出关塔那摩，”大卫·雷米思说道，他是很多现关塔那摩囚犯及包括穆费迪在内的前囚犯的律师，“他们被‘丢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文化、宗教和语言的隔阂都非常之大，他们到那里肯定会被视为‘流放者。”

穆费迪至今无法适应斯洛伐克的生活，在兹沃伦，除了四名前关塔那摩囚犯，穆费迪唯一认识的一个穆斯林是一家烤肉店的土耳其老板。他有时会到两小时车程外的城市马丁，跟一小群穆斯林在一家咖啡店后面做周五祷告。（斯洛伐克是欧盟唯一一个没有清真寺的国家。）“这里的人们还是友好的，”穆费迪说，“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

2015年开始的难民危机中，成千上万的难民从中东涌入欧洲。一些人担心移民会抢夺当地人工作乃至诉诸恐怖主义，因此对难民浪潮激烈反弹。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乔最近对当地媒体说，难民“在斯洛伐克没有容身之地”。

看起来，对穆费迪及与他经历类似的关塔那摩前囚犯来说，即便出狱踏上了“自由的土地”，他们仍旧处在另一个牢笼中。他们没有被禁止工作，但是没有人敢雇用他们；他们想结婚，但是当地的穆斯林女性非常少；他们渴望与家人团聚，但一年多过去了，他们仍旧孤身一人。“每天我都在第比利斯到处转，”萨拉赫·扎比说道，他是被安置到格鲁吉亚的前囚犯。“我的生活安静得可怕，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完，等待我的又是那个寂寞的公寓。”

穆费迪说，这种寂寞就像一个笼子。“我们当初认为，走出关塔那摩我们就自由了。”他说，“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是从一个小的关塔那摩走到了一个更大的关塔那摩。”

他被“卖”给了美军

穆费迪的麻烦始于2001年他从也门到巴基斯坦寻找工作。在跟一个伊斯兰宣教组织接触后，他决定去欧洲找工作。但那时刚好碰到“9·11事件”，即使是在合法组织登记的也门人也很难拿到签证。穆费迪没有放弃，他付钱给蛇头，让他们帮自己从巴基斯坦偷渡到阿富汗，然后经过伊朗，再到达土耳其，最后在土耳其想办法进入欧洲。

结果他在伊朗被捕，并被指控是“基地”组织的招募人员。伊朗将他交给了阿富汗当局，阿富汗又将他交给了美国人。2003年5月9日，美军将穆费迪投入关塔那摩监狱。美国认为穆费迪所接触的那个宣教组织是极端组织的幌子。

之后五年，穆费迪一直被关押，但实际上，他始终保持着清白。他的律师指出，很多当地组织为了获得美国对“基地”组织成员的丰厚悬赏，提交了许多仅与相关恐怖组织沾边的“边缘”人士，有时还会将无辜的人提交上去。“这些美军所谓的‘战士中，仅有极少数被指控曾参与战斗。”根据“人权观察”2006年的一份报告的说法，“许多人被逮捕仅仅因为他们住的房子与塔利班有关联，或者他们服务的慈善机构跟相关恐怖组织有联系。”

穆费迪是不是无辜的目前无法确认，美国国防部及国务院“关闭关塔那摩特使”办公室都不会评论具体个案的细节。但可以确定的是，穆费迪在2008年就不再被视为威胁，且被准予无罪释放了。然而，2009年，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当时出现的“内裤炸弹客”（将炸药缝在内裤里的自杀式袭击者）是在也门培训出来的，因此，美国拒绝将穆费迪等来自也门的前囚犯遣送回也门。“移交关塔那摩囚犯前，我们必须就囚犯在移交后存在的潜在威胁及如何采取措施降低这种威胁跟接收国作详细的、具体的沟通。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人道主义对待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瓦莱丽·亨德森说。

又六年之后，经过了整整十一年的“强化性审问”、单独监禁和绝食抗议，终于有一天，穆费迪被叫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坐着来自斯洛伐克的联络人，穆费迪被允诺了一个全新的美好生活，他听了非常兴奋。“我当时非常迫切地想离开关塔那摩。”他说。

现在穆费迪获得了自由，他还被纳入国际移民组织（IOM）为期两年的援助计划，这个旨在帮他适应融入斯洛伐克社会的计划包括支付他的房租、每月津贴，提供斯洛伐克语老师、心理咨询师和一个社工。然而，到目前为止，穆费迪找工作仍旧不顺，现在他非常担心明年该怎么过，因为那时IOM将会把他的津贴削减一半。IOM说会考虑延长期限的可能性，但前提是他能向政府证明自己在学习斯洛伐克语。穆费迪说自己在尝试学，但课程用的是英语，而他的英语水平其实也不好，因此学习进度很慢。现在他只懂一些基本的问候语：dobry den（早上好）、prosim（请）、anddakujem（谢谢）。这个水平，在城市游览没有问题，还想做更多，就不太可能了。

谁会嫁给关塔那摩前囚犯？

在晌午时分，穆费迪到市镇漫步，他低着头，沉默地看着地面。每当遇到牵着手的年轻情侣或爸爸陪着孩子玩时，穆费迪才会抬抬头，微微一笑。而行人看到他时也会露出尴尬的微笑，另一些人则用怀疑或好奇的眼神看着穆费迪。

39岁的穆费迪在家乡也门有个大家庭，他非常希望与家人们重聚。但穆费迪是可永久居住斯洛伐克的外国人，而非难民或庇护寻求者，斯洛伐克政府没有为他和母亲及兄弟姐妹的团聚提供帮助的法律义务。穆费迪也想在这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但是斯洛伐克的穆斯林极少（人口占总人口0.2%），而且很少人愿意嫁给从关塔那摩监狱出来的人，穆费迪的这个愿望可能并不容易实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对此曾表示：“我们支持家庭团聚，因为我们相信这可以产生更好的效果，（对这些前囚犯）很有帮助。”然而，前囚犯接收国的做法与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并不相符。

穆费迪现在仍在等着政府批准他家人的签证，好让他们来斯洛伐克探望自己。“或许我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一切就会好起来，”他说，“然而，现在我在这里是一个陌生人，流放者。我这辈子曾向追求许多东西，但是一切掌控权都不在我手中。”

傍晚时分，阳光逐渐暗淡，穆费迪的头痛也消退了些。待到雾气降临街道时，他感觉好多了。穆费迪沉默地拖着步子往家的方向走，他走过了街后的巷子，因为他想避开在酒吧门口狂欢的人们。等到他回到公寓楼下时，太阳几乎消失在地平线下，他的背影也逐渐融入了黑暗中。

他又回到了那个宁静的公寓，只有时钟的滴答声和宠物雀的鸣叫声作伴。“其实我讨厌见到笼子里的所有东西，”他一边给鸟笼里的喂食器加水和食物，一边说道，“我这辈子就活在一个笼子里。”

穆费迪拿出一块薄毯子，将它轻轻盖在鸟笼上。不一会儿，麻雀就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