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河

一

儿时的记忆里，大姐在家一直不怎么受待见。爷爷重男轻女的思想特别严重。而作为长子的父亲，第一胎就是个女娃，让爷爷大失所望，偏偏大姐生下来又是先天性唇裂。

于是，全家人都苦着脸对大姐，直到5年后母亲生下了大哥。然而，有了大哥也没能给大姐带来丝毫的福泽。先是上学这件事，因为要照看弟弟，大姐虽已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却迟迟不想让她上。直到9岁那年，我的一个当小学老师的堂姑找上门来跟父母做了一次长谈后，他们这才勉强同意。

由于大姐嘴上的残疾常招来同学们的讥笑，这让大姐十分自卑，渐渐萌生了退学的念头。隔三岔五就不肯去学校。

这时，堂姑又一次找上门来对我父母说：“哥、嫂，依我看，趁孩子小，赶紧到医院去给她做个手术吧！知道你们手头紧，这不，我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你们先拿着，不够，咱再想办法。”

堂姑已把事儿做到这个份上，做父母的还能说什么。几天后，父母卖掉了家里的猪，领着大姐去了省城。

手术非常成功，除了留下点疤痕。大姐终于高高兴兴地重新坐回到学校的板凳上。

但好景不长，随着二姐的出生，大姐的求学之路又一次戛然而止。那是上世纪的60年代初，农民还在靠“工分”吃饭。彼时爷爷奶奶年事已高，家里只有父亲和母亲这两个劳力可以出工。所以，看孩子的活儿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大姐肩上。13岁的大姐小学尚未读完，就不得不辍学回家照看妹妹。

五年后，好不容易盼着二姐也上了学，母亲又有了我。没来得及喘口气的大姐又担负起照看我的重任，这一担又是五年。

十年里，大姐除了照看弟妹，做饭，还有一项更大的“工程”，那就是给一家老小做鞋，就是那种鞋底布满密密麻麻针脚的“千层底”，一针一线几乎耗费了大姐的整个青春期。

我最难忘的是跟着大姐去河边割猪草。每次她都将竹筐装得满满，再使劲往下摁，腾出地儿来让我稳稳地坐到上边，然后背我回家。

原以为大姐会这样一直背着我快乐地长大。可是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之后，大姐以及我和大姐之间的那种快乐便被这个男人夺走了。

二

大姐出嫁那年，我刚6岁，那个满脸络腮胡子的男人，就是我姐夫。姐夫长相凶悍，心眼儿并不坏，对大姐一百分的好。只是家里很穷，还比大姐大了整整10岁。

其实大姐的家并不算太远，就在十几里外一个叫梨树屯的村上。大姐家有十几棵果树，这也是他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姐夫除了会侍弄果树，还会理发，于是每隔一个月我就会去一趟大姐家，一是剪头发，再就是为了解解馋。彼时家里的日子虽不至于挨饿，但餐桌上还是粗粮咸菜唱主角，一年到头鲜有白面吃。可只要到了大姐家，每回她都能变戏法似的弄来一瓢白面，或擀面条，或烙油饼，尤其大姐烙的油饼，外焦里嫩，又香又酥，我总也吃不够。

我上初二那年，尽管父母勒紧了腰带，用牙缝里省下的钱将大哥供到了高中毕业，可最后大哥还是名落孙山。彼时农村里的高中生倘若考不上大学，那命运其实与文盲没啥两样，照样顶着满头的高粱花子耪大锄。大哥虽心有不甘，却也只好认命，包括婚姻。

那个夏天就是说好要娶大嫂进门的。可大嫂的娘家提了一个条件，必须要我们盖三间新瓦房，否则婚事免谈。这可把父母给愁住了，因为奶奶常年吃药，加上三个孩子上学，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母亲硬着头皮借了几家，可那年头大家的状况都半斤八两，全家人正愁闷着，正好让回娘家的大姐撞了个正着。

刚开始父母还吞吞吐吐不想说，无奈大姐问得急，只好道出原委。随后又对大姐说：“给你说了也没用，你也帮不上。”

“谁说帮不上？不过我得回去跟我们家那口子商量商量。”大姐撂下这句话，转身就回了她家。

次日一大早，大姐就来了，一进屋便将手里的黑提包打开，掏出厚厚的一沓钱。

母亲接钱的手有些迟疑，最后是大姐硬塞给了她。母亲手捧着那沓钱，张了张嘴，却没能说出话来，只是眼圈红红的。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那些钱已经辛辛苦苦攒了好几年，原本也是准备要翻盖新屋的，可是当父亲一再表示要拒绝这笔钱时，大姐却很坚定地说：“怎么着还是大弟娶媳妇这件事大，我们就再将就几年吧。”

三

大嫂進门后，我们家也慢慢好起来。大哥和大嫂去了省城闯世界，有点积蓄后，租下一处门面卖粮油，越干越大，还在省城买房定居了。二姐顺利考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与同是大学老师的姐夫结婚生子。我高三那年义无反顾地投身军营，如今也已转业到一个靠海的城市。

大姐虽然仍在农村，但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而且三个孩子也十分争气，相继考上了大学。

三年前，母亲突患中风，虽抢救及时，但还是拴住了半边身子。而母亲的这一病倒，也彻底打乱了我们姐弟四个的生活。大哥、二姐都在省城，而我离老家更远，照料母亲，即便是轮流也很困难。

我们仨想到了大姐，她离父母最近，可谁也不好意思向大姐开这个口。最后二姐提出：第一，母亲治病所需的开支不让大姐负担；第二，我们仨每人每月拿出一千块钱，让大姐来照料母亲！

等我们仨把这个想法说与大姐时，没想到大姐只稍稍犹豫了一会，随后便爽快答应了。只是大姐十分坚定地补充了一句：“孩子都是父母一样生养，治病的钱我一分也不能少拿。”

母亲在炕上一躺就是三年，大姐伺候了三年。在大姐的精心照料下，母亲的身上不但没留下一点点的痤疮，而且我们每次回家掀开母亲的被窝，居然都闻不到丁点儿的异味。三年后，母亲还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处理完母亲的后事，临行那天，大姐把我们都喊过去，从小墙柜里搬出了一个小盒子。

大姐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厚厚的三沓钞票！我们都一脸诧异，大姐说：“这是你们仨这三年给我的工资，每月三千，正好是三个三万六，一分不少，现在你们都给我拿回去。我长这么大就从没听说过，儿女伺候自己亲生的娘还要工资的。”

“那当初为什么答应得那么痛快？”我怯怯地问道。

大姐笑着说：“当初我要不答应，你们心里能得劲儿吗？再说，我要不先接下这笔钱，你们也不能安心上班呀！”

一席话，说得我们仨都落了泪。随后我们异口同声地对大姐说：“这笔钱就算弟弟妹妹孝敬你的，你就留着养老吧。”

“你们的心意大姐心领了，我养老，有孩子呢！还轮不到你们。你们今天要不拿走这钱，以后就别叫我大姐了。”

见大姐真的急了，我们只好听话。临别时，大姐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等我们仨都上了车，她还是站在那里迟迟不肯转身，我们纷纷把头探出窗外，暮然发现，午后的阳光下，已经略显老态的大姐在那里频频挥手的样子，像极了我们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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