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平 叶永烈

1982年腊月里，我迎着朔风走在上海街头，走进一条闹中取静的弄堂。登门入室，我仿佛置身于春日之中：桌上的一盆水仙葱绿可爱，墙角的一盆腊梅绽放着鲜艳的黄花，明亮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画案上，一位年逾古稀的老画家正在挥毫作画。

他，《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照理，孩子们应当称他为“张乐平爷爷”，不过，也许由于他笔下的三毛给孩子们的印象太深，以致不少孩子竟称他为“三毛爷爷”！

张乐平已是皓首银发了。我细细观看了他的头发，说道：“你的白发，大约占了十分之二。”他摇头说：“不，不，占了五分之四！今年，我73了，老喽！你看，我见到周总理的时候，多年轻……”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张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老人深情地说：“那是我一生难忘的日子，难忘的纪念。”“张老，三毛今年几岁？”我这么问道。

“三毛？他生于1935年11月——我画的第一幅三毛漫画，是那时候发表的。”老人随口就答出来了。

“这么说，三毛已经48岁了！”

“不，不，在我的笔下，三毛永远是孩子，他永远年轻！”张乐平告诉我，《三毛流浪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大量重印，已发行了二百多万册。1987年，发行量在1000万份以上的《中国少年报》连载《三毛流浪记》，在小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连载期间，张乐平收到全国各地小朋友的来信。小读者们说，从《三毛流浪记》中知道了少年儿童在旧中国的苦难生活，懂得了今天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张乐平还很高兴地说，他应邀访问了日本，才知道三毛也已经成了日本少年儿童的好朋友。

日本举办了“三毛流浪记画展”。张乐平走进展览馆，吃了一惊，咦，我的手稿，怎么会在这儿。后来仔细一看，才明白那是日本友人把中国出版的《三毛流浪记》，用“放大复印机”复印，制成了酷似原稿的大幅画面，举办了展览会。他很感谢日本友人对三毛的深情厚谊。

张乐平双颊红润，我以为这是健康的象征。他摇摇头说，这是高血压的象征！他很风趣地说，心脏不大好，有时候血管里会闹“交通阻塞”。他走到床头，打开一个柜子给我看，嗬，放满各式各样的药瓶。他还拿起手杖给我看，那是一根雕着龙头的“艺术手杖”。他说，老了，如今外出，要拄手杖了。

不过，他感到深为高兴的是，最近手不发抖了，能够自如地运笔画画。原来，一位朋友劝他每天甩手1000次，他坚持了几个月，明显奏效，手变得灵活了。张乐平告诉我，如今他每个月作几十幅画，有时还亲笔给小读者写回信。不过，上了年纪，记性差了，他说，身边常带着小本子，一有巧妙的构思，赶紧记下来。现在，老人在为《儿童时代》画《三毛新传》。老人已经光荣入党。他说，要活到老，画到老，为三亿少年儿童画一辈子三毛！

他还告诉我，《小朋友》杂志的封三，本来是他的“世袭领地”，一直由三毛占领。如今，他不愿一人独占，“让出地盘”，让给新人新作。他说，不这样做，老让我“独霸”，新人怎么能上得来呢？老人这种“让贤”精神，确实可贵。

1988年中秋节，我家多了一位远客——从美国费城归来观光的马思聪次女马瑞雪。一早，我到她在上海下榻的陈家去接她。在闲聊中我说起：“张乐平家就在咫尺之内。”

“是吗？！”她双眼射出惊喜的目光，“我从小就看《三毛流浪记》，如果你能带我见他一面，真是三生有幸！”

“我先去看一下。”说罢，我前往相距百把米的张家。进了屋，张师母对我说：“你呀，来得正巧！乐平在医院里住了一年多，今天是中秋节，大夫特许他回家一天，吃过晚饭就得返回医院。刚才，儿子、儿媳去接他了，再过半个小时，他就回了！”

于是，我回到陈家。马瑞雪一听说果真可以见到张乐平，高兴得直拍手。

当我陪着马瑞雪来到张家，张乐平刚刚回来。这位“三毛爷爷”气色不错，只是步履蹒跚，行动显得迟缓。他跟马瑞雪聊起当年听马思聪音乐会的印象，又谈起了台湾地区女作家三毛。张乐平说：“台湾的三毛给我来信，说明年春天要到上海来看我！”

“我捷足先登了。”马瑞雪笑道，“11月下旬，台湾地区要举行由我作词、父亲作曲的歌剧《热碧亚》首演式，我要和母亲、弟弟一起从美国飞往台湾。我一定告诉三毛，我在上海已经见到‘三毛爷爷啦！”

马瑞雪笑罢，轻声问我：“能不能请张老送她一本《三毛流浪记》，在书上为她题几个字。”我把她的意思转告张老，他欣然答应。可是，当他颤颤巍巍走向书橱时，这才记起把钥匙忘在医院里了，无法开橱取書。

“那就写几个字送瑞雪女士吧。”因为张师母告诉过我，张乐平双手颤抖，已经一年多无法作画，我只好建议他写字。于是，铺好了宣纸，他凝神思索，犹豫道：“唉，写什么话好呢？得了，得了，还是画个三毛送她吧！”

一听说画三毛送她，马瑞雪喜出望外。大抵是在医院里静养了一年多，何况又值他刚刚回家，简直像奇迹一般，张乐平的手没有抖！他的大笔挥了几下，一个可爱的三毛便出现在宣纸上。张师母连连说：“马小姐，你的运气真好！”

张乐平画完一张，余兴未尽，对我说：“再画一张送你！”有趣的是，画这张三毛时，他多画了一条红领巾。

当我和马瑞雪坐车前往我家时，马瑞雪像捧宝贝似地捧着那幅三毛。她说：“这是我回大陆的‘重大收获！我一定把这幅画带到台湾，让他们欣赏欣赏张老的新作。”

1989年，张乐平先生成为台湾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因为他的“女儿”、著名台湾女作家三毛飞渡海峡，前来上海，拜谒张老。她称张乐平为“爸爸”，因为张乐平创造了三毛这一享誉全国的艺术形象，而她正是看了《三毛流浪记》，便以“三毛”为笔名。台湾的三毛在上海“爸爸”家住了四天，顿时成了海峡两岸新闻媒介的热门话题。

1989年8月中旬，台湾的“大陆儿童文学研究会”会长林焕彰先生率代表团来到上海，他极想一晤“三毛爸爸”，托我代向张老致意。我随即给张乐平挂了电话。尽管他正在病中，平日不会客，考虑到客自台湾来，况且又是专门研究大陆儿童文学的，也就答应了。他在电话中说：“今天别来，最好明天来。已经好多天没刮胡子，要赶紧刮一刮。我的妻子也病了，家里乱七八糟，得收拾一下……”

为了不要过分惊扰病中的老人，翌日，我只陪着林焕彰先生一人前往张寓拜访。一上楼，张乐平衣衫整洁，早已坐在那里等待台湾客人。他看上去精神还很不错，只是因患帕金森综合征，手抖得厉害，双脚行动也不便，步履蹒跚。他在画室里接待客人，拿出一盆紫色的葡萄，说出内中的特殊含义：“葡萄团团圆圆，甜甜蜜蜜，请吃吧！”

张乐平今年已80岁高龄，为了医治帕金森综合征，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两年。记得去年中秋节，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从美国来上海，我陪她去看望张乐平，那天正值医生“特许”，让他回家过节，当天夜里便送回医院。今年4月，“女儿”三毛来沪前夕，他才出院，眼下在家静养。他说：“虽然生病，我的精神很愉快。我的名字叫乐平，就是自得其乐、其乐无穷、一乐到底，唯一使我痛苦的，是因手抖不能作画，不能为小读者服务。今年‘六一前夕，为了祝贺孩子们的节日，我在病中画了一幅新作《三毛吃西瓜》。虽然因为手抖，画得不好，可是发表以后，我收到许多小读者的來信，使我感到创作的快乐，给了我很多安慰。我一定要把病治好，要继续画三毛。我老了，但是我还要努力！我有一个外号叫‘老天真，我的心永远是年轻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能不断画三毛。”

张乐平回忆当年画三毛，三毛是苦孩子，是流浪儿，那时的三毛没有欢乐。他说：“人皆有同情之心。新中国成立之前，三毛的苦难，引起许多人的同情、关心，我收到许多读者来信。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三毛是快乐的，从苦孩子变成了好孩子。我永远跟孩子们在一起，为孩子们服务……”

在这位被孩子们称为“三毛爷爷”的老画家的画室里，挂着少先队员们送的“星星火炬”队旗。另外，还挂着周恩来和他握手的照片。他走向画案，在一张宽大的藤椅上坐下，拿起了毛笔，对林焕章先生说：“很抱歉，我只能给你签名留念，没办法画三毛送你！”

林先生趁他握笔时，给他拍照。这时，他赶紧把画案上的一堆瓶子推开。林先生以为那是画画的颜料瓶子，说放在桌上不碍事。张乐平却摇头道：“这些不是颜料瓶，是药瓶！我是被迫才吃药的，不要把药瓶拍进去。”告别时，林先生说他跟台湾的三毛很熟悉，张乐平马上说：“我病了，老伴也病了，三毛寄来好几封信，我们还没有及时回复。你回台湾，请转告三毛，说我们都牵挂她，祝她全家好！”林先生一口答应：“我一回台湾，就给三毛挂电话，报告‘上海爸爸、上海妈妈的问候！台湾文学界都称三毛是‘小调皮，她很聪明，又很爱动，像您笔下的三毛！”

“我很喜欢我这个台湾‘女儿！”张乐平和夫人跟我们握别时，还一再提到了台湾的三毛：“欢迎她再来上海的‘家里住！”

摘自《穿越历史：叶永烈说他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