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丽，邵淑灿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沈 丽，邵淑灿

（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自2013年我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以来，如何凭借金融助力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备受国内外高度关注的问题。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金融集聚程度差异较大，因而金融集聚溢出效应在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以金融集聚溢出效应为主题，从不同视角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进行梳理，据此整合构建“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模型，并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金融集聚水平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归纳提炼，最后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效应

0　引 言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源已经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的局限实现跨地域运动，并在某一地域集中与聚合形成金融集聚［1］。有研究表明，金融集聚是促进经济增长、驱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它通过“资本溢出效应”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拥挤效应”和“涓流效应”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溢出效应［2］15-16。因而，从溢出视角研究金融集聚问题对加强区域金融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现有文献来看，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西方学者发起。当时，国外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研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大多采用理论研究的方法，建立金融集聚溢出模型；而国内关于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国外学者在理论模型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运用历史数据实证分析金融集聚空间溢出问题。此时，国内学者也开始致力于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探索，但多数学者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思路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验证金融集聚与其他变量间的空间溢出关系。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匀，金融集聚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明确提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不断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以经济发达的地区为核心，发挥金融集聚功能和辐射功能，联结带动周围不同规模等级地区的发展，全面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此背景下，基于溢出视角对“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效应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为此本文按照先理论模型后实证分析的研究思路对“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分析。

1　“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梳理和整合构建

溢出效应最初由Stiglitz［3］基于外部性提出，而真正开始关注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是Krugman［4］，他认为金融资源跨地域运动的特性使金融集聚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此后，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模型化的探索成为研究热点。

金融集聚具有明显的信息溢出和知识溢出［5］988，信息溢出本质上是一种知识溢出［6］，因而国内外学者普遍从“知识溢出”角度展开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重点分析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通过回顾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主要从企业、金融资源空间布局和社会经济效益三个视角展开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

第一，企业视角。基于企业视角研究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学者普遍认为，金融集聚可以通过知识溢出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和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Romer［7］在Arrow［8］“干中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将知识看作是企业投资决策的副产品，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Jaffe［5］984-1001在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地理距离对企业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影响，发现知识溢出具有本地化特征，因而金融机构的地理集群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在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Lo［9］指出知识溢出效应还会受到当地政府经济实力因素的影响，政府经济实力越强，研发支出越多，溢出效果越明显。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国内学者打破传统地理距离对金融产业集聚的限制，根据Teece［10］的知识流动和学习概念模型构建金融产业虚拟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模型［11］411，研究表明企业溢出方和学习方对知识溢出和学习的主观意愿、信任程度以及知识能力是影响溢出效果的主要因素。

第二，金融资源空间布局视角。基于金融资源空间布局视角研究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学者认为，金融资源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或通过产品流动间接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如Kindleberge［12］借用知识溢出模型，发现金融资源的空间布局呈集聚与扩散并存的局面，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集聚区内处于低层次的金融资源会被“挤出”到周边区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提升集聚区对周边地区高端资源的吸引，加速金融集聚。我国学者刘红［2］15-17在LM框架下运用“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理论，假设金融资源在区域间自由流动且在某一区域（核心区）形成金融集聚，此时金融资源的集聚对核心区产生资本溢出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其中资本溢出效应明显，市场拥挤效应加剧本地内部竞争，促使金融资源从核心区流向周边地区，即核心区对周边地区产生溢出效应。随着重庆江北嘴金融核心区的制定实施，张琳莉［13］重点分析了金融集聚的资本溢出效应，结果发现，从长期来看，重庆银行业集聚和保险业集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果，而证券业集聚的溢出效果不明显，甚至存在消极影响，为此重庆市应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加强股市发展力度。

第三，社会经济效益视角。基于社会经济效益视角研究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学者们认为，金融集聚溢出效应会加速本地资本积累，产出增加，同时加速周边地区技术进步，因此金融集聚溢出效应是伴随所有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在对其他模型研究和修改的基础上，Baldwin等［14］引入溢出效应的LS模型，发现金融集聚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效应，具体表现为技术进步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社会闲散资金进行储蓄），并通过投资储蓄的转化效应引导储蓄资金投向高收益领域，最终提高经济体系投资效率。与此不同，王丹等［15］借用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小范围内的知识溢出效应会带动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大范围的地区间溢出会面临双方因知识水平的较大差距而产生的阻塞效应，影响金融集聚溢出水平。除此之外，顾乃华［16］指出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也会产生阻塞效应，阻碍经济发展。

综合上述三个视角关于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并结合“一带一路”客观发展状况，本文整合构建出“一带一路”自有的金融集聚溢出模型（见图1）。图1中“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基于企业层面的主观意愿（包括溢出能力和学习能力）、双方广义距离（包括双方知识差距和地理距离等）、双方信任程度和风险控制尺度；二是基于金融资源空间布局层面，涉及沿线18省份金融资源的初始禀赋和要素跨区域流动情况；三是基于政府层面的支持力度（包括政府实力和地方保护等）；四是金融集聚知识溢出的经济效益，以18省份经济发展状况（人均GDP）作为衡量标准。

图1　“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模型

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学者们纷纷从不同角度构建金融集聚溢出模型。但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发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会受到主体、区位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构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未来应加强对金融集聚溢出模型构建的探索，综合考虑宏观、微观和中观层面因素。

2　“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并总结分析发现，对“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分析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金融集聚程度的测度，二是“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检验。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相关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关于金融集聚程度的测算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

2.1“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程度的测度

对金融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研究可归纳为两个层面，一是依托特定区域，二是依托地理距离，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主要是依托特定区域。依托特定区域的金融集聚水平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主成分分析法（PCA）、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法（HI）、区位基尼系数法（GN）和区位熵系数法（LQ）①区位熵系数是指一个地区内，某一产业占有份额相对于整个经济体中该产业占有份额的比重。一般来讲，区位熵系数大于1就可以认为i产业在j地区存在空间集聚现象，系数越大，集聚程度越高。。其中，丁艺［17］55考虑到金融集聚程度评价体系的复杂性，借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先得出主成分因子，再计算综合主成分值，结果显示上海金融集聚程度最高，海南、青海等地集聚程度最低。尽管主成分分析法满足了指标体系对准确性和降维技术的要求，但当主成分因子有正有负时，综合评价意义不明确。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I指数）和区位基尼系数法（GN）是平方和的累加，不涉及正负问题，因此逐渐被应用到金融集聚水平的测度中［18］。不同的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I指数）是市场份额平方的累加，而区位基尼系数法（GN）将不同地理单元面积差异纳入考虑范围，是某一区域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与金融就业人数占全国金融业就业人数比予以差平方后的累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余泳泽等［19］102采用区位熵法（LQ）对金融集聚程度进行描述。显然区位熵法（LQ指数）不仅能纵向比较沿线省市金融集聚程度的不同，也能横向比较“一带一路”沿线省市不同产业集聚程度的差异，因此在金融集聚水平测度中得到较为广泛地应用。在连续对金融集聚程度测算的基础上，学者们分析比较了“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集聚水平的未来发展趋势，根据豆晓利［20］对近十年18省份①根据2013年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西北地区6省包括新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东北地区3省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西南地区3省包括广西、云南、西藏；东南地区5省包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内陆地区是指重庆市。区位熵系数的测度，将金融集聚发展趋势分为集聚加强、集聚平稳和集聚减弱三个层次（表1）。当前对“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的测度大多建立在行政划分的基础上，但不同行政单元间在地理范围上存在明显差距，如内蒙古等地理范围远远超过甘肃等省份，显然上述方法存在一定不足。对此，国外将依托地理距离的L函数应用到相关研究地测算中，但在国内却没有得到广泛地应用。

表1　“一带一路”省际区域金融集聚趋势

纵观上述关于“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水平测度的研究，学者们采用不同方法对18省市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未来集聚趋势进行预测，但测算结果有所差异。不难发现，“一带一路”沿线省市金融集聚水平存在较大差异，省市地区间存在溢出效应的可能，为下一步省市间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检验奠定了基础。

2.2“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检验为进一步观察“一带一路”沿线区域间金融集聚相近或差异程度，多数学者选择Moran散点图进行局域空间相关性的检验。从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从金融市场、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四个视角来分析金融集聚聚类模式。Moran散点图将各省份的金融集聚划分为四种集聚模式，如果集中分布在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表示正的空间相关性关系，即某区域被另一相近金融集聚程度的区域所包围；如果集中分布在第二象限（LH）和第四象限（HL）表示负的空间相关性关系，即某区域被另一相异金融集聚程度的区域所包围；如果均匀分布在四个象限中，则表明区域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赵轶［21］34-42从金融市场出发，在利用区位熵系数计算18省份金融集聚程度的基础上绘制Moran散点图，其中上海位于第四象限被低集聚省份所包围、内蒙古位于第一象限被高集聚省份所包围。与此不同，张晓燕等［22］125-126、邓向荣等［23］6选取银行业区位熵、证券业区位熵和保险业区位熵作为研究变量，分别测定其空间相关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地区不同金融机构集聚模式不同，具体演变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2003-2011年“一带一路”省际区域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模式［23］8

纵观“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相关性检验的研究，“一带一路”省际区域间存在溢出效应和显著的空间依赖性，未来研究金融集聚与其他变量关系时，不能忽视其空间依赖性，否则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

总的来说，上述关于“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化分析测度了沿线地区金融集聚水平并预测了未来发展趋势，肯定了地区间金融集聚溢出作用的存在，验证了地区间空间“环绕”模型，为“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证据。然而，根据文献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在对金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时不同指标体系的测度结果是不同的，进而间接影响相关性检验结果，最终影响空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

3　“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空间溢出效应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础［24］，是单个空间单元某个变量变动对其他空间单元影响的度量［25］。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在金融集聚水平的测算和相关性检验不断完善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一带一路”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日渐完善。

国外学者普遍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金融集聚空间溢出的经济效应，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空间模型的选择；二是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在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过程中，线性模型和马尔科夫链卡罗模型（MC3）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线性模型包括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Paelinck等［26］认为，空间自回归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但空间自回归模型存在只讨论“相邻”单元间因变量空间溢出现象的缺点，空间误差模型存在只引入自变量空间滞后性的不足，而金融集聚空间溢出问题的研究要兼顾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滞后性，因此只有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杜宾滞后模型才是值得考虑的模型。Madigan等［27］提出建立的MC3模型尽管克服了遗漏变量增加偏误和增加无关变量降低精确度的问题，但因忽略内部空间权重矩阵的差异问题而没有被广泛应用。因此，空间杜宾模型（SDM）在区域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在参数估计阶段，很多学者通常将空间自回归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作为空间溢出效应的参数估计，当空间溢出系数为正时，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反之亦然；当溢出系数越大时，表明空间溢出效果更明显，反之亦然。而Lesage［28］132-135认为这种衡量办法与实际溢出水平间是存在差异的，主张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参数估计，将空间滞后变量的参数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部分，其中间接效应就是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Elhorst等［29］构建偏导数矩阵，采用贝叶斯方法对空间面板模型进行估计，减少误判，这都与空间杜宾模型（SDM）的研究思想不谋而合。

近年来，国内学者顺延国外的研究思路，开始探索空间计量经济学在“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中的应用，概括来说，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模型的选择和空间权重矩阵的设置两方面。丁艺［17］110-123在LS模型框架下，借用脉冲响应检验分析上海对周边地区的金融集聚辐射作用，发现上海市金融集聚程度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并不明显。与此不同，更多学者对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则是建立在空间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如张晓燕等［22］125-128借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滞后模型（SLM）证明省域间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然而模型中忽略了变量滞后性的特征，因此实证结果有待进一步完善。李林等［30］引入滞后项建立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分别检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金融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作用，但并未涉及空间固定效应。紧接着，赵轶［21］49-51沿用上述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固定效应，从溢出大小来看，上海空间溢出系数最大，浙江次之，辽宁再次，其他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或存在负向溢出；从溢出趋势来看，内蒙古、浙江、辽宁、福建、广东、海南、重庆等溢出效应逐渐减弱，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性。但根据Lesage［28］140的观点，在空间计量模型中只有当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系数为零时，才能直接使用回归方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解释空间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大小，显然分析结果有失偏颇。与此截然不同，张帆［11］409-416从互联网金融的视角，打破常规地理距离对溢出效应的限制，构建金融产业虚拟集群知识溢出效应模型，动态分析了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对未来“一带一路”金融集聚虚拟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意义。

历经地理邻接权重矩阵、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空间权重的设定更加趋于合理化。张晓燕等［22］124采用0-1空间权重矩阵分析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遗憾的是，邻接权重矩阵假设只有地理位置相邻时才存在影响，这与“一带一路”沿线省市的空间分布不相符，因此实证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而余泳泽等［19］100-101的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很好地克服了邻接权重矩阵的这一缺陷，认为距离远近会影响溢出效果。同时，张浩然［31］对地理权重矩阵设置三种不同的距离阀值，再次验证金融集聚的空间溢出水平随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尽管地理权重矩阵很好地克服了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不合理之处，但在考虑经济因素后就不尽然，因此基于地理权重矩阵的实证结论也存在一定误差。余泳泽等［32］认识到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空间权重的弊端后，采用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权重矩阵，从多个角度考察空间溢出问题，被众多学者认同。

通过文献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从空间维度考察金融集聚溢出问题，并在模型的选取、权重的设定和参数估计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建议。但我国相关研究过分偏重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果，忽略了对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内在机制的研究。此外，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评价大都停留在溢出方向和程度两个层面，对溢出大小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深。

4　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纵观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对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科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而言，一是缺乏一般化的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模型；二是未能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指标体系用于金融集聚程度的测度；三是缺乏对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机制的模型化解读。针对已有研究成果体现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未来对“一带一路”区域金融集聚空间溢出问题的研究可以围绕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夯实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理论基础，构建“一带一路”自有的金融集聚溢出模型。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脱离理论，理论是分析一切问题的基础。总的来说，我国对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模型建立不是很完善。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知识溢出和外部性概念的模糊划分，溢出效应只是造成外部性的一个方面；二是研究视角单一化，不具综合性，溢出效应和众多因素相关，不能孤立分析问题。所以在未来关于“一带一路”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研究上，首先将外部性和溢出效应隔离，建立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一般化模型，然后将自然禀赋、参与主体、客观现实等多因素融入一般性金融集聚溢出模型，并在一般性金融集聚溢出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整合构建“一带一路”自有的金融集聚溢出模型。

第二，构建一个更为科学、系统、全面的金融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实证分析的基础，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测性、准确性和比较性。金融集聚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综合性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涉及金融规模、外部环境和经济发展等指标，还应包含金融持续力和区位力等方面的内容。未来指标体系的构建应在传统指标体系（金融发展指标、金融人才指标、金融市场指标等）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发展指标（如投资比率、经济自由度等）、政治发展指标（企业和个人税制、社会治安状况等）和城市发展指标（区位条件、每百人互联网用户等），构造综合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金融集聚变量。

第三，对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机制的再认识。现有研究在知识溢出模型的基础上对企业间、区域内、区域间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客观存在等问题上已基本达成一致观点，但对空间溢出效应是如何实现的问题还没有给出统一答复。未来我们可以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如贝叶斯等级泊松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将其试用于金融集聚空间溢出机制的研究，通过对其模型化解读阐述金融集聚空间溢出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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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terature Review on“Belt and Road Initiative”Regional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Effect

SHEN Li，SHAO Shucan
（School of Finance，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Jinan 250014，China）

Since China proposed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in 2013，how to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financial support has been an issue highly concerned at home and abroad.Now that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in the areas along the"Belt and Road"are unevenly distributed with a great difference in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degree，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effec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Belt and Road"areas.With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effect as the theme and by sorting out the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models from different angles，this paper constructs a new"Belt and Road"financial agglomeration spillover model，summarizes the studies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along the"Belt and Road"，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 defects of the present study and the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financial agglomeration；spillover effect

F221

A

2095-929X（2016）05-0028-08

（责任编辑 时明芝）

2016-05-31

山东省高等学校协同创新计划重点项目“山东省区域金融差异的动态演进及对策研究”（14xtzd02）。

沈丽，女，山东莱州人，经济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Email：scshenli@ 126.com；邵淑灿，女，山东济宁人，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