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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我认同对消费方式的影响

2016-10-20岳阳春

学理论·下 2016年8期
关键词:自我认同断裂

岳阳春

摘 要:本文基于对H村的实地调查,对H村28户32人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本文描述了H村村民的收支状况并且分析了村民选择的消费方式。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本文进一步探究了H村村民选择消费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村民的自我认同机制对农民的消费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村民的消费资源与他们的自我认同之间发生了断裂,进而导致村民的生活中充斥了焦虑与不安。

关键词:自我认同;消费方式;断裂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112-03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家庭收入提高,家庭消费支出也随之水涨船高。H村村民人均生活开销达到了10 254元,最高为18 400元。村民并没有将自己挣得的收入存起来进行长期储蓄,而将大部分的钱都用在了消费上。村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经今非昔比,本文首先对村民的收支情况进行了描述,然后根据消费品支出构成分析了农民选择的消费方式,试图找出村民选择这样的消费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

一、H村村民的消费方式

消费方式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与消费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以什么身份、采用什么形式,运用什么方法来消费各种资料以满足其需要(汤美莲,1990)。村民通过从事打工或经商等方式实现了家庭收入的增加,随之而来的消费支出也实现了增加。从村民对消费品的选择和消费品支出构成等方面可以看出,他们不再单单是作为“农民”来进行消费。

(一)H村村民的收入情况

无论是外出经商打工还是留在本地,村民们的收入比以往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村民却很少进行长期储蓄。在调查中,很多村民表示,如果有钱了会选择盖房、买车等用来改善生活条件,甚至继续为自己的生意投资而不会存起来。所以大多数村民目前的收支状况是,既沒有负债也没有储蓄。

H村中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或经商,主要集中在武汉、浙江、湖南、福建、深圳等地,主要从事建筑工作。H村村民的家庭成员分工明确,主要劳动力负责外出打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留守人员负责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照顾孩子或者老人。

(二)H村村民的支出情况

外出打工使村民实现迅速增收,村民摆脱了长久以来“靠天吃饭”的贫困与无奈,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村民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样,村民的日常生活开销包括食品、衣服等生活用品的消费,以及缴纳电费、水费、网费等,还包括给孩子交纳的学费和各种辅导班费用;村民的大宗消费品消费包括住房消费、摩托车、电脑等家用电器的消费。H村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返乡后,纷纷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楼,村民们对屋内外的装修十分讲究,大多添置了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房屋的每一层都有一百多平方米,楼上楼下加起来至少有七八间卧室。这样的二层小楼的造价在当地一般在20万到30万元左右。

(三)消费支出构成

1.住房消费比例偏高

村民外出打工所赚取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了盖房子上。村民住房消费金额是全家人一年生活开销的4倍到6倍。村民每户年均收入为5万元,每户住房消费金额为19万元(包括装修)。这意味着,一家人不吃不喝要花四年的时间才能将住房建好。很多村民都选择先盖起毛坯房,然后分期进行装修和购买家具。住房消费金额同样是家庭年收入的3倍到4倍。在大宗消费品中,住房消费金额占到了总额的98%。

2.日常消费中的代际差异

在日常消费中,农产品消耗的比例为20%,生活消费品的比例为70%。村民的生活用品消费包括了全家人在吃穿用住等的花销,在实地调查中,日常消费中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在家庭消费资源上,代与代之间的分配存在很大差异,父母生活比较节俭,而孩子的生活相对充裕,学前的婴幼儿的主要花费是奶粉和玩具,消费水平丝毫不亚于城市。

二、H村村民的自我认同

(一)自我认同的含义

有学者给自我认同下的定义为,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以及与他人之间类同所形成的客观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伍庆,2009:21)。自我认同的实质其实是一种分类。自我将自己与他人进行归类,处理“我是谁”和“他们是谁”的基本问题。认同的关键就在于强化类同和扩大差异[1]。自我认同虽然是自我对自我身份的主观肯定态度,但是能够通过客观指标来进行观察,并且自我认同也要通过社会内容进行表达。符号是自我认同的重要载体,能够使得自我认同可视化。这些符号也是便于个人对自我和他人进行更好的分类,尤其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流动和多变已成常态,借助符号作为载体是对个体和他人进行分类的比较便利的方法。

(二)H村村民的自我认同

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封闭的自我认同机制转变为开放的自我认同机制,村民能够脱离农业劳动进入城市从事工业生产,村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奔波,对于他们来说,可供类比的有三类群体,第一类,自己的父辈祖辈或者是依旧留守在农村的村民。第二类,和自己一样出去打工或经商的村民。第三类,打工地点的城市居民。长期在城市里打工的村民是城乡差距最深刻的体会者,城市人与农村人的差距刺激着村民工的自尊心,城市人体面的生活变成了他们效仿的对象,并且经济收入的提高为效仿行动提供了可能。第一类群体是如今的村民想要摆脱的群体,第二类群体是他们时刻想要模仿和超越的标杆,第三类群体是他们想要模仿的群体。

H村的村民如今的生活水平比过去有很大提高,基本可以摆脱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虽然村民的言谈中处处都透露着“今时不同往日”的成就感,但是与第一类群体进行类比所带来的满意度远不及后两类群体。在H村中,存在着一部分人首先具备了能够模仿城市生活条件的手段和经济基础(盖别墅不仅需要经济条件还需要找专门的技术人员设计图纸,进行操作),作为这部分人的同村参照群体再进行形式上的模仿。对H村村民来说,封闭的自我认同机制已经没有存在的现实条件。在与同村人和城市人这两类群体进行比较时,村民普遍存在一种心理,不能比同村人差。而与同村人进行比较的标准就是谁更倾向于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三、消费作为认同表达的工具

有学者在论述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时提到,人们的消费行为实质就是创造、维持或改变自己的认同[2]。人们如何分配自己的消费资源,选择哪些消费品都是由他们认为“自己是谁”所决定的。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商品化的逻辑使得自我实现与商品的占有画上了等号。商品不再简单地具有马克思所论述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符号价值成为个体塑造自我的材料。在与城市人比较时,显然,村民认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属性是生活方式。从衣食住行到子女教育,这些都成了农村人模仿的对象,农村人不再安于贫穷,安于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自我形象的塑造

在现代性的条件下,自我外在形象是认同的重要表达方式,虽然个人的肤色、样貌、身材作为一种符号具有先天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一些特征。化妆品的使用、精心挑选的衣服、贵重的首饰和配件都能够给个人的外在形象带来改变。在实地调查中我们发现,村民十分注意自我外在形象的塑造。妇女们会佩戴一些金银首饰,使用成套的化妆品,出门时戴帽子,穿防晒服以保护皮肤不被晒黑。男人们在穿着上并不注重,但是对手机的要求很高,都会倾向于用品牌智能手机(小米、华为、三星、苹果),价格在一千元到五千元不等。

(二)地位符号的占有

1.住房消费

村民在与城市人和同村人做对比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支付能力。“有钱就有了一切”是村民普遍认同的逻辑。村民实现增收之后的首要目标就是改善生活环境,尤其是改善住房条件。因为住房作为一种符号,是使得认同“可视化”的最佳选择,能够满足村民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需求。一栋造价不菲的房子直接体现了村民的支付能力,所带来的地位提升效果几乎是永久性的。

2.教育消费

教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村民也越来越认识到,教育是实现向上流动的必要手段,因此在对子女的教育上越来越重视。教育本身虽然并不是可视化符号,但是在农村中,有一定的机制可以让其“可视化”,谁家子女如果考上了大学,家长就会办酒席来庆祝,所以人尽皆知,并且这类消息在农村中传播得非常快。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不单单是对义务教育的学费、生活費。很多家长还为孩子选择各种课外辅导班来提高孩子的综合素质。

(三)村民的焦虑:消费资源与自我认同的断裂

虽然村民的自我认同影响了村民对消费品的选择,但是消费选择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其现实基础是村民所占有的消费资源总量。但是村民的收入存在着不稳定的特点,长期支付能力不足。

1.长期支付能力不足

村民增收给农村带来了繁荣,改变了农村人的生活观念和消费观念,但是在入户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村民的自豪感中带有的一丝危机感。由于村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只能够凭体力赚钱。村民工长期在工地干活,从事的都是超负荷和高危的体力劳动,一般青壮年从25岁开始一直能够干到50岁,最长能够从事25年的建筑工作,之后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无法继续从事建筑工作。并且,在工地上干活经常会出现工伤,有的村民在工地上受了伤丧失劳动能力之后,只能获得几万元的赔偿,不能再外出务工。

2.断裂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一方面,村民通过与城市居民的类比,有了改变生活方式的迫切需要。但是生活方式的改变涉及方方面面,村民的长期支付能力不足,难以长期保持城市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只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形式上”的模仿,使自我认同可视化。由于村民工的职业性质带来的收入不稳定使村民产生了不安全感,村民对未来的预期信心不足,并且缺乏长期的支付能力。在有支付能力之时选择住房消费似乎合乎理性,村民工将打工赚取的收入用于回家盖房子,显示出家庭一次性支出的能力,外显性的住房消费能够帮助村民在短时间内提高自己在村里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村民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消费支出比例相差很大,令村民们焦虑。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跟父辈们比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一点似乎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自豪感。在长期支付能力不足的现实条件和自我认同机制的影响下,村民选择了牺牲一部分消费需求。所以在农村中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家人一起奋斗了很久终于能够盖个像样的房子,但是却还要举家外出赚取更多的收入供孩子上学,在农村中留下一栋漂亮的空房子。村民的消费能力有限,但是对商品的需求却越来越多,有了房子还要有像样的装修;有了装修还要有像样的家具;房子弄好了还要买车子。能够使得村民摆脱贫困摆脱过去的符号都列入了村民的计划当中,但是现实经济实力的不足让村民陷入了焦虑与不安。

四、总结与思考

H村大部分村民的主要生活来源都来自于打工和经商,由于长期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奔波等因素的影响,原来封闭的自我认同机制转变成了开放的自我认同机制,而消费对他们来说是表达自我认同的工具。跟父辈相比,他们的收入有了质的飞越,无论是在自我形象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方面,他们都摆脱了过去,这也给予了他们部分“今时不同往日”的自豪感。但是在跟城市人进行比较时,村民实际掌握的消费资源与自我认同之间出现了断裂,村民不得不以抑制一部分消费需求为代价来满足另一部分消费需求,村民将挣来的钱全部用来消费也无法满足部分消费需求。这样,在现实生活中,村民们可能一面忍受着家徒四壁一面又为孩子购置上千元的玩具,这样的反差让村民感觉到自己陷入了贫困之中。在生活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差距较大的消费支出使得农民陷入了焦虑与不安。

从长远来看,消费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消费方式是村民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下的适应手段,一方面,村民见到了城市生活的优越条件,仅靠打工获得收入又难以在城市安家,于是就想着将城市的优越条件“搬”到家乡,靠个人努力缩小城乡“形式上”的差距,并且提高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希望通过教育让子女完成向上流动,彻底与土地分离,过上稳定、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又意识到靠体力赚钱,收入来源不稳定,始终不敢与土地彻底分离。

现代世界的流动性和多变性使得村民走出农村,看到了另一类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并认为城市人的生活更体面、更有尊严。在村民看来,自己与城市居民的最大不同就是支付能力的差异,村民外出的主要目标就是努力赚钱,回乡改善生活。但是凭个人之力去弥补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显然是徒劳的,村民在这样的条件下选择了能够表达部分认同的消费方式,是一种过渡阶段的适应手段。

参考文献:

[1]伍庆.消费社会与消费认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王宁.消费与认同——对消费社会学的一个分析框架的探索[J].社会学研究,2001(1).

[3]王宁.“两栖”消费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4]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5]王宁.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屈韬.中国农村消费及其制约因素分析[J].经济学家,2009(9).

[7]郭金山,车文博.自我同一性与相关概念的辨析[J].心理科学,2004,27(5).

[8]汤美莲,消费经济词条[J].消费经济,19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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