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继武

前联邦德国总统，2016年8月24日逝世，享年97岁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欧洲政坛，成为当时东西方缓和与欧洲一体化进展政策核心推进者之一的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或许并不如去年去世的施密特总理为世人所知。但德国总统高克，清晰定位了谢尔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是一位政治家，力助塑造了我国许多年以来的命运，推动欧洲一体化成为他尤为关注的心事，较早认识到欧洲一体化对于德国的重要性。”这是对于谢尔为国贡献的高度褒扬，也是对他一生事业的肯定。

从国际关系层面，谢尔成为1969年-1974年勃兰特政府的核心骨干，他出任勃兰特政府的外交部长，而后勃兰特1974年因间谍丑闻辞职，他继任西德总统，继续“服务”五年。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谢尔最为“显赫”的政治生涯时期。要知道，那是一个国际格局巨变的时代。环顾全球，冷战格局发生极大变迁，中美缓和解冻，美苏争霸进入新阶段；全球能源危机凸显，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凡此种种，预示着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都走到一个新的阶段。

与大多数战后政治家一样，谢尔的成长经历了经济和战争的洗礼。1919年，“一战”刚结束后，谢尔出生于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随后，他致力于成为一名银行职员，但“二战”的炮火，将他带到了战场，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战后，他渐渐成为自由民主党的核心领导人物，自民党也逐渐成为西德政治的核心力量。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局面，谢尔表现出较高的协调、合作的态势，而非固执和独断专行。20世纪50年代，谢尔从基层做起，逐步因治理经济上的成就声名鹊起。1961年，阿登纳政府上台，他出任经济发展与合作部长，手握巨额对外援助资金，身体力行，走访拉美非洲，训练志愿者，成立援助机构，致力于推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

在他的推动下，自民党与中左的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勃兰特领导的社民党与自民党联盟后，于1969年开始执政。此时的国家，一片欣欣向荣，正逐步在欧洲重获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作为执政联盟的回报，自民党主席谢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他成为勃兰特政府新东方政策的主要执行者。

力推新东方政策，致力东西方缓和，成为他政治生涯的遗产之一。战后就存在东方还是西方的争辩。东方政策的出台，要归功于当时外交精英群体的开放和超越意识形态的眼界，比如勃兰特、谢尔和巴尔等。他们力主要实现德国的统一，需要就共同利益和平谈判，而不是实力强制。在此理念下的东方政策，希望与西德周边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与阿登纳政府倒向西方的政策不同，谢尔及其勃兰特政府希望调整先前僵硬的东方政策，在东西方之间寻求平衡，通过和平谈判，与苏东国家签订条约。如此，在谢尔和巴尔等西德外交要人的主持下，和苏联于1970年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同波兰签订《华沙条约》，以及美苏英法签订四国柏林协定。在这些新东方政策的主导下，西德开启了外交新局面。

正如随后自民党对他的高度评价，“如果没有谢尔，以及他的继任者，那么德国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动力去制定一个新东方政策，也就没有后来两德那么迅速而没有后遗症的统一。”当然，在德国对于新东方政策也是存有分歧，即使默克尔总理代表的基民盟可能也并不那么欣赏新东方政策的积极作用。

谢尔的遗产之二，还在于他在一个极端政治和恐怖主义仍然徘徊的时代，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或许，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为当时一个广受欢迎的人物，也是一种良心的代言。1977年，雇主联协会主席汉斯·施莱尔遭到恐怖组织“红军派”绑架并被杀害。谢尔在葬礼上发表了全国电视转播讲话，大力谴责恐怖行动，认为是一种耻辱，呼吁人们正视过去的“黑暗历史”，直面未来。

谢尔任外交部长期间，访问中国，并积极促成了中国和西德于1972年建交，成为中国开拓西方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重要环节。自此，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2002年，他在《中德建交回顾》中，回忆到及时与中国建交的正确性，是外交调整的必然要求。同时，中国的热情接待，好客礼数，细节周到，是“一种独特的魅力”，而周恩来也是他很少遇见的“极富同情心的谈判伙伴”，终生难忘。2014年，第一届瓦尔特·谢尔论坛——2014中德文化论坛在柏林开幕，这个以谢尔命名的论坛，旨在加深中德了解与互信，增进中德人民友谊，切实推进中德交流与合作。

政治家的生活是严肃的，但这并不否定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才艺和性情，谢尔也是如此。美国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为世人所津津乐道。殊不知，谢尔在主政期间，其艺人特质也属罕见，1974年早期，在谢尔就任总统职位前夕，身为外交部长的他唱出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西德排行榜上位居第五！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