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吉 昌，吴 钧

推进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工作创新的“两辆马车”
——金炳镐、马戎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辩论之辨析

刘 吉 昌，吴 钧

“中华民族”的提法是否等同于强调国族，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对立？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做法是否完全否定过去的伪科学？我国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的民族工作创新是否存在偏颇之处？民族理论学界关于我国民族问题“政治化”和“文化化”的争论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工作更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观。

中华民族；民族属性；族群；去政治化

作者刘吉昌，男，苗族，贵州天柱人，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贵阳 550025)；吴钧，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阳 550025)。

民族理论发展是我国民族工作创新的理论基础，民族工作的实践又不断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民族理论，两者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除此之外，对我国民族理论发展和民族工作创新起着巨大促进作用的另一因素便是学界专家和学者的探究，这些思辨之声使得我国民族理论更加丰富，民族工作的开展更加实事求是、有据可依。

一、关于“中华民族”是否为民族实体的三次讨论

从晚清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有先后关于“中华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民族有过三次激烈的大讨论。1902年，梁启超先生于《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率先提出“中华民族”这一词汇。他认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者’、‘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