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银河映像”20周年的代表作，杜琪峰的电影《三人行》在延续“九七”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对本土记忆和身份寻找的叙事，无论城市的地理空间想象与建构，还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文化与精神空间，都体现出了杜琪峰对故事题材的独特把握，对自身文化及其身份的探寻，也表达了其活在当下既乐观，又矛盾的心态。

关键词：《三人行》；叙事空间；杜琪峰；本土记忆；身份寻找

米歇尔·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s）中提出“当今这个纪元也许将首先是空间的纪元，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比肩的时代和弥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候所经验的世界与其说是在时间之中发展的漫长生活，不如说是一个用自身的经纬联结诸点和交叉点的网络[1] ”“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功能，折射着权力关系、历史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并揭示着人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2]”。作为继徐克和吴宇森之后，中国香港动作片代表性导演的杜琪峰习惯于自我风格的建立，带着对人生的体验，用“荒诞、宿命、灰暗”的格调记录了当下时代的转变与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价值观的变化，并且强调“我是香港出生的，我很喜欢香港[3]”“永远拍自己写的故事，强大的自我，强烈的个性，拍摄现场的绝对控制者，生命与电影不可分割[4]”。

“银河映像”20周年之际，杜琪峰在经历了《夺命金》（2011年）、《高海拔之恋II》（2012年）、《单身男女》系列（2011年、2014年）、《华丽上班族》（2015）等电影的新尝试之后，重新回归到最为熟悉的警匪题材，拍摄了电影《三人行》。对于杜琪峰的影迷来说，恐怕《三人行》这部电影并不“好看”，但对于“银河映像”与杜琪峰而言，却具有历史、文化与精神层面上的意义，毕竟杜琪峰在致敬过去自己的“经典”作品时——如《PTU》《大块头有大智慧》《大事件》《神探》等——还利用封闭的医院场景，通过三个人在城市地理空间的生存状态与“在场”“不在场”的空间建构，表现了中国香港在本土历史、文化流变背景下的怀旧意识、身份寻找与未来想象的焦虑，以及活在当下既矛盾又乐观的心態。用杜琪峰自己的话说：“人，大多数人都有错，但当你错的时候，你能够马上就意识到并承认错误，那是好的。但如果一错再错，错再加错，就会搞出很多想象不到的问题。人还是盲目，看不清楚自己，这就是电影的主题跟精神[5]。”这番发自肺腑的言论，可以说是杜琪峰香港情怀的真情表达，也是杜琪峰营造的一个“枪火”与“看不见”的，隐喻的，香港与内地相互交织的复杂世界。

一、 从“香港”到“广州”的城市空间想象与建构

“九七”之后，香港电影进入了新的纪元，中国大陆、香港本土和殖民英国的关系逐渐被内地/香港关系中的香港身份等新思维所替代[6]。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跨地域空间的转换，暗示了文化与政治关系的变化，以至于，我们“不断在定义与重新定义乌托邦或反乌托邦（dystopias）的游戏中，调整自己的定位[7]”，找到“自我”。显然杜琪峰电影《三人行》的“自我”叙述是与时代的变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不同时期对广东这座城市的迷恋，如《单身男女2》中的广州塔、金融中心、猎德大桥等地，《华丽上班族》的广州番禺等。

在香港电影史上，“广东意象”成为了香港社会群体文化与心理诉求的城市地理“符号”，映现着香港人的“家国”与“乡愁”情结，以及身份难以确定的复杂心态和本土话语建构的矛盾心态。杜琪峰尽管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但其祖籍是在广东，那里才是他的精神之所，有着他的血脉、语言和文化之根。

在2016年的电影《三人行》中，杜琪峰将镜头对准广东番禺（现实场景）的一家医院，通过拍摄医生、匪徒/患者、警察关于“生、老、病、死”日常化的生存状态，关于权力、安全感和自由的论争，来表明艺术家的精神世界——人情冷暖，命运的不可捉摸与身份的漂移，并隐喻香港这座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医院是一个“生”与“死”的边界，“拯救”与“杀戮”构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地域与地域之间一个庞杂的隐喻世界。然而，杜琪峰并没有刻意地去渲染这个重构的世界，而是将广东/香港的城市空间予以架空，使得电影《三人行》中的城市空间几乎成为了一座“无法识别”的城市，这看似“呈现出一种无名性、去地域化的特点，空间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和生活经验被不断掏空 [8]”，实则这种空间更具历史、文化特性。片中，导演利用匪徒遭受枪击后被送往维多利亚医院的新闻事件插播，维多利亚医生的地域诉说和匪徒中环抢劫的话语将视点转移到了香港本土，但是广东道皇室珠宝的地域与香港地域还是产生了模糊的地域空间。这让人不禁想，杜琪峰为何偏偏要选择广东道，而不是其他的街道？笔者认为，这是杜琪峰借用广东这一地域“外壳”包装整个香港。当然，这除了制作成本与拍摄环境的现实考虑之外，更为深层的意义上是，杜琪峰在以维多利亚这一地域空间叙说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乡愁”，同时，也表达了香港对内地的血脉之情、“乡土寄托”之情与自我身份彰显，乃至香港本土文化之根。换而言之，警察陈伟乐（古天乐饰）与悍匪张礼信（钟汉良饰）、医生佟倩（赵薇饰）与警察，与患者张礼信、钟伯（卢海鹏饰）洪生（王梓轩饰）等关系，表面上构成了正义与非正义、生与死等现实问题，往深层次而言，这一组组关系就是香港/内地的复杂关系的隐喻。

如果说对医院空间描摹主要以实景为主，那么杜琪峰对于香港城市与中国内地空间的指涉则具有了更多的象征色彩。《三人行》片名中的陈伟乐/古天乐、张礼信/钟汉良、佟倩/赵薇三人正是香港与内地空间的代指，叙述着两地人的生活、工作与精神状态，同时也传达着当下中国香港市民的困境。具体来说，医生佟倩从17岁来到香港，一直努力拼搏，学广东话，学习英语，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第一线脑外科医生。然而，面对着“香港”社会，佟倩就是一个“内地”的闯入者形象。佟倩在陈伟乐与张礼信的人际关系中是处于被动的，是不均衡的。或者说，是处于劣势的。当佟倩秉持着医生的职责，救死扶伤，却遭遇病人的冷落与谩骂，还让无辜的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最后只能迷失自我，成为谋杀“病人”的帮凶。再者，佟倩（或者说赵薇）的普通话没有任何的粤语腔，她的身份是直接告诉观众的。更具有“后现代”式荒诞的是，作为一线的脑外科医生，佟倩是“失败”的。患有精神病的钟伯（卢海鹏饰）手术后整天除了吃喝之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吴吉祥（张国强饰）仿佛“无吉祥”的指涉，最终逃不了手术失败带来的植物人宿命。然而，对于洪生来说，一方面承担着香港年轻人的身份符号，被寄予“希望”，因为“他还年轻，这个手术至少还有机会，给他换来更多的时间，去过正常生活”（佟倩语）。不过， 洪生手术后并没有得到康复，还导致了他下半身不能动弹，并让他产生了敌对的情绪，想以自杀的方式结束那看不到希望的生命。在医院爆炸时，坐在轮椅上的洪生趁乱逃出，却面对着无法可走楼梯，“死”在他的意识里逐渐加强，最后毅然决然地从楼梯滚下。荒诞的是，这一走向死亡的绝响，却换来了“生”——他站起来了，向医生摇手呐喊，“医生我没事了”。此外，古天乐、钟汉良、卢海鹏、张兆辉、林雪、龚慈恩、洪天明、谢天华、黄浩然、王梓轩、欧锦棠、朱健钧的身份标签，则清晰地标榜着中国香港人的身份，他们处于社会的各个角落，维护着医院这个世界的运转，并且操控着“内地人”佟倩。可以说，这种身份的标签显示了“身体之为一种认同标记，比任何一种东西都更显著，谁是我们，谁是他们，一目了然，视情况可以立即产生一体或对立的反应[9]”，也“象征着香港仔与中国内地融合、边界消失的趋势下对自身定位的焦虑[10]”与困惑。

陈伟乐将悍匪张礼信带入医院医治，本是要套取张礼信同伙的信息，将其一网打尽，却因为掩护手下的违法开枪，不得不想法设法将张礼信杀人灭口。而一直以救死扶伤为信仰的医生佟倩，秉持着“救死扶伤”的职责，但她在紧急的情形下打了张礼信同伙的电话后，反而让警察陷入了“死”的境地。如此，在这种“生”与“死”的矛盾中，佟倩也陷入了价值观迷失的漩涡，最后竟然在警察陈伟乐的劝告下，彻底转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杀手”（试图帮助陈伟乐杀掉张礼信）。自此，代表着“天使”的医生，保卫力量的“警察”，反而成了“杀手”。这看似荒诞，实则是杜琪峰一种矛盾的表达，就像镜头在狭小、封闭且压抑、慌乱、精神紧绷的城市空间（医院）中来回切换，几组人物关系的变化与窘境预示着人作为个体的生存困境与渺小感，也传递出了未来迷茫的惆怅与哀伤，同时地理环境的变化与“缩小”亦折射出导演的心理情感。

在杜琪峰的电影《三人行》中，医院的“空间”已不单单是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而是凝聚着其人文思考，承载着鲜活的生命力，也喻示着内心的矛盾心态，同时从中也折射出香港在近二十年在“跨地域”过程中经历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化。

二、 “在场”与“不在场”的精神空间

电影空间叙事的功能是“在场”。“在场”与“不在场”又相互对应，呈现出多元的空间场景。换句话来说，“在场”就是现场所有的人与物，“不在场”则是不在现场[11]。海德格尔说：“在场意味着：解蔽（Entbergen），带入敞开（das Offene ）之中。在解蔽中嬉戏着一种给出，也即在让——在场（Anwese-lassen）中给出了在场亦即存在的那种给出[12]。”由此看来，杜琪峰电影《三人行》中的医院“在场”是一种“敞开”的空间化。在“无地域空间”的医院，看似掩盖了香港特色的空间，实则是导演杜琪峰以这种空间形态反衬出整个香港空间文化身份的模糊与焦虑，以及中国内地/香港群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杜琪峰描绘的乃是一幅夹杂着社会各类人与医院的众生相。这里面的人，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职位，甚至英雄和反派角色都没有黑白之分，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活着。医生佟倩因手术失败与“救人”的使命而导致新的危机而焦虑；犯罪分子张礼信因被击中脑袋，拷在病床上而焦虑；接受了脑科手术，下肢不能动弹的洪生因无法正常生活而焦虑；就连代表着正义的警察也因企图掩盖手下的开枪事实而产生杀人的念头导致其陷入焦虑之中。从深层意义上来看，这种焦虑是源于这群人“流浪者”（wanderer）的特质。他们漂泊在维多利亚，是落魄的，也是不断在自我追寻的人。佟倩的从“内地”到香港，在医院践行她的梦想，无“家”可回；张礼信和陈伟乐虽说具有“香港本土”的身份，但仍旧是“流浪者”。张礼信一出场，杜琪峰就暗示了这一角色的“死亡”，他只能任由人摆布，在医院接受医生手术与警察的审判；陈伟乐以自己的私情，完全放弃了警察的坚守，企图杀人灭口，最后因为失职与内心的愧疚而选择辞去总督察的职位。然而，片中喜欢藏钥匙的病人钟伯似乎算不上焦虑。在钟伯的世界里，只有简简单单。他虽然生病住院，但随时能哼一两首广东小曲怡然自乐，同时，坚守着有吃即为乐的生活原则之外，又不陷入各种纠纷之中，如警匪、医患之间的矛盾。哪怕是在枪林弹雨的空间场所，钟伯都是处于一种观望的态度，用自己的乐观与冷眼看着发生的一切。这种焦虑与开心的群体对比，实则是导演杜琪峰利用镜头展现的真实的香港社会。事实上，钟伯隐藏着大智若愚的智慧，也是杜琪峰本人的写照——“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

“杜琪峰大胆到用林雪（超过20部作品）用到一个地步，我们总会想到林雪和贪吃是双生子的关系[13]。”也就是说，林雪这一人物已经成为了杜琪峰表达情感的一种符号，象征着群体身份的回忆与认同，也表现出一个人可正可邪的双面性，这“无异是在提醒，通过这个名字，已经有一个人摆在你的面前，你想要了解或必须了解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对方什么都不必做，就会让你产生几乎是自发性的回应，对他采取开放或封闭、欢迎或拒绝、接纳或排斥”[14]。而电影《三人行》中林雪饰演的警察肥佬渴望得到同伴的认同，却时常陷入边缘化的境地。进一步讲，林雪这一人物不仅意味着群体之间的拒绝与排斥，更暗示着我们“这次又有什么不同？”的追问。

片尾处，在音乐《之乎者也》贯穿中，警匪来了一次正面的交锋，在这一刻，我们看到了慢动作勾勒出的暴力场景，轻快中带有“后现代”式的戏谑与嘲讽。作为救死扶伤的重要空间符码之一，医院的空间完全被颠覆，它不仅在封闭空间下形成压抑、绝望的气氛，还传递出这群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以及平静背后隐藏着嘈杂与死亡的恐怖。以谢天华为首的匪徒，进入医院，与警察在封闭空间内展开战斗，就暗示了正常人“不知所措”的恐惧感，同时，也传递出无路可逃的悲剧意识，乃至生命将逝的局促与不安。其实，杜琪峰还使用了一个更为特别的场所——空中走廊为事件进行展开，看似蓝天白云、青山绿叶，实际上空间更为局促，只能眼睁睁看着，稍不留神，就可能粉身碎骨。在枪战之后，张礼信身处的环境就和他的生命一样，从宽敞的医院空间进入到一个更为封闭的楼梯空间，往下走是警察，往医院里走，门已被锁闭，往上走也无路可逃，而警察逐渐地逼近，这时原本“大”的空间立刻成为“无”的空间，生命在此“终结”，也预示着新生。有意思的是，在狭小的医院空间，警察伪装成了病人、护工、清洁工，而匪徒却以社会精英分子为装扮，如律师、西装革履的IT精英等。再者，缉毒警察陈伟乐是暴躁的，不仅辱骂手下，而且对犯罪分子抱以绝对的敌意不说，还满口的低俗语言，如“玩不死你”“犯法就是为了执法”等。而“话痨”悍匪张礼信却能引经据典，讲哲学故事，讲英语。这种身份、阶层、正邪关系的反差，在配以“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的音乐，笔者看到了杜琪峰极其矛盾的心态。他既有身份游移不定的焦慮，又有保持一颗从焦虑中走向平静的解脱之心，又或者说是导演此刻现身出来劝诫处于迷失和失落中的中国香港人——“朋友，都要学我，一个个都开心，一笑像个开心果，个个都又说又笑，无苦无忧”，并告诫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特别是，当张礼信悬于空中的时候，佟倩和陈伟乐拼尽全力拯救的时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导演杜琪峰对生命、对精神自由的眷念，以及无法摆脱中国内地联系的肯定。

当然，杜琪峰的《三人行》充满了政治寓意是事实，但他却能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哲理，在多重意义的香港与内地空间，经历焦虑、困惑与迷失后，继续寻找未知的将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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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琪峰谈〈毒战〉：我并不想去挑战国家的方向[EB/OL].南都娱乐周刊，2013 -4-6.

[4]吴晶.时代的影像者·影响者——杜琪峰导演访谈录[J].当代电影，2007，（02）：36-37.

[5]森月，杜琪峰.这次“三人行”，下次再帮古天乐拿奖[EB/OL].2016，（06）：24.http：//mt.sohu.com/20160624/n45

6005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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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成杰.映像“天水围”：许鞍华电影的跨地想象与主体建构[J].当代电影，2011，（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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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666.

[13]皮皮.非常黑——对杜琪峰作品几点补遗研究[J].電影艺术，2010，（07）：76.

作者简介：

何国威，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电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