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银河映像”20周年的代表作，杜琪峰的电影《三人行》在延续“九七”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对本土记忆和身份寻找的叙事，无论城市的地理空间想象与建构，还是“在场”与“不在场”的文化与精神空间，都体现出了杜琪峰对故事题材的独特把握，对自身文化及其身份的探寻，也表达了其活在当下既乐观，又矛盾的心态。

关键词：《三人行》；叙事空间；杜琪峰；本土记忆；身份寻找

米歇尔·福柯在《关于其他空间》（Of Other Spaces）中提出“当今这个纪元也许将首先是空间的纪元，我们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置的时代，一个远与近的时代，一个比肩的时代和弥散的时代。我相信，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候所经验的世界与其说是在时间之中发展的漫长生活，不如说是一个用自身的经纬联结诸点和交叉点的网络[1] ”“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功能，折射着权力关系、历史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并揭示着人物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认同[2]”。作为继徐克和吴宇森之后，中国香港动作片代表性导演的杜琪峰习惯于自我风格的建立，带着对人生的体验，用“荒诞、宿命、灰暗”的格调记录了当下时代的转变与人的生存状态，乃至价值观的变化，并且强调“我是香港出生的，我很喜欢香港[3]”“永远拍自己写的故事，强大的自我，强烈的个性，拍摄现场的绝对控制者，生命与电影不可分割[4]”。

“银河映像”20周年之际，杜琪峰在经历了《夺命金》（2011年）、《高海拔之恋II》（2012年）、《单身男女》系列（2011年、2014年）、《华丽上班族》（2015）等电影的新尝试之后，重新回归到最为熟悉的警匪题材，拍摄了电影《三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